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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在格物致知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种以自然事物为认识对象，事事皆可入学的新风气。许多人致力于研究农学、医学、工艺学、地理学、数学、建筑学等实学的研究，使当时的科技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所以，牛津大学中国科技史专家爱文说：“早在十四世纪，中国在一些关键方面与工业革命早期的英国相比，距离相差并不很远。”但由于儒学的复兴，程朱理学被奉为官学，但明儒却放弃了宋代具有理性主义倾向的“即物穷理”，而走上不注重科学技术的道路，致使我国科学技术渐趋跌落。如薛瑄和王廷相等便提出了物是不可认识的。《读书录》卷二：“天下之物众，岂能遍格而尽识哉？”《雅述·上》：“物理不见不闻，虽圣哲亦不能索而知之。”《传习录下》中还记载，王阳明曾格竹子七天而无所得，由此便认为格物无用：“先儒解决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他认为通过格物来认识万物本身固有的理，不如认为我心中就有万物的理来得简捷。由此，他便把格物当作是诚意正心事，而认识就是唤醒良知，而不是研究万物的本性。《王阳明全集·大学问》：“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我们对比一下英国科学家焦耳，他用了四十年的时间才研究出能量守恒定律。王阳明用七天格竹子就得出格物无用论，七天与四十年相比就等于零！从这一意义上说，王阳明提倡放弃格物应是使明中叶以后科技落后的最大罪人。 而且，由于明时的心学，心学强调禅悟，提倡人生体验，这影响到明儒不注重认识论，不去追问事物的“是什么”和“为什么”，而只是言之无物地谈论着一切事情，科学成为了一种描述事物形象的写生术，万物是否有一条组织原则却不在明儒考虑之列。明时在物的认识上便又回归到传统自然学的水平。特别是王夫之，关于万物是运动变化的认识是矛盾的。如他认为万物是相互联系的存在，也是彼此相异的存在。《周易外传·无妄》：“物物相依，所依者之足依，无毫发矣似之或欺。”万物也是矛盾的存在，《周易外传》卷五上：“盈天地之间皆器矣。器有其表有其里者。成表里之各异，以合用而底于成……故合二以一者，既一分为二之所固有矣。”其中，“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论述了事物是矛盾对立与统一的存在。关于万物的成因，王夫之则采用了八卦来解释，即相同的类生相同的类，或是相异的类结合而成。《张子正蒙注·动物》：“凡物，非相类则相反。……错者，同异也；综者，屈伸也。万物之成，以错综而成用。……或始同而终异，或始异而终同，比类相观，乃知此物所以成彼物之利。金得火而成器，木受钻而生火，唯于天下之物知之明，而合之，离之，长之，乃成吾用。”因此，万物的存在状态是客形，似乎是将万物当作是不真实的存在。《张子正蒙注·太和》：“日月之发敛，四时之推迁，百物之生死，与风雨露雷乘时而举，乘时而息，一也，皆客形也。”万物的运动变化是有原因的，即机。《读四书大全说》：“机者，发动之由，只是动于此而至于彼意。”阴阳是万物运动变化的原因，《老子衍》：“天下之变万，而要之归于两端。”万物不存在生成与消灭，《周易外传》卷五：“生非创有，死非消灭，阴阳自然之理也。”他还以柴、水、水银等物体为例，认为上述诸物经过火烧之后似乎消灭了，其实是转化为他物。《张子正蒙注·太和》：“车薪之火，一烈已尽，而为炎、为烟、为烬，木者仍归木，水者仍归水，土者仍归土，特希微而人不见尔。一颤之炊，湿热之气，蓬蓬勃勃，必有所归；若宣盖严密，则郁而不散。汞见火则飞，不知何往，而究归于地。”但他既认为物极必反，《宋论》卷七：“盖否极而倾，天之所必动，无待人也。”同时也认为万物的变化不一定是物极必反，《思问录·外篇》：“两间之化，人事之几，往来吉凶，生杀善败，因有极其至而后反者，而岂皆极其至而后反哉！”明显陷入了矛盾的认识。我国科学技术从十六世纪以前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至十六世纪以后便衰落下去。 西方在中世纪，基督教的神秘思想一直统治着西方，同时也排斥科学技术的发展，以致在遇到了一些科学不能解释的地方，一直未能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确立科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而走上了不注重科学发展的道路。文艺复兴时期，出生于德国西部库萨的尼古拉（Nikolaus Cusanus, 1 401 ～ 1 464 年）提出了上帝在一切事物之中展开，自然是上帝亲手写的书，研究自然可以提供比神学更多的关于上帝的知识。对自然数量关系知道得越多，越接近于上帝和宇宙对立统一的本质。这一认识明显鼓励人们去研究自然。近代西方的许多科学家正是为了探索上帝的秩序，而对自然界因果规律的机械决定论的推测，最终导致自然规律被发现，科学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如开普勒深信上帝是依照完美的数的原则创造世界的，根本性的数学谐和，即所谓的天体的音乐，是行星运动。[1]哥白尼之所以想用日心说体系来取代托勒密体系，也是深信自己的体系是正确无误地反映了造物主的思想。同时，科学家借助辩证法和逻辑学对上帝神性进行抽象思辨，而激发了西方哲学中那些最重要的概念和观念，如对单义性、同质性、统一性、必然性、可能性、偶然性、无限性、终极因、实体性、形式化、个体性等的深刻思考。没有这些基本概念和观念，就不可能有17世纪物理学和自然科学的革命，就不可能有整个近代西方哲学的那些基本范畴。文艺复兴以后，人们把认识自然看做是征服自然、增进人类福利和幸福的前提，把科学、幸福和道德看做是一致的，使科学逐渐从自然哲学、宗教神学中挣脱出来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样式，从此大踏步地成加速度发展。而科学研究的一些成果又对基督教的信条与教义产生了巨大威胁，特别是威胁到了它们对宇宙、人类的起源以及人生的意义等终极真理的解释权威。如新柏拉图主义者以几何学关系来看待自然界，确信宇宙是按照数学秩序建构的，它导致了世界观的数学化。到了牛顿力学、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取得巨大成功以后，自然科学就逐步取代宗教而成为新的文化权威。 万历至天启间，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先后来到中国，实行所谓学术传教，传播了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知识，也就向中国传播“实用”的知识。当时，一些崇尚理学的官僚、士大夫采取盲目排外的态度，攻击西方学术乱人学脉，先进技术是奇器淫技，主张立限驱逐。但也有一些眼光长远的学者，如徐光启认为西洋学术乃是“国家致盛治、保太平之策”，西学“利于国，远近何论焉”(《徐光启集》卷九，《辨学章疏》)，并将西方传入的科学技术称为“实学”。李之藻也看到利玛窦“精及性命，卜厚及象律舆地，旁及勾股算术，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者”(《洋孟通先图说》)。由此，大力翻译西方科学。在物理学上，熊三纮著《泰西水法》六卷，邓玉函与王征合译《远西奇器图说》三卷；汤若望著《远镜说》；在地理上，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由李之藻刻印；庞迪我译“外国地理志”，作《海外舆图全》三份，艾儒略成《职方外纪》五卷；在天算上，利窦玛著《乾坤体义》，介绍托勒密体系；汤若望等人协助徐光启完成《崇祯历法》。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古代科举考试本来是要考数学的，但后来也被排除在外。以致明代以后，数学几成绝学。阮元在《畴人传·明二·顾应祥》中说：“明代数学陵替，习之者鲜。虽好学深思如应祥，其所终未能深入奥室。”徐光启凭借着他那敏锐的眼光，看到了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的重要性。他认为，数学好比工人手中的斧头、尺子这样的工具，不但应用于历法、音律，而且可助旁及万事。他在批评当时的人们不重视数学的同时，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和《同文算指》等，力图把欧几里得几何学介绍到中国。 清初，方以智认识到传统哲学中欠缺对物的研究，西洋学术能补中国开辟所未有(《考古通说》)，便积极吸收西方传来的科学知识，广泛研究了天文、数学、地理、生物、医学等。方以智还将知识分为质测、通几和宰理三门学问。他认为质测是探求“物之故”的学问，包括天文、地理、算学、动植物、矿物、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也就是宋儒的格物，相当于今天的自然科学。《物理小识》：“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会元，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而“通几”指研究事物存在的依据，相当于今天的哲学；宰理则是宋儒的致知。而在方以智眼里，世界都是物的存在。《物理小识·自序》：“盈天地间皆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一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一物也。”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不管是有形状的还是没有形状的物质实体，都不能离开运动，因而万物的运动变化是绝对的。《东西均·反因》：“物物皆自为轮。直者直轮，横者横轮，曲者曲轮。虚中之气，生生成轮。举有形、无形，无不轮者。无所逃于往来相推，则何所逃于轮哉。”万物的运动变化是具周期性的，他称之为“首尾相衔”；“运而相为圆转”。方以智还曾拜访意大利传教士毕今梁，学习西方历算奇器等方面知识，向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学习医学与天文知识，并让其子方中通向波兰传教士穆尼阁学习数学方面的知识。 而且，当时一批著名的科学家还著书立说，出版了一批划时代的科学巨著。李时珍(1518 ～ 1593)花了二十七年完成《本草纲目》对一千多种植物、几百种动物采用了比较系统明晰的析族分类法，比植物分类学创始者瑞典人林耐1753年出版的《自然系统》一书所提出的现代植物分类方法早了一个半世纪。他注意临床观察，鉴别药性，纠正了古人的某些论断，所以他的著作是很有价值的。潘季驯(1521 ～ 1595)是明代水利专家，著有《两河管见》、《两河经略》、《河防一览》等，主张筑堤防溢，建坝减水，以堤束水，以水攻沙，这是他治理黄河经验的科学总结。崇祯十二年(1639)，由徐光启学生陈子龙校勘的徐光启毕生力著《农政全书》问世。《农政全书》不但总结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元明两代的农学理论，而且也介绍了从欧洲传来的农田水利技术，是我国最完备的一部古典农学著作。在此前后还有浙江桐乡佚名的《沈氏农书》和张履祥的《补农书》，提出了为赚银息为目的改变农业经营方向的方针。天文历算方面，邢云路计算了一回归年精确程度达到十万分之一日。宋应星(1587 ～ ?)出版了《天工开物》一书详细记录和总结我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是一部工艺学百科全书。他在《论气》一文中，还论述物质不灭思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分别成为我国古代医学、农学、地理旅游学和科学技术方面最伟大的著作。戴震在天文、地理、数学、水利等方面也均有精湛的研究。朱载堉(1536 ～ 约 1610)本是明宗室郑恭王之子，但他不承袭爵位，筑土屋于宫门外，独居十九年。钻研乐律、数学、历法，著有《乐律全书》、《律吕正论》、《律吕质疑辩惑》、《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嘉量算经》等。他的《乐律全书》在总结前人乐律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精密计算与科学实验，创造“新法密率”，是音乐史最早用等比数平均划分音律，系统阐述了十二平均律理论的声学论著。徐弘祖(l586 ～ 1682)所撰的《徐霞客游记》，不但是一部著名的游记文学，而且是一部地理、地质学论著，也是第一部系统地研究云贵川桂的岩溶地貌的地理学著作。此外，方以智的《物理小识》，清初王锡阐的《晓庵新法》、《五星行度解》，程瑶田的《考工创物小记》、《释草》、《释虫》，王清任的《医林改错》等，都是明清两朝的重要科学著作。 [1]W. C. 丹皮尔著，李珩译：《科学史及其哲学与宗教关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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