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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一次上四本书，其实中间关联甚多。
CK对谢大其人的了解还是从韦力的字里行间才窥探一些。韦力的古书收藏动辄十几万几十万上百万，不是平头老百姓能够玩得起的。反倒是听说谢大在拍卖场里还能几百块买到旧杂志新文学旧版本等等，很有吸引力。如果说狂商场买衣服是女人的偏好，那么男人的偏好该是遛书摊淘旧书。集书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圆梦的过程，惦记了很久的一本书终于到手了，这情形太像生活中的某些场景了。人一旦沾上收藏癖，患得患失，便如影相随，一物之得、一物之失都会搅得方寸大乱，失态、失言、失格、失友。1981年，鲁迅诞辰一百年，人文社出版新版的《鲁迅全集》，我称之为“百年版”。也就是从这年开始，我从一个阅读者慢慢蜕变为一个患得患失的搜书者。长假，于我则是净心读书作文的好机会，比平日更大段的时间，无应酬、无家务、无电话。1995年“十一”哪儿也没去，写出了我第一篇够发表资格的作文《闲话<古今>》。董桥前台的是身份是散文家，后台的底子是收藏家。内陆的散文家写不过老董，差距就在不事集藏，“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不是说着玩的。（董桥藏品在嘉德专场拍卖——“旧时明月”拍出四千多万人民币）藏书不仅是精神的事儿，还得要有钱，藏书本身就是吃饱饭后的闲事，很多人都是把书当做成功后的装饰，然后说成功是靠读书读来的。藏书和读书有很大区别，但是相似的一点是都需要悟性。所谓悟性，就是刚开始时不要乱收藏。你收藏范围特别大，就不会特别精特别专。你要把某一类收得比较齐全，且出版年代比较早的，印书比较少的，形成规模，形成系列。藏书要有目的。收藏要看书的珍惜成都，要看书的念头，要做到“我有你没有”，要具备“难度系数”，这些因素搁到一起才算是收藏图书。“我有你没有”，这是收藏圈通行的尴尬事，“大都有唯你没有”，更是尴尬中的尴尬，简直无地自容。藏书没那么好，读书也没那么高尚。鲁迅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读书多了，最后平添了看不起人的毛病。我看过你没看过，我看得比你早，我看的遍数比你多，这些都是看不起人的资本。读书多的一定看不起读书少的，读书早的一定看不起读书晚的。
某件事情在没有被炒热之前，你就是天天遇着它，你也不着急，过去淘买旧书是多么地淡定自若，负手对冷摊，那是一份真正的闲情雅致。现在的古旧书行当，买卖两方都透着赤裸裸的贪婪，与其他行当无甚区别。淘买旧书，过去多少还有个眼高眼低、运气好坏的因素，现在则多是真刀真枪地拼财政。黄裳说过，买好书只有一途，出大价钱。写作与淘书有一处是相同的——“开心一会就过去了（张爱玲语）”。作家，第一要紧是想象的能力（这是与生俱来的），第二要紧事描述的能力（这也几乎是不能大器晚成的），第三要紧事不能沦为政治型作家，作息时间是次要因素。客人们常常问我是不是读过我的全部图书；我回答说我曾经打开过每一本书。事实上，书斋不论大小，不一定所有的书都读过才算有用。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从知与无知的良性平衡中获益，从记忆与遗忘的良性平衡中获益。（《夜晚的书斋》）书房及书房文化，仍旧是小众的话题。正因为小众，才需要精致和趣味。书房话题，少谈意义，多谈趣味。 某些书综其一生都没被主人阅读过，某些书命中注定要在架子上站一辈子的岗。——“死书”，有形同无。收藏杂志的难度在哪？单本好求，全套难求。对于期刊收藏，第一是没有货了，因为收藏太热。第二，有的话，价钱也太贵。认杂志的人不多，不如古书。但古书只有观赏性，民国期刊都有“可写性”。本书（指《绕室旅行记》）收了两篇，这两篇的写作过程不一样，写作动机也不一样。第一篇是主动些的，第二篇是被动写的。第一篇是材料驱动，第二篇是情绪驱动。其实我还写有第三篇，没有收入本书。从小就听大人们说过一句话：“宁和明白人打一架，不和糊涂人说句话”。也许是因为“张爱玲的爱屋及乌”，关于民国特别是沦陷区文人，谢大其实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不苛责。他甚至有些同情：苏青《关于我——续<结婚十年>待序》中“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业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的，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周熙良《谈初版本书》说：“初版本是作者的灵魂，而其他重版本只能看做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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