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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朱石基版画《自由婚姻好》，图片来自雅昌 在吴方言中，随母亲改嫁一起进入新家的子女被别人叫作“拖油瓶”，没有男女之分。我读初中时，有一位女同学姓陆，到了第二年她改姓陈，我并不知道她是因为母亲改嫁而跟随继父的姓，误以为老师把她的名字写错了，我还提醒她把印错的名字改过来，想勿到被她“触了一顿霉头”，怪我多管闲事。后来我才知道，她成了个“拖油瓶”。也许就因此事，我对这位女同学的印象特别深。“拖油瓶”一词已使用了几百年了。《初刻拍案惊奇》卷三三： 天祥没有儿女，杨氏是个二婚头，初嫁时带个女儿过来，俗名叫作“拖油瓶”。 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第四十回： 瞿老爷道：“不是你父亲养的，难道是你娘拖油瓶拖过来的吗？” 旧中国男尊女卑的思想极为严重，妇女的地位低下，一个男子可以拥有三妻四妾，老婆死了可以再娶，美其名曰“续弦”，是一件合乎礼仪，正大光明的事，而女人就惨了，一旦丈夫早死，根据封建道德标准，首先她应该选择守寡，如守寡超过二十年，年龄超了五十岁，她已没有再嫁的机会，于是经地方推荐,由政府批准，她就可以获得一个“节妇”的光荣称号，同时还获得30两的奖励,如家中富裕，就可以给自己建一座“节妇坊”。 ▲ 1913年6月1日下午四时，唐绍仪与吴维翘在扆虹园举行婚礼 “寡妇门前是非多”，寡妇缺少了丈夫和家庭的保护，很容易遭到“性骚扰”或“性侵犯”，她们应该以死相抗，如寡妇遭侵犯而自杀者，她们就成了“烈妇”,就是“为保卫礼制而壮烈牺牲的妇女”，也许宗族或地方政府会给她建一座“烈妇坊”。 ▲ 1935年5月在江西某地的贞节牌坊 “嫁”字从女从家，也就是讲，女子以夫家为家，女子一旦出嫁就随了夫家的姓，如一位叫作陈兰娣的女子嫁给了姓张的家庭，她就随夫姓叫作“张陈兰娣”，更多的情况是她的名字也不用了，就叫作“张陈氏”，如蒋介石的原配原姓毛，她的名字就叫“蒋毛氏”；同时，结婚时男家付给女家的聘金相当于“买身钱”，女子已像商品一样卖给了夫家，她也属于夫家的人，所以，死了丈夫的女人或被丈夫休了的女人，一旦准备再婚，首先要得到已故丈夫或原丈夫家族的准许，新丈夫必须支付原夫家与原付出的聘金相同或相应的聘金，此相当于“赎身钱”，至于女子与前夫所生的子女原则上归原夫家所有，只有准得原夫家的同意，才能将子女随嫁，这就是所谓的“拖油瓶”。在中国宗法制度和礼制之下，“二婚头”以及她与前夫所生子女的地位是很低的，“拖油瓶”显然也是一个带有侮辱性的不雅之名，真如邹韬奋《萍踪寄语三集》中所讲：“'拖油瓶’的侮辱妇女和孩子的极端无理野蛮名词，是在男女平等的社会里所不容存在的。”《萍踪寄语》是邹韬奋浪迹天下、萍飘欧洲时的文章合集，此语一定是对中西文化、礼制差异发出的感慨。 问题是“拖油瓶”是否就写作“拖油瓶”，“拖油瓶”又是什么意思？ 我长期从事上海地方历史研究，阅读过不少上海及上海周边地区的地方志，但是真的记录到“拖油瓶”一词的不多，其中《瀛州小志》（稿本，瀛州是崇明的别称。该稿本存何处我已记不清了，所以无法引用原文）对“拖油瓶”的词义理解为“他有名”的讹读和讹写。旧时男子娶“二婚头”大多出自无奈，愿意接受“二婚头”子女者更加无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男子年老并无子嗣，接纳“二婚头”子女入室的目的之一就是传承香火，所以随嫁的子女的必须跟随继父的姓，同时，除了改从继父的姓名，还使用继父另取的名字，而除此之外，岁母亲改嫁到他人家的孩子除了原来的姓名外还有“他人的姓”、“他人的名”于是被叫做“他有姓”、“他有名”。而在吴方言中，“拖”的本字为“拕”，方言发声有二音，土音念ta，如人跟随他人之后讲作“ta了人家后头”，狗舌头拖出很长讲作“舌头to出来”，“拖鼻涕”讲作“ta鼻涕”，文白念tu，与“拖”字同，于是“他有姓”、“他有名”与“拖油瓶”的发声十分接近。这一解释能自圆其说。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兴国县结婚证一对两枚，图片来自雅昌 已故老友顾炳权先生主编《浦东词典·社会类-婚丧喜庆》： 拖油瓶。婚姻习俗。寡妇再嫁，而与前夫所生的子女尚幼，需带到新夫家养育，但要书写好字据，健好的子女也要写成“有病”，其文谓：“拖带有病子X，有病女×，今后如有病死夭折，皆有天命，与后夫无关。”这样即使子女受后夫虐待，生母也只能哑口无言。因“拖有病”谙音“拖油瓶”，故俗称寡妇再婚拖带的女儿为“拖油瓶”，简称“油瓶”。 这种解释更合理，可惜《浦东词典》没收录到这样的婚契。冯忠宝先生是我的朋友，长期从事中国婚姻文书的收集，据称已收到的各种婚姻文书等百余种、数千份，我也从他的收藏中取了若干，收入拙著《谈婚论嫁》中，冯忠宝也收到不少寡妇再嫁的婚书，并有几份子女随母出嫁的婚书，所见婚书都是新夫家与“二婚头”的原夫家签订的，未见新丈夫与“二婚头”签订的婚书，而事实上，中国传统婚制坚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则，我从未见新郎官与新娘子签订近代婚姻中“永结同心”的婚书，所以，《浦东词典》对“拖油瓶”出典的理解和解释很有趣，但还须用实物佐证。 正如邹韬奋去欧洲游览和考察后，对中西文化差异作了比较，对中国人歧视妇女再嫁，歧视“拖油瓶”作出批评。而如今，中国，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的离婚率很高，再婚、三婚已不是什么稀奇事，再婚母亲与前夫所生子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得到保护，“拖油瓶”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在人们的记忆中慢慢地消失。 ▲ 1949年6月颁发结婚证书，图片来自雅昌 薛理勇 1947年9月出生于上海。1983年大学毕业后即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参加筹建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从事上海历史，中华文化风俗历史研究。现任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等。已经出版的著作有《外滩的历史与建筑》、《上海租界史话》、《上海洋场》、“薛理勇说老上海丛书”等约六十余本；主编《上海文化源流词典》《上海掌故大词典》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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