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的才华冠绝时人，“才高八斗”正是来自大诗人谢灵运对其的评价。普通人对“才思敏捷”这一形容捉摸不透，七步成诗的典故，则很容易让人理解曹植的不世之才。
而在“短史记”刊登的《马斯克发的那首<七步诗>，不是曹植写的》一文中，作者认为《七步诗》并非曹植所作的论据主要有二：
其一，该诗不见于《三国志》，也不见裴松之为之所作的注；最早记载该诗的，是刘义庆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尤为重要的是，《七步诗》也不见于《曹植集》。“总之，《世说新语》是七步诗迄今可见的唯一来源。”
其二，“七步诗故事传递的内容信息，也足以证明它是一段伪史。最明显的问题是情节幼稚。如郭沫若所言：'曹丕如果要杀曹植，何必以逼他做诗为借口？子建才捷，他又不是不知道，而且如果真要杀他的话，诗做成了也依然可以杀，何至于仅仅受了点讽刺而便深惭？’”
对于第一处质疑，本文前一章节已有所提及：在现存的文献资料中，曹植作《七步诗》一事，最早载于《世说》；但根据这迄今发现的“唯一来源”，便遽断此事乃刘义庆杜撰，显然非常草率。
首先，刘义庆写作《世说》时所依据的文献资料，有《三国志》《晋书》《晋阳秋》《续晋阳秋》等正史，也有《名士传》《高僧传》等文集。其中，《晋阳秋》《续晋阳秋》《名士传》早已亡佚。因此，我们讨论《七步诗》的来源时，只能说在现存的文献资料中，此诗最早载于《世说》，而不能直接认定《世说》就是其原始出处。
其次，《三国志》及裴注不录《七步诗》一事，也不能被当成是此事没发生过的证据。《三国志》在史学界一直因其“简陋”和“曲笔”而备受诟病，即便陈寿在当时存世的文献资料中（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已亡佚）看到过《七步诗》的事迹，选择不采信也是极有可能的。
再次，《曹子建集》未收录《七步诗》，更不能当作曹植未作此诗的铁证。曹植在世时，因曹丕的连番逼迫常有“怀罪”之心，因此断不会把此诗收入集子给自己招灾；至于后来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下诏为曹植编订集子，就更不可能编选《七步诗》了。
对于第二处质疑，认为《世说》里记录的《七步诗》故事过于荒诞，则完全是一种主观感受，又怎么能以此推断事情的本来面目呢？
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针对《七步诗》的证伪，大多出自民国以后，尤以鲁迅和郭沫若为烈，这是为何？笔者认为，可能不是因为二位巨擘对古典文献资料的掌握程度胜于古人，而是因为受到了20世纪初的“西学”与“疑古思潮”的双重影响，前者让民国的学者们以西方的学术思维重新看待中国的古典小说概念，后者则为他们重新平定文史公案提供了理论动机。
郭沫若和叶嘉莹均认为《世说》所载的《七步诗》故事过于荒诞，认为以曹丕的智慧才略，绝不会用如此笨办法来逼迫曹植。
然而，据《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记载，曹丕初即王位，就诛杀了曹植的羽翼丁仪和丁廙，可见其对曹植的憎恶；紧接着，又命令曹植和其他几兄弟前往各自封地，不能留在都城，以免威胁到自己的储位。黄初二年，有臣子奏报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时年四十一……”
由此观之，曹丕实有杀曹植之心，但因顾虑太后的态度，而下不了手。然而他接下来对待曹植的催逼日益峻迫，以至于“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致使曹植郁郁寡欢，若因此而作“相煎何太急”之语，不是顺理成章吗？
而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的末尾，即便被认为是“时有曲笔”的陈寿，也忍不住委婉地指摘了曹丕的为人：
“评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
“若……则……”之语，使传主的刻毒形象跃然纸上，以如此鲜明的性格，而催生出命人“七步成诗”的主意，不也是顺理成章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