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毅然率团访华，开启了中日友好新篇章。9月28日下午，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中日政府首脑举行第四次正式谈判。谈判的焦点是：双方以何种方式结束日台关系，以及日台断交后双方非官方的经贸往来等问题。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表示：日方将以对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声明日本政府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周恩来总理对田中首相说：“……这证明你们这次来是守信义的，这是我们两国和平友好交往的良好开端。”周总理又说：“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跟外国交往，一向是守信义的。中国有句古话说：'言必信，行必果。’你们这次来，表现了这个精神。”说完，周总理当场将“言必信，行必果”六个字写出来交给田中。田中也将日本旧宪法上一句“信为万事之本”的话写成汉字交给周总理。1972年9月29日，两国政府发表《中日联合声明》，标志着两国之间自甲午战争以来不正常状态的结束，从而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本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却在日本国内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说是日本首相遭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戏弄。对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日本新闻媒体也进行了盛大宣传。周总理写给田中首相的那句“言必信，行必果”也被广为传播。有“昭和哲人”之称的日本汉学家安冈正笃感叹日本首相无知，竟然遭到中国领导人的戏弄。安冈正笃提醒日本政府“言必信，行必果”一语，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三》。他解释说：这段话记载了孔子与弟子子贡关于“士”的标准的讨论。孔子认为，士分三等：行能有耻，出使四方能不辱君命，为一等之士；宗族称他孝顺，乡里称他敬爱兄长，为二等之士；出一言必信，做一事必果，不知变通，固执得像石头一样，那是一根筋的小人，勉强能算得上三等之士。《论语》的原文是：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 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 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 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在安冈正笃看来，“言必信行必果”是指“硁硁然小人”，中国领导人是在借用《论语》嘲笑日本首相为“小人”，属下三流人物。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著名儒学专家宇野精一则表示，如果他跟随日本代表团参加这次谈判，他会让田中首相次日以“言忠信，行笃敬”一语回赠中国领导人。这“言忠信，行笃敬”一语，也是孔子的话，出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似乎只是日本汉学界单方面的愤怒，并没有传达到中国。据说后来日本首相小渊惠三访华时，朱镕基总理所赠题词也是“言必信，行必果”。那么问题来了，用“言必信，行必果”一语赠送日方领导人，究竟是中方在故意嘲弄对方呢？还是日方对《论语》的理解有误？数十年后，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日本汉学家对《论语》的理解无误，但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理解存在偏差。梳理一下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大体包括以下几点。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儒家士大夫对“言必信，行必果”长期的贬抑，也有墨家侠士持续不断地对“言必信，行必果”精神的激扬。贬抑一方，除了孔子，还有孟子，《孟子·离娄下》篇记载孟子的话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也就是说，为了维护“义”，可以撒谎、可以说而不做。褒扬一方，如《墨子·兼爱下》篇说：“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墨子·修身》篇也说：“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家是一个颇有侠义精神的学派，这个学派对侠士的基本要求，就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另外，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也曾由衷地称赞游侠的品德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晚清以来，墨学复兴。严复、梁启超等都曾称颂“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与品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都曾极力鼓吹墨学的现代意义。早年一度信奉墨家学说的毛泽东，在1936年发表的《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一文中，这样写道：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十五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全国人民信任共产党的言行，实高于信任国内任何党派的言行。 有回忆文章说1972年周总理送给田中首相的“言必信，行必果”的古语其实也是毛泽东说的，更可以证明它并非出自《论语》，而是出自《墨子》。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其层级性和多样性。日本及国外汉学家往往只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上层文化的泛儒特色，容易忽视以墨侠精神为代表的下层文化、民间文化的存在，所以才造成了一些理解上的偏差。以上就是中国学者对于“言必信，行必果”在中日间引起的一场风波的看法。
资料来源：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2、曲阜师范大学陈东《“言必信，行必果”与中日邦交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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