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萍 现代社会政治哲学2021-12-31 06:00摘要：财产关系是贯穿马克思考察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长达四十余年历程的核心议题之一。但发现这个问题不是他的贡献，他更注重的则是把握和理解这一现代社会“斯芬克斯之谜”的思路和方法。《神圣家族》的思考表明：蒲鲁东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有突破，但局限性仍然存在；而以埃德加尔·鲍威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由于思维方式的错位对此几乎毫无贡献；而马克思在二者基础上较为清晰地阐明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点和思路。尽管较之于后来的《资本论》这种讨论还是初步的、属于起始点上的，但是从中所昭示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特征却是不应被忽略的。 关键词：财产关系；蒲鲁东；思辨哲学；马克思 在马克思长达四十余年对现代社会的考察和批判中，财产关系是贯穿其间的核心议题之一。早在介入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前的“《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的著述（尤其是《克罗茨纳赫笔记》）中，他就明确地意识到了财产关系是理解现代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此后在“巴黎手稿”中，他强调私有财产关系是国民经济学一切论述的前提，且首次通过大量篇幅专门对私有财产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但随着思考的进一步深入，马克思发现，关注和考察财产关系固然是理解现代社会的必要条件，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关注才是问题之关键。换言之，解开这一现代社会的“斯芬克斯之谜”，必须对把握和理解财产关系的方法加以讨论。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并不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写作时才进行这样的讨论的。事实上，从一向不被研究者重视的《神圣家族》开始，马克思就借助蒲鲁东当时颇为轰动的著作《什么是财产？》以及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埃德加尔·鲍威尔发表在1844年第5期《文学总汇报》上的对此发难的文章《蒲鲁东》，以第三者的立场较为清晰地阐明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点和思路。尽管较之于后来的《资本论》，这种讨论还是初步的、属于起始点上的，但是其中所昭示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特征却是不应被忽略的。基于这些考量，本文拟对此做出新的挖掘、解读和分析。 “在论战中鲜明地表达自己肯定的观点”是马克思《神圣家族》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无论是阐发自己的观点，还是对论敌观点和思想的分析与批判，马克思都首先遵循一个原则，即“对任何科学的最初的批判都必然要拘泥于这个批判所反对的科学本身的种种前提”[1]。也就是说，关于对象的任何评论必须严格根据对象本身所涉及的议题、内容和前提来进行，这是探究问题、撰写著述的通行规则。所以，马克思认为，要想批判蒲鲁东，就要充分了解蒲鲁东在国民经济学批判方面所做的工作，包括其著作中所涉及的重农学派对重商主义学说的批判、亚当·斯密对重农学派的批判、李嘉图对亚当·斯密的批判以及傅立叶和圣西门的著作等等，这是保证评论客观、中肯的必要条件，也是探究财产关系必须注意的方法论原则。 从这个原则出发，马克思指出，埃德加尔·鲍威尔的《蒲鲁东》一文脱离了具体的国民经济学议题，也根本没有了解蒲鲁东著作的特点及其理论意义，而是通过“赋予特征的翻译”[2]和“批判性的评注”[3]两种手段来责难蒲鲁东，致使这种批判没有进入内部，没有涉及原本丰富的内容、深刻的社会性质和意义，从而曲解了蒲鲁东对财产关系所做的界定和分析，这样也就不能如其所自诩的那样真正使这一问题获得正确的理解和解决，更无法超越蒲鲁东。 那么原因何在呢？在对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做了认真的研读和深入细致的思考[4]之后，马克思指出，这部书在国民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这部书中，蒲鲁东对私有财产进行了“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无所顾忌的和科学的”批判的考察，如此的考察“第一次使国民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5]。从这个意义上讲，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之于现代国民经济学的价值，堪与西哀士的《什么是第三等级？》之于现代政治学的价值相媲美。其次，这部书“不是以限于局部的方式把私有财产的这种或那种形式描述为国民经济关系的扭曲者，而是以总括全局的方式把私有财产本身描述为国民经济关系的扭曲者”[6]。质言之，即它从总体上揭露了财产关系本身的非人性质，从而结束了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关系当作合乎人性的和合理的关系，却无法摆脱这种理论假设同作为经济学基本前提的私有财产之间总是相互矛盾的尴尬局面，并对国民经济学的既有理念和体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构。 蒲鲁东之前的国民经济学家总是把私有财产关系当作合乎人性和理性的关系，然而，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具体研究中，他们往往都明显地意识到，其学说和观点总是与作为经济学基本前提的私有财产发生着冲突和矛盾。比如，工资作为与消耗在产品上的劳动相称的份额，好像与资本的利润彼此共处于最友好、互惠而合乎人性的关系中，但后来却发现，二者实际上却是最敌对、相反的关系；工资的数额也是一样，乍看起来，它是由工人和资本家自由协商来确定的，但仔细思考就会明白，工人只是被迫同意资本家所规定的工资，而资本家则是“被迫”把工资压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强制”代替了立约双方的自由，受资本家操控和受资本操控，双方都是不自由的；价值起初是由物品的生产费用和社会效用来确定的，这似乎是合理的，但后来却发现，价值纯粹是偶然确定的，无论与生产费用还是社会效用都没有任何关系；举凡商业和其他经济关系方面的情形都是如此。 看到这些矛盾，国民经济学家呢？他们揭露矛盾的主要方式是攻击私有财产的某些个别形式和具体表现，而不是针对私有财产的全部、私有财产的本身，他们把这些个别形式和具体表现斥责为本来合理的工资、价值、商业的伪造者和经济秩序的破坏者。比如，亚当·斯密攻击某些资本家，特拉西攻击个别银行家，西斯蒙第攻击某个工厂制度，李嘉图攻击土地所有制，而几乎所有近代的经济学家都攻击非产业资本家，即仅仅作为消费者来体现私有财产的资本家。 检视这些矛盾以及国民经济学家为此而进行的思想斗争，马克思认为，症结在于，他们总是按“人”的方式来解释经济理论，而忽略的正是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前提——私有财产关系的非人性。这与神学家以宗教的超人性为基本前提而又经常按“人”的方式来解释宗教观念的做法如出一辙：就像神学家总在宣扬其宗教观“以人为本”一样，经济学家们也总要格外维护经济关系上的合乎人性的外观；相应地，如同神学家在宗教观念与宗教实践中不免经常陷入窘境，国民经济学家也总是不自觉地在经济理论与经济行为的矛盾中徘徊不已。当国民经济学家企图按照人的方式来解释经济关系时，却总是发现，现实的经济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恰恰是同人性有区别的。这种矛盾及由此而形成的困惑始终伴随着他们，使其在推进理论的道路上踉跄而行。 蒲鲁东则从一般权利的观点考察了私有财产关系。他认真地审视了经济关系的合乎人性的外观，揭示出了其违反人性的现实，在这两者鲜明的对照中，他祛除了笼罩在国民经济关系上的人性的假象，而确定了国民经济关系的非人性的现实。这样，蒲鲁东就终结了存在于国民经济学家中的矛盾与窘迫的状态，对国民经济学的既有理念和体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构。 当然，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蒲鲁东派”。他后来在称赞蒲鲁东这部著作“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的同时，又指出一个似乎与以上分析不一致的判断：“在严格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7]。那么何以如此呢？这恰是他对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国民经济学的蒲鲁东所达到的程度的不满。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只是从一般权利的视角考察了私有财产，而没有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即把私有财产作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来进行分析。比如，他还没有像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那样，把私有财产的各种形式，如工资、商业、价值、价格、货币等等，看作私有财产的形式，从而通过这些形式的社会表现来批判私有财产；而是用这些国民经济学的前提来反驳国民经济学家。这样一来，纵然他看到了私有财产本身与国民经济关系的扭曲关系，纵然他揭露了私有财产关系本身的非人性，但他终究还是未能彻底摆脱国民经济学的藩篱和视界，超越国民经济学。 下面我们来看埃德加尔·鲍威尔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路。《蒲鲁东》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我对蒲鲁东的观点的阐述，从评定他的著作《什么是财产？》开始”[8]。显然，鲍威尔是在宣称，他要说明蒲鲁东《什么是财产？》这部著作的观点及其特征。然而，通篇来看，《蒲鲁东》一文压根没有涉及经济学的问题，更没有理解蒲鲁东的著作及其观点对于国民经济学的意义，即把私有财产的实质看作对国民经济学至为关键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经济学的理论无关紧要，蒲鲁东对国民经济学批判也不是批判的重点，他所感兴趣的无非是观念而不是现实。那么，蒲鲁东将私有财产这个概念突出出来，作为建构现代国民经济学和法学的瓶颈问题，当然是正中鲍威尔下怀的。事实上，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蒲鲁东的贡献是有限度的，他虽然探讨了私有财产的实质，但却没能彻底超越国民经济学而有新的发现，他所起的作用不过是泄露了思辨哲学所讳莫如深的秘密罢了。诚如鲍威尔所说：“蒲鲁东发现了某种绝对者，发现了历史的永恒基础，发现了为人类指引方向的神，它就是公平。”[9]在这里，他所指的公平不是公平的现实，而仅仅是公平的观念。 马克思认为，蒲鲁东之所以被思辨哲学所利用，或者说为思辨哲学宣扬的观念主宰一切的观点提供便利，是因为身为法国人的蒲鲁东在1840年写作的时候，其思想并没有达到1844年德国思想发展的水准。纵然他和许多法国作家的观点相对立，但由于他们共同的局限而没有达到对国民经济学实践的批判，因此，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为思辨哲学提供了方便，使后者可以笼统地说明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的共同特征。其实，只要严格遵循蒲鲁东自己所提出的观点，即公平通过对自身的否定而得以实现，就足可以走出历史上的这个“绝对者”的观念；但蒲鲁东本人却没有得出这样彻底的结论，那么，这只能说他终究还是一个“观念论者”。 这样一来，以批判神学见长的思辨哲学就把蒲鲁东也视为神学的对象了，以他相信公平、提出历史上的绝对者为契机，在“宗教观念”上大做文章。埃德加尔·鲍威尔说：“每一种宗教观念的特点都是把这样一种情况奉为信条：两个对立面中最后总有一个要成为胜利的和唯一真实的。”[10]鲍威尔进而还离开讨论的对象和话题，把“批判”和“群众”设定成两个对立面，并规定思辨哲学的“批判”要作为唯一的真理战胜“群众”。以这样的标准来检视蒲鲁东，他把公平当作绝对者，奉为历史上的神，这显然与思辨哲学是相违背的，于是，他就犯下了更不公平的过错。因为公平的批判已经非常明确地为自己保留了这个“绝对者”、这个历史上的“神”的地位。 由此观之，埃德加尔·鲍威尔对蒲鲁东的批判一方面因缺乏学科的根基而没有可靠性，另一方面不过是他借对蒲鲁东的著作及其议题的分析进一步阐发其观念至上论，所以，也谈不上对现代财产关系为什么会成为理解现代社会的“斯芬克斯之谜”这个难题有任何实质性的贡献。 为了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更深入，从而有利于自己以后正面观点的表达，马克思接下来针对埃德加尔·鲍威尔的一段话做了重点分析。鲍威尔断言：“贫困、贫穷的事实使蒲鲁东片面地进行了一些思考；他认为这个事实是同平等和公平相抵触的；这个事实使他有了自己的武器。于是，对于他，这个事实就成了绝对的、合理的，而财产存在的事实则成为不合理的了。”[11]蒲鲁东确认了贫困现象在社会中的真实存在，并从公平观念出发来检视贫困的社会现实。他发现，贫困的事实是与公平理念相抵触的，这说明贫困与私有财产就成了互不相融的两种存在。而鲍威尔却认为，蒲鲁东的这种理解是不合理的，而应该把贫穷和私有财产这两个事实合而为一，这样才能认清二者的内在联系，“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并且根据这个整体本身探询其存在的前提”[12]。 在马克思看来，埃德加尔·鲍威尔对蒲鲁东的批判没有抓住要害，从而不能准确地理解蒲鲁东的基本思路及其积极意义。他认为，国民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没有对私有财产这个历史现象做出论证，没有认识到私有财产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复杂关系，却先入为主地断定私有财产的运动会给人民带来财富。事实上，这不但在理论上存在着以诡辩代替逻辑的错误，就后果而言，还是替私有财产做辩护。蒲鲁东的积极意义正在于，他率先从充满矛盾的私有财产本质表现得最触目、最突出、最令人激愤的事实出发，即从贫穷困苦的事实出发，质疑了国民经济学关于私有财产存在的必然性和合乎人性的前提，最终得出了否定私有财产的结论。 由此来看，埃德加尔·鲍威尔的批判不足以否定蒲鲁东的理论贡献，相反，倒是暴露了思辨哲学的局限性：不了解、也不顾社会现实存在的财产和贫穷的事实，而是一味地以自己的想像来反驳蒲鲁东所表明的真实的事情。其实，蒲鲁东强调贫困的事实与公平理念之间的矛盾，只是就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与割裂而言的，他并没有否认贫穷和财产这两个事实之间存在着的内在联系。相反，合理的逻辑在于，正是着眼于这种内在联系的存在，着眼于私有财产与贫困之间的因果联系，他才要求废除私有财产，以便消灭贫困。不仅如此，在这个前提下，蒲鲁东还详尽地描述了资本的运动怎样造成贫困的过程。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鲍威尔的做法，他将贫穷和富有看成一个整体，目的不是去探讨贫困与财产之间的关系，不是去挖掘贫困的社会根源，却是“向这个整体本身探询其存在的前提”。换言之，贫困与私有财产的一体性，并不是鲍威尔发现的，因为思辨哲学从来不屑于做这类琐碎的事情；而是他预先“设定”的，因为从臆想出发回到臆想本身，是思辨哲学一贯的思路，它先设定了这个“整体本身”，而这种设定本身就是这个整体存在的前提。所谓的“探询”只不过是思维的又一个自我循环和游戏罢了。 也就是说，埃德加尔·鲍威尔思考和讨论的对象已经不是蒲鲁东所指的贫困和私有财产，也不是它们二者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而是他自己作为思辨哲学家所创设出来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对象。更确切地说，他的思辨活动是在他自称正在研究的那个对象之外的。如果说蒲鲁东是基于现实当中贫困与私有财产的对立来探讨问题的话，那么，思辨哲学则把这种对立转化成了基于事实的批判和纯粹思辨的批判两个方面的对立。现实当中的对立在鲍威尔的批判中悄然隐退，取而代之的只有两种思维的对立。 马克思还从思维方式上深刻地揭示了思辨哲学企图通过思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特征。 埃德加尔·鲍威尔对蒲鲁东著述的解读自然是以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为依据的，在指认蒲鲁东此书是其本人自我意识的体现的前提下，他把贫困和富有看成是一个整体———绝对观念的体现，并宣告自己是历史的唯一创造因素，历史上的各种对立从绝对观念里产生，消灭这些对立的行动也从绝对观念里产生。除了思辨哲学，任何对有产和无产的实证分析都是对它们的亵渎。如此一来，有产和无产就被当作了批判的思辨的两个对立面而受到了形而上学式的尊崇。 埃德加尔·鲍威尔认为，蒲鲁东因强调贫困的事实更胜于私有财产，所以更加关注的是受压迫的穷人、“无产者”，并且自谓自己必须要为他们而写作。在鲍威尔看来，以这样一种方式理解世界，蒲鲁东就把人类社会的一个方面（贫困）绝对化了，并且把它变得具有支配性的意义。正因为要与蒲鲁东相区别，鲍威尔就必须把关于社会的诸多概念视为主导性的，从这些概念开始演绎和解释社会。他认为，当语言所表达的思想领域被穷尽的时候，语言自然就会死亡。所以，在时下社会中，也就只有自由、平等之类的概念存在了。 在剖析了思辨哲学在财产问题上的症结后，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贫困和财产无疑是两种对立的东西，批判把这两种东西合成一个整体，也未尝不可。问题在于，“整个对立无非是对立的两个方面的运动，整体存在的前提正是包含在这两个方面的本性中”[13]，因此，应该像蒲鲁东那样去研究形成整体的现实的运动，即资本的运动怎样造成贫困，才是思考和解决财产关系及其相关问题的应有思路。 首先，马克思分析了贫困和财产在矛盾共同体中所处的地位。在私有制社会，贫困和私有财产是两种现实存在的形态，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矛盾的整体。那么，在这个矛盾共同体中，它们各自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对于私有财产来说，它是“得到自我满足的私有财产”，也就是说，它作为财富，不得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同时也必须保持自己的对立面——贫困的存在，这是矛盾的肯定方面。而对于贫困来讲，它作为不合理的现实必然会被消灭，相应地，使贫困成为现实的对立面——财产也会被消灭，这是矛盾的否定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私有财产是矛盾统一体内部的不安定因子，是已被瓦解并且正在瓦解着自身的私有财产。 其次，马克思揭示了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在矛盾体中的不同作用。在私有财产的世界里，贫困与财产的对立反映在社会群体上就是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的对立。那么，有有产阶级的存在就必然会有无产阶级的存在，而无产阶级要消灭自身，就不得不消灭有产阶级。不管是作为有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就人的本质来说，都是人的自我异化。所不同之处是矛盾双方在这种异化中不一样的境遇以及由不同的境遇所引发的不同的生活感受。有产阶级因为拥有财产，所以感到自己是幸福的、被肯定的，因而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存在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则因为一无所有，感到自己是悲惨的、被藐视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现实。在这样的境遇中，无产阶级必然会产生如黑格尔所说的“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被唾弃的状况的愤慨”，这是由无产阶级作为人的本性与它所遭遇的被决然否定的生活状况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 所以，虽然是一个整体当中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但二者的地位、倾向、生活目标又是完全不同的：有产阶级是保守的方面，无产阶级是破坏的方面；有产阶级意在保持相互对立，无产阶级则倾向于去消灭这种对立。因此，当私有财产的发展致使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也就是当无产阶级充分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再也无法忍受的贫困，当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非人化到不得不自己消灭自己的时候，它便会成为在私有财产运动中唯一的能推动其走向瓦解的力量。可以说，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个使命是由无产阶级作为雇佣劳动者为别人生产财富、而为自己生产贫困的必然性所决定的，也是由有产阶级因为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而且，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作为对立的双方只能是共生共灭的，即在无产阶级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之后，唯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财产都趋于消灭。 再次，马克思还阐明了无产阶级如何在实际斗争中发挥作用。被剥夺了一切属于人的东西甚至是属于人的东西的外观的无产阶级，其社会生活达到了非人性的顶点。他们唯一拥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摆脱的贫困。极端的贫困生活的逼迫和由此被激起的愤怒，加之在理论上逐渐形成的自觉意识，使得他们会起来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去解放自己。 无产阶级意识到，要想自己解放自己，就必须消灭它自己本身的生活条件，而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又是由整个现代社会的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私有财产的统治，才是造成现代社会生活整体的异化、形成无产阶级赖以生存的、达到违反人性顶点的一切生活条件的根源。所以，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消灭造成现代社会的非人化生活的基础，即私有财产。 正是在经受了那种严酷到极点、使人备受折磨的异化劳动之后，无产者才逐渐意识到自己解放自己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也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目标。可以说，无产阶级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14]。马克思特别指出，在当时，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努力使这种意识更加明确起来。当然，这个目标也绝不是暂时的，只要社会上存在私有财产的统治，就会有无产阶级的存在，无产阶级也就会产生解放自己的需求、目标。 马克思还重新回到蒲鲁东和埃德加尔·鲍威尔的语境，借助蒲鲁东关于贫困与财产矛盾的思考和埃德加尔·鲍威尔对这个问题的批判，明确阐述了分析这些问题的思路。他认为，贫困与财产的对立不能仅仅归结为一个抽象的整体，“整体”的对立两方面的本性就是其现实性，“整体”的存在首先是贫困与财产这些现实的对立的存在，二者之间的对立是由私有财产世界产生的，这个世界也是现实的世界。从这一点上看，马克思与蒲鲁东有一致性。但他在认同蒲鲁东从现实出发分析问题的做法的同时，又进一步阐述了私有财产运动的客观规律性，指出为事物的本性所决定的私有财产的发展将会产生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有产阶级被消灭以及私有财产本身被瓦解的必然性。 可以看出，这里马克思用非人性来刻画私有财产、用人的异化来揭示“整体”中对立的两方面——贫困和富有以及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生存状况与社会处境，是他在“巴黎手稿”集中论述异化问题后思想上的又一次提升。“巴黎手稿”中的马克思，还是在抽象的概念体系中分析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这一文本所着重论述的异化劳动也更多地带有抽象的性质。但在《神圣家族》中，异化劳动已经具有了很多现实的内容。比如，马克思用私有财产统治下的雇佣劳动来解释无产阶级生存条件之恶劣的原因，用理论上的自觉意识和由绝对贫困而引发的对自己生存状况的愤慨二者的结合来揭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的现实基础。这样《神圣家族》就成了马克思的异化思想由“巴黎手稿”走向《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资本论》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页。 [2]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是用法文发表的，埃德加尔·鲍威尔则是用德文来表述其观点的，他利用两种文字的差异做了很多带有自己特点的译介，马克思称之为“赋予特征的翻译”。 [3]埃德加尔·鲍威尔在对蒲鲁东《什么是财产？》中的观点进行阐述和解释时往往不完整地叙述清楚就进行否定性评论，马克思称之为“批判性的评注”。 [4]马克思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先后6次提及蒲鲁东。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56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57页。 [7]马克思致约·巴·施韦泽的信（1865年1月24日），参见《马克斯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7页。 [8]Edgar Bauer,"Proundhan",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Charlottenburg, April, 1844, H.5. [9]Edgar Bauer,"Proundhan",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Charlottenburg, April, 1844, H.5. [10]Edgar Bauer,"Proundhan",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Charlottenburg, April, 1844, H.5. [11]Edgar Bauer,"Proundhan",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Charlottenburg, April, 1844, H.5. [12]Edgar Bauer,"Proundhan",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Charlottenburg, April, 1844, H.5. [13]《马克斯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0页。 [14]《马克斯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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