 黄任老是黄炎培的尊称（字任之），他是中国近现代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也是中国民主同盟主要发起人之一。他和毛泽东的“窑洞对”是现代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次对话。 1945年7月4日，国民政府参政员黄炎培访问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延安窑洞对话”。黄炎培坦诚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主席对他说：“我们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大朝廷几十个，小朝廷几百个，长的几百年，短的几十年甚至几年，不管名号如何不同，走过的道路和最后的结果都一样，即是由盛而衰而亡，换一个再由盛而衰而亡，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新朝奠基，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又是定国都，又是改年号，准备好好干江山永固。可是总是事与愿违。时间一长，逐渐懈怠了，最后土地集中，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推倒重来，结果还是走老路。从周秦以降，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没有一个朝代能跳出这历史周期律的支配，都是在周而复始的怪圈里打滚。一言以蔽之就叫“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黄炎培先生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即共产党人怎样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 1945年日本投降在即，中国何去何从，是民主人士深为忧虑的问题。黄炎培先生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解决国共问题，只有四种方式：第一，国消灭共。第二，共消灭国。第三，国共分治。第四，国共合作。再不会有第五种方式。”他认为第一第二种不可能实现，分治则成不了统一国家，只有合作的方式才能解决国共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来到延安，想了解中共的真实想法以及治国理念。 在延安看到的新气象和毛泽东的一席话让他备受鼓舞。他后来写道:“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毛泽东熟谙历史，知道封建王朝跳不出历史周期，是因为统治集团最后走到人民的反面，不管是农民起义推翻的，还是诸侯节度使篡夺的，总归是失去民心，载舟之水，变成覆舟之浪。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永葆为人民服务的本色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毛泽东回答黄炎培的新路。 1949年初，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提醒党内同志要“力戒骄傲”，在从西柏坡赴北平的车上，毛泽东还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赴京赶考去。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开国大典上，面对欢呼的人群，毛泽东的回应只有四个字：人民万岁！ 人民是谁？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有名有姓的你我他。《中庸》有云：“君子致广大而尽精微”，人民是一个宏观的概括，又是一个个细微的个体。新中国成立后，全国3亿多农民无偿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不必每年再向地主缴纳约3000万吨以上粮食的地租；工人成为工厂的主人，有史以来，他们第一次当家做主。他们对共产党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这就是共产党的政治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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