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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是如何打响的？  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我们熟知的历史事件，这场发生在武昌的兵变是辛亥革命的开端，革命党在一夜之间便占领武昌，宣布脱离清廷独立，并在短短两个月内获得十五个省份响应，可以说是几乎兵不血刃便革命成功。这样相对和平的政权交接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罕见。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武昌起义”浮雕 我们以今天的眼光回望，认为落后的“封建”制度必然被更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取代，所以辛亥革命的成功是历史的必然。这样基于唯物史观的分析固然不错，但宏观层面的分析毕竟难以解释为何专制体制下的中央朝廷会如此迅速地失去对地方的掌控，以及庞大的权贵阶层为何会主动“放权”接受共和。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穿越回清朝的末年，以站在当时的角度，来察各种政治变动，都能真正地回答清楚。
辛亥革命实质上是几股不同的势力共同向清廷发出挑战，包括激进的革命党、立宪派、清廷中的汉族实权派、觉醒的知识分子以及地方乡绅（几种力量有交叉）等等，这其中能够对政权更迭起决定性作用的自然就是革命党和实权派。辛亥革命虽是由革命人士发动，但不多费刀枪便能成功，也依赖于清廷地方乃至中央实权派的默认和配合。 因此可以说，从失去实权派支持的那一刻起，清政府的倒台就只是时间问题。 而这一切，都是从半个世纪前席卷十八省、持续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开始的。 对于19世纪中期的清政府来说，相较于洋人，自道光年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是更为棘手的麻烦，因为彼时的洋人尚且只是贪图土地和商业利益，而太平天国则是“奉天讨胡”，要推翻清政府，短短几年内就发展壮大，还一度威胁到京师附近。 “天王”洪秀全画像 但在一开始，清廷显然小觑了这股“长毛”。自满人定都北京以来，朱三太子、白莲教、天理教等大小叛乱不断，即便康雍乾时期也不能幸免，因此在太平天国刚刚兴起的咸丰初年，中央朝廷并未表现出过分关切，只是依照惯例，由各地督抚、将军商议作战。 然而，在一连战死数位地方大员，并在咸丰三年丢掉南京之后，清廷终于按捺不住，接连派出钦差大臣向荣、琦善、绵愉（嘉庆之子）等重臣亲王率兵作战，但为时已晚。朝廷的八旗军队面对太平军时胜少负多，苦心经营的江北、江南两个大营先后被太平军攻破，在保卫京师的保定大战中，咸丰皇帝亲自把努尔哈赤御用宝刀授给前线将士以鼓舞军心，这场战斗清廷最终勉强取胜，但也损失惨重。 就在这一紧急关头，一支活跃在湖南的地方武装获得了朝廷的注意，那便是曾国藩领导的湘军。 湘军，也叫湘勇，是在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军进湘时由罗泽南（曾国藩姻亲）组织成立，主要目的是保卫家乡，后丁忧在家的曾国藩成为湘军统帅。在经过最初的失败后，湘军在湘潭一战中大破太平军，从此势不可挡，开始转战江南各省，气势极盛，成为八旗和绿营兵以外的第三支力量。1859年（咸丰十年），清军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湘军成为清廷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 战争的过程不再赘述，但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在同治三年（1864年）攻占了南京，并最终消灭了太平军残余力量。一般舆论也都认为是湘军而非朝廷平定了太平天国，如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中就这样描述这段历史：“迨粤匪、捻匪、回匪之祸，藉楚勇、湘勇之力平之。” 湘军能战胜太平军，固然有太平军内部矛盾重重、高层腐化等原因，但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在于湘军“复兴”了中国历史上绝迹已久的一种军制，那便是私家军。王闿运《湘军志》中说“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湘军是在乡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军队内部多为姻亲乡党，以“兵随将转，兵为将有”为方针，而不听命于朝廷，一改北宋以来“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军事准则，形成了脱离中央的地方武装势力。 湘军火枪队照 在中国历史上，私家军的战斗力往往比中央军更强，如唐有郭（子仪）家军，宋有岳（飞）家军、韩（世忠）家军。私家军内部彼此熟悉又能互相配合，不至于像朝廷的军队那样文官武将相互撕扯——在咸丰元年清军与太平军的永安一战中，即便钦差大臣向荣贵为一品大员，也因为和副指挥乌兰泰意见不一而致使两军不能配合，最终错失良机。而私家军不涉及过多利益分配，往往更能一致作战。 但俗话说“蔗无两头甜”，朝廷享受了私家军强大的战斗力，自然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那就是中央权威的下放，而这也是历代朝廷所最担心的。一旦这些军队的将领拥兵自重，甚至举兵谋反，对朝廷将是致命的威胁。中国自宋以来定下的“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规矩，其目的便是为了防止军队威胁皇权。 此时的清廷是否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已不得而知，但即便有所考虑，在两者相害取其轻的道理下，也不得不暂时放任湘军的发展。而其结果，就是尾大不掉。既然太平军是湘军所平，那么死伤了无数亲朋的湘军官兵自然不会轻易放弃由此掌握的权力。虽然在同治三年（1864年）攻占南京后，曾国藩为免朝廷忧心而主动遣散了大部分湘军，只留下了李鸿章的安徽系（淮军）、左宗棠部和长江水师，但属下的将领却未必心甘情愿。据《清代野记》记载，湘军占领南京后大有问鼎中原之势，下属彭玉麟给曾国藩送密信说：“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即便曾国藩没有不臣之心，这时已经是骑虎难下。 朝廷自然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开始防范湘军，派都灵阿、富明阿、僧格林沁等满蒙将军在江南驻防，名为剿匪，实则是稀释湘军的势力。但可惜为时已晚，战斗力低下的八旗军和绿营兵无法和战场上发展起来的湘军楚勇相提并论，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地方军队在江南的实力只增不减，清廷不得不将诸多地方实权官职派给湘军系或与湘军关系密切的官员。 以两江总督为例，从湘军占领南京后，长期担任过两江总督的有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沈葆桢、左宗棠、曾国荃，无一不是湘军出身。在曾国藩、李鸿章之后，慈禧曾试图派自己信任的马新贻接任两江总督，但后者上任不到两年便遇刺身亡，闹出了清末大名鼎鼎的“刺马案”，刺客更是直接点名要曾国藩审案，否则拒不开口，最后此案不了了之，已经调入中央的曾国藩又被派回两江总督一职。 根据“刺马案”改编的影视作品 不仅如此，从同治五年（1866年）起，两江总督除原有的权限外，又兼管五口通商事务，授为南洋通商大臣。而在此前的道光年间，两江总督已经兼管两淮盐政，再加上有军权在手，两江总督虽然名为总督，实质上已经是军、政、财自给自足的一方之主。 除两江总督外，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等更是占据了大学士、军机处、总理衙门等多处要职，李鸿章成为闻名中外的权臣，左宗棠因收复新疆被称为“民族英雄”，一时风头无两。“中兴将相十九湖湘”便是对彼时官场形势的概括。虽然这些官员在此时还表面上服从中央的号令，但到1900年，一出“东南互保”的大戏，让地方实权派和中央彻底站到了对立面。
1900年6月12日，实际执政的慈禧太后在己亥立储被列强抵制、义和团“扶清灭洋”运动兴起等背景下贸然向西方十一国宣战，拉开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序幕，这一事件也无须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当慈禧要求将宣战诏书遍发各地，并要各省督抚配合宣战时，时任邮电大臣、掌管全国通信的盛宣怀却私自将诏书扣下，只给各省督抚阅览，并电告各督抚不要执行命令，明目张胆地与慈禧太后作对。 盛宣怀出自李鸿章幕府，这一举动是否是李鸿章授意已不得而知，但李鸿章对此事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据罗惇曧《庚子国变记》记载：“诸疆臣皆失措，乃各电商鸿章，请所向”，而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毅然覆电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除李鸿章外，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态度坚决。徐梵澄在《蓬屋说诗》第十六则中记载，张之洞收到诏书后就复电问题征求幕僚意见，为免朝廷不满，有人提议回复“臣罪侍东南，不敢奉诏”，张之洞却沉思后“奋然掷烟枪而起曰：'这老寡妇（指慈禧太后）要骇她一下！’”于是改为“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 于是，在盛宣怀的牵线联络下，全国八位总督中除云贵总督崧蕃（满人瓜尔佳氏）奉诏以外，包括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在内的几位总督联合抗命，宣布慈禧的诏书是在义和团威胁下的矫诏，东南各省不参与战争，并与上海的各国公使商议签订了《东南互保条约》九条，内容如下： 一、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陆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 二、上海租界共同保护章程，已另立条款。 三、长江及苏杭内陆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总督张，允认真切实保护，并移知各省督抚及严饬各该文武官员一律认真保证。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 四、长江内陆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外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惟须约束人等水手不可登岸。 五、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至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借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的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 六、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练操，彼此免致误犯。 七、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陆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设有督巡提用，各国毋庸惊疑。 八、内陆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 九、凡租界内一切设法防护之事，均须安静办理，切勿张皇，以摇人心。 签订“东南互保”条约时各督抚、公使留影 事后来看，这一条约总体是利大于弊的，它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列强侵华的损失，并保护了江南这一财政、工业中心不受战争破坏，但对当时的清廷而言，这一事件却具有毁灭性效果。“东南互保”是地方实力派首次公开反抗中央，而这样的情景自宋代以来就未曾出现过。与南宋时宋高宗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明末袁崇焕不经请旨便能斩杀边将毛文龙相比，清末的中央对地方的掌控程度已经远不能及。 这还只是明面上的反抗。私下里，当这些地方大员看到北京失守、慈溪与光绪“两宫西狩、二圣蒙尘”的局面后，便开始考虑“后事”，并共同提议：若帝后不测，就改立共和，推举李鸿章做大总统。 而李鸿章本人也确有此意。此前他就问过时任港督卜力：“我听洋人说如果北京公使都（因义和团运动）被杀了，那么列国就有权干预，并宣布要立一个皇帝，如果是这样，你们会选谁？也许是个汉人？”在东南互保期间，李鸿章认真考虑过两广独立，并主动接触了正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孙中山。据国民党党史馆《革命文献》中记载，李鸿章曾派幕僚去信孙中山说：“傅相（李鸿章为太子太傅，故称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虽然这一计划最后未能施行，但一向稳重的李鸿章敢于密谋这样诛九族的事，也充分说明以当时李鸿章的实力，已经足够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东南互保局势示意图 反观朝廷这边，遭到众臣抵制的慈禧太后不但不能惩治他们，还要在事后表扬他们“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两圣”回京后，朝廷凡遇大事都要“交具各省商办”，地方官员从此有了处理中央事务的话语权，这在一个皇权政治下的封建国家已经极不正常。此时的大清虽名义上仍是统一政权，但与唐末五代十国的状况相比只有名实之差了。 在此之前，慈禧尚可以用权术稍加制衡，例如将曾国藩、李鸿章等调入军机“明升暗降”，在甲午战败后趁机将李鸿章贬官，虽不能治其根本，但对于维护中央权威也略有裨益。但东南互保之后，慈禧被迫废黜了自己立的皇储溥儁，将其流放新疆，权力地位都大不如前。到1908年，光绪、慈禧先后崩后，实际执政的摄政王载沣显然没有和众臣过招的能力，只能放任各省自由发展。
清末摄政王载沣 因此，东南互保虽名为“自保”，实际可以算是一次“独立”的预演，南方各省与清廷早已离心离德，并趁此开始不受限制地发展自己的势力，而清廷即便不倒台，最终的权力也会萎缩到君主立宪制的程度，这只是时间问题。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次救国尝试，在变法失败后，仍有一部分改良派人士对政治改革抱有期望，如张謇、梁启超等，在朝野两方呼吁政治改革和君主立宪，希望以此挽救危亡。在清末的中央朝廷中，立宪派是举足轻重的一股势力。 另一方面，在封建秩序中，朝廷赖以维持权威的是军队，而赖以统治地方的则是士绅。中国自古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朝廷任命的官员只到知县一级，再往下则不在朝廷的直接管控下，而是由地方士绅进行管理。
1941年甘肃部分士绅合影 士绅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但由于直接与广大百姓打交道，对于地方乃至朝廷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例如雍正年间，朝廷推行“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就因动了士绅阶层的利益而受到重重阻力，最终只在河南和江苏部分地区推行，到乾隆即位后又立刻废除了这条“新政”。 因此，改革派和士绅这两个阶层虽然实力不如掌握兵权的地方大员，但在社会和民间却拥有就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对清政府的态度也不像革命党那样激进，可以说是清廷能够争取的对象。然而，清廷不仅没有珍惜这仅剩的支持者，反而因一系列“改革”昏招得罪了这两个诉求、背景完全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阶层，使他们对共和的态度转向默认，成为辛亥革命能够和平进行的重要原因。 这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废除科举。士绅作为封建社会的代表阶层，往往由经历过科举的朝廷生员担任，其诉求也很简单，一是维持封建纲常伦理，二是谋求晋升和经济利益。清末士绅中虽有不少开明人士，但大多数还是因科举而获得名望和身份，也试图通过科举进一步走向仕途。可以说，这一阶层愿意配合朝廷管制地方，与科举给他们的承诺和希望息息相关。 废科举虽然是一项进步的改革，但对广大士绅来说，在1906年科举废除后，取代科举的学校教育成了城市的特权，而学校也不再与仕途有关，士绅阶层的上升路径被完全打断，又没有取代办法，这使得士绅在大失所望的同时，也失去了配合朝廷工作的动力。1905年之后，消极应付成为大多数士绅治理地方的态度，譬如“防止动荡”一向是朝廷的高压红线，也是士绅的工作重点，但在1905年后，地方基层对朝廷的反抗明显增多，不同地区的反抗频率也和当地士绅的晋升前景呈现出正相关，就足以说明这时的士绅阶层已经放弃了对朝廷的服从。
1905年废科举后各地乡村反抗事件统计
1905年前各地士绅升迁前景 此外，科举不仅是士绅晋升的途径，也是地方人士包括改革派进入中央、实现政治抱负的最有效途径，科举的废除断了地方改革派的改良途径，对原本支持清廷的改革派已经是重大打击，而几年后“皇族内阁”的成立，则进一步让身居中央的改革派也对清廷彻底失望。 在清朝的最后十年，虽然之前慈禧强行停止了变法，逮捕、杀害了谭嗣同等变法官员，还差点废了光绪，但在形势逼迫下，也不得不以“新政”的名义推行一系列变法措施，“废科举、开学校”便是其中之一。但朝野人士尤其改革派最关注的，还是政治体制的改革。 在压力之下，从光绪到宣统年间，清廷先后派大臣出洋考察并设立考察政体馆，同时在地方设资政院，还在1906年接受了王步瀛设立内阁的提议，作出一副积极改革的样子。然而，当清廷最终正式宣布废除军机处改设责任内阁，许多改革派以为自己的设想就要变为现实时，这一由庆亲王领导的内阁却让人大跌眼镜。 在人员组成上，庆亲王内阁的17名国务大臣中只有6名汉人，其余11名都由皇族或满人担任，公然违反了“皇室不入阁”这一由英国开创的君主立宪先例，让人看不到清廷改革的诚意；在具体权限上，总理内阁虽设有陆军部、海军部，但军事问题仍由军咨院负责；同时，地方官员被剥夺了向皇帝上奏的权力，而只能奏报内阁。这一内阁一时被讥讽为“皇族内阁”，改革派官员对此也倍感失望，部分人开始倒向革命。而即便不倒向革命的人，也很难在这样一个政权面临倒台时起而护驾了。
庆亲王内阁部分成员合影 此时已经是1911年，原本还未放弃大清的改革派和地方士绅也被推向了朝廷的对立面，清廷得罪了所有稍有话语权的阶层。在这种情况下，武昌起义能够“一呼百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这些阶层虽然共同反对清政府，但彼此之间也是矛盾重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希望建立统一的共和政府，而各地军阀则为了自己的利益大肆宣扬“联省自治”，士绅则希望仍旧让自己管理农村地区。即便在军阀内部，也有北洋军阀和南方各军阀的矛盾，辛亥革命没有解决这些矛盾，为之后的军阀混战、二次革命和北伐战争埋下祸根。 因此，武昌起义的一呼百应，虽是因为清政府不得民心，但这场“革命”不会触动太多旧实权阶层的利益，所以才能获得这些阶层的默认和配合。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但各省督抚仍在原位，统治中国的仍是袁世凯这样的汉族地主阶级；革命后的地方仍归士绅治理，这一封建制度直到1949年前后才被相继废除。 我们今天说辛亥革命不彻底，也正是这个原因。在一场革命中，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辛亥革命没有经过大规模武装斗争，并不是不需要，只是将这一需求推到了以后。革命后的民国虽名为共和，其实更像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原本的皇帝甚至还住在紫禁城里，直到1924年才被赶出皇宫。旧时的当权者都维持着原有的利益，即便袁世凯在全天下的声讨中死去，之后十年间掌控华北和中原地区的仍是他的北洋势力。 而孙中山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创办了黄埔军校以培养革命武装，同时定下北伐的计划，试图以武装斗争统一全国。遗憾的是孙中山最终未能看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北伐也因“四一二政变”而半途夭折。国民革命的任务一直遗留到1949年，才由继承了孙中山遗志的中国共产党最终完成。 参考文章： 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 王闿运《湘军志》 罗惇曧《庚子国变记》 郭继武《东南互保与晚清政局》 依叶然《“劣化”的士绅：废除科举和基层治理》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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