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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初期，桂林曾组织过两次大型集会：一次是1956年1月29日，全市各界4.2万余人共同庆祝 “桂林光荣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次同样是4万多人参加，发生在1958年3月14日，集会誓师的主题是“跃进”。 1958年的中国，火红又激进，全国各地都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大跃进”、建设“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桂林市也进入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加快工业化步伐”逐步转变为桂林决策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随着桂林工业发展宏大篇章的开启，至今仍广为桂林人熟知的桂林棉纺厂应运而生。  距离1958年的全市誓师大会结束还不到2个月，一个重要会议召开了。在榕湖北路的市委领导干部宿舍大院，一间靠近榕湖南边的水榭里，当时的桂林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以及许多相关部门领导碰了一次头。大家认真讨论着一件事：如何更快地发展桂林工业。 欧阳逵作为当时的桂林针棉厂党支部书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一个棘手的任务落在了他的肩上：筹建桂林棉纺厂。 年轻时的欧阳逵 （记者梁亮 翻拍） 一开始，负责筹建工作的只有欧阳逵一个人。人员、技术、资料、场地和钱，样样都不具备。至于怎样去建设一个棉纺厂，就连欧阳逵自己也是一头雾水，毕竟他从没有进过纺织学校，连棉纺厂是个什么样都没见过。 “凭着一股热情，党叫干啥就干啥。”为了推进建厂工作，欧阳逵便积极向分管的上级、市委工交办要人、要资金、要地方。很快，这些基础硬件得到暂时的解决。1958年5月15日，桂林棉纺厂筹备处正式成立。但棉纺厂距离“上马”还差最重要的东西——技术。 欧阳逵和同志们在走访中了解到，解放前，桂林曾经有个西南纺织试验工厂，原设备还存有，就放在市人民银行北门仓库里，以前的老工人也还能找到几位。于是，他们决定把这些旧设备修复、安装起来，先试验，边生产边学习技术、培训人员，为棉纺厂的投产做准备。 当年5月25日，2台梳棉机、8台并条机、10台粗纱机、18台16锭细纱机，共38台设备在作为临时厂房的依仁路郊区礼堂内集结完毕。这些尘封多年的设备是20世纪初由印度生产的，有的只是散装零部件了，许多都已锈迹斑斑，一些甚至宛如废铁。但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这已经是他们能“挖”出来的全部“家当”。 艰苦的条件丝毫不影响人们的热情。男工们齐心研究设备的安装和修复，女工们则负责擦洗生锈零部件。从来没有人督促检查，每个人却都自觉工作，早来晚归。每个人都怀揣着理想：艰苦奋斗，尽快把这个厂搞上去。 经过一个多月的高强度劳动，6月底，他们成功试产出第一批棉纱。6月29日，桂林棉纺厂向桂林市委报喜，并以这批棉纱向党的生日献礼。7月1日当天，《桂林日报》以“七一献礼百花开，满城东风捷报来”的通栏标题，报道了桂林棉纺厂利用旧设备投产的消息。《广西日报》也发表文章，表扬该厂职工以大干精神实现了广西棉纺事业零的突破。 1958年9月1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批准了桂林棉纺厂的设计任务书。为了尽快争取到中央纺织部的支持，中秋节的前一天，欧阳逵与两名同事启程前往北京，与纺织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设计院联系工作。 中秋月圆，他们乘着火车疾驰在华北平原上。破天荒的，三个人买了一瓶酒又点了几个菜。坐在餐车里，伴着列车与轨道的碰撞声，三人碰了一杯。美酒，既献给无法与家人团圆的中秋夜，也献给即将全新开启的“桂棉”事业。   欧阳逵在火车上举杯庆祝时，时年17岁的窦成祖，即将从桂林机械工业训练班毕业。 当时，窦成祖的成绩突出，是班上的班长。对于一个学机械的男生而言，他的理想是毕业后能被分配去机床厂、机械厂或者汽车修理厂这样的“重”工厂。在他看来，只有去这样的厂才算学以致用，实现“为国为民”的理想抱负。 那一届训练班的毕业生有800人。分配放榜那天，窦成祖挤在人群里，努力地寻找自己的名字。 “三五百人分到机床厂，百把两百人分到机械厂，还有百把两百人到水泵厂……”窦成祖把这些“热门厂”全看完了也没找到自己的名字。最后，他在当时还被大家称为“小厂”的棉纺厂名单上找到了自己。 800个人里面只有3人分到了棉纺厂。为什么自己会被选中？他想不通，跑去问领导。领导回复说，因为桂林棉纺厂处于萌芽阶段，更需要成绩拔尖的人才。然而，这样的回答对于窦成祖毫无意义，他“感觉理想破灭了”。 “难道以后我要像女孩子一样去'弹棉花’？”情绪低落的窦成祖回到宿舍，躺在床上难过得哭了起来。同学们过来安慰他，其中一人说道：“你看你傻了吧。去棉纺厂那可是要去上海学习的啵！”窦成祖听见“上海”二字，心情瞬间好了起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迅猛发展，但不平衡。上世纪50年代，广西全区只有几十家小型纺织作坊，年产棉布3000万米左右，平均下来一个人只能分得1.6米左右。而全国80%的纺织企业集中在上海、青岛、天津。桂林市面上除了上海产品，其余便是“洋布、洋服、洋伞”之类的舶来品。 有句话说，上海是全国纺织工业的“黄埔军校”。所以，几乎全国各地的纺织厂都会组织人员到上海培训。于是，上海不仅是全国纺织工业的摇篮，更是年轻人心中“大都市”、“前卫”、“先进”、“发达”的具象及代名词。 能去上海看看，对于许多人而言，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到棉纺厂报到半个月后，窦成祖等一批人便踏上了去往上海的火车，培训地点是上海吴淞国棉八厂。 在那里迎接他们的，正是从北京归来的欧阳逵。窦成祖记得，报到那天，30多名学员围坐在草地上，欧阳逵拿着名单点人头。点到窦成祖时，他停了一下：“小窦是机械学校毕业的，以后就继续学机修、机床吧。”这句简单的话，成全了窦成祖后半生的发展方向，更打消了他对于“跟女孩子一样'弹棉花’”的顾虑。 吴淞口位于黄浦江与长江汇合处。那里，海阔天空，波涛荡漾，每天都有万吨级巨轮进进出出。军港内“外国人不许入内”的牌子，外滩的车水马龙……关于上海的一切，都让窦成祖记忆犹新：“能到上海看看，心中的自豪、对党的感恩，真的难以言表。” 然而，令人眼界大开的沪上繁华，更让他下定决心要把技术学到手，回来为桂林工业争光。 当时一同在上海学习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不到三个月，包括窦成祖在内的广西学员技术提高最快，窦成祖更以优异的成绩当选班长。一年半的学习生活转瞬即逝，上海管理培训人员评议时认为，窦成祖已经达到五级工的技术水平。要离开了，上海友人对他说：“你们广西人不简单，广西工业一定会好。” 从1958年10月至1960年3月，桂林棉纺厂分多个批次将500名左右学徒送到上海培训，“辐射”上海齐齐哈尔十六厂、上海浦东安达一厂、上海吴淞国棉八厂等11个厂。“桂棉”学员走遍了上海的东南西北。他们较好的完成了学习任务，为桂林棉纺厂的正式上马打下了坚实基础。  1959年7月，“窦成祖们”在上海努力学习技术，而桂林棉纺厂已完成了在瓦窑的选址，正式开工建设。筹备处全体职工参与了建设。尽管没有现代机械，但青年们硬是靠手挖肩挑，在工地上你追我赶的谱写出一曲曲激情四射的“战歌”。那时的“桂棉人”，人人手上带血泡，个个肩上有肿块。 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那热火朝天的场面，正如工地黑板上的这首小诗： “哪怕太阳红似火，哪怕汗水流成河。 国家落后民受苦，社会主义建成幸福多。 快快挖呀快快装，一肩挑它千万筐。 为了桂棉早建成，愿洒热血筑厂房……” 1960年底，桂林棉纺厂基本建成并生产棉纱503.82件，完成国家下达的第一次任务，结束了广西解放后十年仍不能生产棉纱的历史。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当他们准备大干一场之时，却又不得不踩下“急刹车”。 从1960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随着困难程度的加重，1961年，中央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棉纺厂被列入缓建之列。精简机构、设备清理、材料调出、人员遣散……桂林棉纺厂的全面投产计划被迫搁置。 从这一年开始，厂里下放人员从600多人压缩到300多人。“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每人每天只有7两粮，副食品不足，油水不足，许多职工由于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工人们要护厂、要整机、要纺织、要修路（当时车间到瓦窑都是山坡，要自己开辟小路），人人都十分劳累。那时还没有公交车，带小孩的女工天不亮就起床，每天背着小孩来回走几十里路上下班……”在欧阳逵的记忆里，即使这么困难，也没有人迟到旷工。理想和信念支撑着厂里的每一个人，大家与棉纺厂同呼吸、共命运。他们始终相信国家、相信厂：“总有一天会兴旺发达起来！” 等窦成祖从上海学成归来，他曾在的车间已由原来的30多人减至4人。除了他，其余3个都是从上海来“支边”的老师傅。他跟着师傅们“充电”，车工、钳工、锻工、电焊、木工、油漆什么能学都学。忙忙碌碌中，大家度过了难熬的“三年困难时期”。 1964年，国民经济好转，桂林棉纺厂重新上马，续建方案实施。经过一系列的努力，桂林棉纺厂的生产规模达到4万锭，一跃成为广西首家现代化棉纺厂，职工也由最初的几百人猛增至近2000人。 生产面貌的焕然一新，再次点燃了全厂职工的生产热情。 1965年，全厂开展了学习操作技术的“比学赶帮”运动。工人的技术水平迅速提高，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和技术标兵。1964年进厂的李秀英，虚心好学，刻苦钻研，练就了细纱挡车的过硬技术，创造了全厂最高纪录，成为全厂学习的榜样。1965年，她被评为广西技术标兵，并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这次经历，不仅是李秀英的终身荣誉，也成为“桂棉人”的骄傲。
“技术标兵”李秀英 （记者梁亮 翻拍）
全厂开展了学习操作技术的“比学赶帮”运动 在榜样的带动下，努力提升技术成为桂林棉纺厂职工的自觉。得益于生产管理的加强、工人操作技术提升，桂林棉纺厂全面投产后的产量、产值、利润均大幅度增加。即使在“文革”期间，桂林棉纺厂的生产情况也始终保持一定水平，相较其他单位受损失程度算较轻的。 走过荆棘，桂林棉纺厂终于迎来了全面发展的80年代。 1980年，桂林棉纺厂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产品一等一级以上品率均在99.6%以上，生产规模发展到5.5万锭。
1983年新建的棉纺厂大门 1984年，桂林棉纺厂产量首破9000吨大关，品种增至50多个，创历史最高纪录；总产值达6522万元，实现利润426万元。 1988年，桂林棉纺厂步入“而立”之年，被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先进企业”称号。
曾经无比繁忙的车间 （记者梁亮 翻拍）
职工们查看生产评比黑板报
新职工有三年到一年半不等的“学徒期”，技术磨练到位才能上岗
女工们苦练技术 此后连续4年，桂林棉纺厂产值年年超亿元。  随着企业经济效益提高，桂林棉纺厂职工的收入也在逐年提升。1983年，职工人均年收入只有633.5元，至1988年已增至2162元。兜里有了钱，他们新建了职工家属宿舍6栋、翻修加层4栋，750户职工用上液化气，非厂区居住职工上下班全部由厂车接送。
工人们工作之余做操锻炼身体 与此同时，桂林棉纺厂还扩建了职工食堂。到1988年，食堂建成厂外、厂内两个“分部”，还设有小卖部、卤味组、锅炉房、面食组、面包组、冰室等机构，仅炊事员就超过了80人。 时年20岁左右的谢林秀，就是在这段时间被招进桂林棉纺厂的。她与其他几位组员并不会想到，在这座新建的食堂里，将诞生后来桂林百姓每逢中秋节就会想起的家乡味道。 初进桂林棉纺厂，谢林秀被安排在食堂的面包组。“食堂每个月都要考试，成绩不好的人会被淘汰。”她至今仍记得考试的密集和严苛。入职之后，食堂里每个月还要开展专业技能竞赛，有的人一两个月就被淘汰了。虽然当时国营企业是“铁饭碗”，但桂林棉纺厂食堂的师傅们却连留下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经过几番筛选，食堂面包组基本维持在四到五人，谢林秀成为留下来的一位。 待食堂面包组的人员相对稳定后，食堂的糕点产销渐渐提升，中秋月饼更是卖得一年比一年红火。慢慢地，中秋节前夕到桂林棉纺厂生活区排队买月饼，成为很多桂林人的习惯。 月饼实在太抢手了，很多人要托关系拿“内部配额”才能买到。而葱香豆蓉、豆蓉蛋黄、五仁叉烧等口味的月饼，都是年年脱销的产品。据谢林秀回忆，最忙的时候，除了面包组4位主要师傅，食堂还要再临时雇近百人来帮忙打下手。即便这样，师傅们每天从早上6点开始，总要忙到晚上12点才能收工。
桂林棉纺厂生活区平面图 （记者梁亮 翻拍） 月饼越来越抢手，而桂林棉纺厂却开始面临新的困境。 20世纪90年代，一场势不可挡的经济体制转型开始了，中国许多企业都在此时逐渐迎来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阵痛”。在所有的工矿企业中，纺织企业似乎是最先承受“痛苦”的一类。 市场饱和、竞争激烈、产品滞销、开工不足、人员过剩等一系列问题不断涌现，国有纺织企业出现了全行业亏损的尴尬局面。面对困境，越来越多国营纺织企业通过改组、改制、兼并、合资、租赁等形式，对行业结构进行调整。
桂林棉纺厂在桂林的位置 （记者梁亮 翻拍）
1992年桂林棉纺厂生产区示意图（记者梁亮 翻拍）
桂林棉纺厂的部分产品及商标（记者梁亮 翻拍）
桂林棉纺厂辉煌时期的厂区夜景（记者梁亮 翻拍） 1994年，桂林棉纺厂改组成为桂林桂棉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以这家公司为主体的桂林银海纺织集团公司成立。改组的“余震”尚在，新公司却又一次迎来难题。 1998年到2000年，中国纺织工业进入“棉纺压锭”的特殊时期。作为全国纺织行业“排头兵”的上海，壮士断腕，率先敲响“压锭第一锤”，并在1998年首批便销毁了12万锭落后纱锭。至此，全国纺织行业以“压锭、减员、调整、增效”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大调整拉开大幕。原先的“纺织大市”先后转型，有的甚至彻底与纺织行业告别。而那些日日与纱线打交道的纺织工人，不得不接受“下岗”的事实。 1998年5月，“桂棉”举行建厂40周年庆祝大会。大会上，时年57岁的窦成祖上台领取纪念品，他的身边已无其他人。窦成祖略感悲壮的意识到，曾经有600人之众的“58师傅”（1958年进厂的工人）只剩他一人了。“这一年，全国纺织系统实行'压锭改造’政策，男职工满55岁就可以正式退休。”于是，1999年5月，窦成祖退休。 不破不立，历史终将向前迈进。 除了月饼的脂香味浓，桂林棉纺厂还给我们留下了很多。
旧时的厂房已经拆除 （记者何韬羽 摄） 旧时的厂房已经拆除，新的住宅小区即将林立。但走在瓦窑那一条条悠长街巷中，我们依然能碰见曾在桂林棉纺厂挥洒热情的工人师傅。尽管青丝早已变成华发，但人们记忆中的桂林棉纺厂依然鲜活。 曾经辉煌的桂林棉纺厂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她留下的资本，却也助力了桂林纺织工业“新纪元”的开启。2011年，“桂棉”由溢达纺织集团接管，并于同年成立了桂林溢达纺织有限公司。近年来，桂林溢达在竞争激烈的纺织服装市场大环境下稳步发展，不仅对银海集团原有的纺纱业务进行了转型升级，还将高端制衣生产线引入桂林，桂林乃至广西开始拥有了制造世界顶级高端全棉衬衣的生产能力。 岁月悠长，纱线织就的美梦仍在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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