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塞

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

开天辟地之后人类诞生。在这个时候，人们知道自己的母亲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他们处世的原则是爱亲人喜欢私利。爱亲人，就会区别亲疏，喜欢谋求私利，就会心存邪恶。人多又区别亲疏，心存邪恶，人类就会混乱。这个时期百姓都想制服对方竭力争夺财物。制服对方就会发生的争斗，争夺财物就发生纠纷，发生纠纷又没有一个公正的标准，所以人人都不会顺心，因此贤能的人制定了公正的标准，推行无私原则，因此人们喜欢仁爱。这个时候，只爱亲人的思想被废除了，崇尚贤能的思想确立了。凡是仁爱的人，都把爱护别人、利他当作原则，贤能的人把举贤当作原则。人口众多，而没有制度，长期把举贤作为治理准则，就会混乱。所以圣人顺应发展形势，制定了土地、财货、男女等的归属原则。名分确定了没有制度，不行，因此设立法令；法令确立而没有人管理，不行，因此设立了官职；官吏设立而没有人统一领导不行，所以设立君主。因此崇尚贤德的思想被废除，尊重显贵的思想确立了。如此看来，上古时代人们爱亲人而喜欢私利，中古时代人们推崇贤能而喜欢仁爱，近世人们尊重权贵、官吏。崇尚贤德的人，遵循的原则是推举贤人，可是确立君主的地位后，崇尚贤能的准则就没有用了。亲近亲人，是以自私自利为原则，而确立公正标准后，自私自利的原则就没用了。这三个时代，不是做的事互相违背，而是遵循的原则出现问题，人们重视的东西改变了，社会形势变了，处世的标准也就不一样了。

故曰：王道有绳。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故曰：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而服。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故以知王天下者并刑，以力征诸侯者退德。

所以说：统治天下是有准则的。国君统治天下是一种途径，大臣辅助国君治理天下又是另一种途径，他们的途径不同，所遵行的准则却一样。所以说百姓愚笨，凭借智慧就能称王天下；世人聪明，凭借实力就可称王天下。百姓愚笨，力量有余而智慧不足；世人聪明，就智巧有余而力量不足。人的本性：不懂就会学习，力量用尽了就会顺服。所以神农教会百姓农耕而称王天下，因为百姓要学习他的智慧；商汤和周武王强大征服诸侯，这是顺服他的实力。百姓愚笨，没有知识就要请教；世人聪明，当用尽力量时就会顺服。所以靠智慧称王天下的就会摒除刑罚，用实力来征服诸侯的就不用德政。

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时，而下不修汤武。汤武之道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废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听也，今日愿启之以效。

圣人不效法古代，也不遵循现状。效法古代就会落后于时代，遵循现状就会被社会形势限制。周代不效法商代，夏代不效法虞舜时代。三代社会形势不同，却都能够称王天下。所以建立王业有一定的方法，而守业的办法却不相同。周武王靠叛逆的方法夺取天下，却又推崇顺从国君，用武力夺取天下，又崇尚谦让；靠武力夺取天下，靠礼制守业。现在强国致力兼并别国，弱国则尽力防守，远不及虞、夏时代，近又不遵循商汤、周武王的治国原则。商汤、周武王的治国方法被堵塞，所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打仗的，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防守的。商汤、周武王的治国方法被塞堵很久了，现在的国君没有谁能开启这些方法，因此，没有出现第四个像夏、商、周三代那样的朝代。不是英明的国君就听不进去我的这番话，今天我会用实际效果来说明这个道理。

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二者名贸实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何以知其然也？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吾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

古代的百姓朴实又宽厚，现在的百姓智巧而虚伪。所以在古代有效的方法，是以道德教化为首位的德治；现在治理国家有效的方法，是把刑罚放在首位使用法治。这是世俗之人不能理解的。现在所说的“义”，就是确立百姓所喜好的，废除百姓所厌恶的。现在所说的“不义”，就是要确立百姓所厌恶的，废除百姓所喜好的。二者名实不同，不可以不弄清楚。确立百姓所喜好的，百姓就会被他们厌恶的伤害；确立百姓所厌恶的，百姓就会享受他们所喜好的。为什么知道是这样呢？人忧虑就会思考，思考做事就能合乎法度；人快乐就放荡，放荡了就会犯错。因此用刑罚治理百姓就会畏惧，畏惧就不会做邪恶的事，不做邪恶的事，百姓就可以享受他们的快乐。用道义来教化百姓，百姓就会放纵自己，放纵自己就会作乱，作乱百姓就会被他们所厌恶的伤害。我所说的刑，就是实施道义的根本；而世俗之人所说的义是暴乱的原因。治理百姓，用他们所厌恶的去治理，民众最终一定能得到他们喜好的；用他们所喜好的来治理，百姓一定会被他们所厌恶的伤害。

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效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政治修明的国家刑罚多而赏赐少。所以成就王业的国家，刑罚占九分赏赐占一分。实力弱小的国家，赏赐占九分，刑罚占一分。过失有厚有薄，刑罚有重有轻；善行有大有小，赏赐有多有少。刑罚与赏赐这两种手段是世人常用的。犯罪后才施加刑罚，奸邪就不会断绝。施行道义以后才赏赐，过失就不能停止。刑罚不能消除奸邪，赏赐不能制止过失，国家必乱。因此，成就王业的国君，把刑罚用在百姓犯罪之前，这样大的奸邪就不会产生；把赏赐用在告发奸邪方面，小的罪过也不致漏网。治理百姓能够使大的奸邪不产生、小的罪过不漏网，国家就太平了。国家太平就必定强大。一个国家这样做，国家就可以独享清明。两国这样做，战争就可以稍微平息。天下都这样做，最高的道德再次建立起来。所以我认为杀戮、刑罚能够复归于道德，而“义”反倒合于残暴。

古者民藂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天下不安无君，而乐胜其法，则举世以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古代百姓聚集群居，秩序混乱，所以希望有首领。因此天下愿意有首领，是为了让他治理天下。现在有国君而没有法规，它的危害与没有国君一样；有法规而不能制止混乱，和没有法规一样。天下都不希望没有国君，却喜欢超越法规的限制，天下都对此感到困惑。没有比国家太平对百姓更有利的了，而太平没有比确立国君的地位更好的事。确立君主的原则没有比施行法治的意义更大的；实施法治的任务没有比除掉邪恶更紧迫的了；去掉邪恶的根本没有比严厉刑罚更彻底的了。所以称王天下的国君用赏赐禁止犯罪，用刑罚规范百姓；只追究百姓的过错，不理会百姓的善举，用刑罚杜绝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