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不上公交车,没有自行车,双腿是唯一的交通工具。
阴雨绵绵之后,教室窗台上会晒着一摞摞煎饼。天气潮湿,加之煎饼多是刚烙不久,容易出现霉斑。 即使有霉斑,也得吃掉,因为毎顿几个煎饼基本是个死数,不存在“多退少补”。 人人如此,你好意思借谁的煎饼?大学里女友省下给男友,但中学还没进化到那个程度。 没有学生食堂,学校只提供热水。热水也不能完全保障,得抢水喝,甚至仅仅是温水。 有时老师也不吃食堂~~也许那根本不是食堂,就是请一个人做饭。 我清楚地记得在崮寺头初中尖子班,语文老师王成提老师(后任职五莲二中)、杜宝芬老师(后任教叩官中学)等有几次跑到教室,和我们一起啃煎饼的情景。 90年代,仍然有一些学生捎煎饼。在五莲师范教复习班,看见放在教室后面一摞摞的煎饼,有时情不自禁地抽一张,卷个小咸菜品尝——只有在那简陋的教室里,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那种贫穷特有的滋味。 一包袱一包袱的煎饼,陪我们度过了漫长、艰难的读书岁月。 回首往事,你还记得你背过多少煎饼吗? 你还记得你卷进煎饼的那些咸菜吗? 你是否曾经“吃盐”? 这里所说的“吃盐”,是指把盐当做一种主料,不是当做一种调料。
出锅后,放在一张摊开的煎饼上,冷却后再包裹起来。 这种“咸菜”,在家里不上桌,不食用,似乎是专门用来捎饭的。是不是“油”和“面”都太珍贵了? 反正那些年,煎饼卷什么都好吃。 猪肉是舍不得制成猪大油的,饭桌上的猪肉必须一块一块地历历在目,那时一种炫耀,看着满足。 吃时,挖一小勺,可以均匀地撒在煎饼上; 但最好不过的是用开水冲泡,泡着煎饼吃。 当年日照饭店曾经流行这种类似的汤。花两毛钱,买一碗由猪大油加其它佐料调制的汤。 现在同事的哥哥,曾买过一碗,被一个陌生人哀求道:我尝尝,尝一口。 哥哥不谙世事,结果人家一口就是半碗没了,心疼不已。 逢年过节,捎两瓶罐头,很体面,很风光。一般人也享受不到,丈人有资格接到女婿的馈送,下酒。 现在你想想那是很滑稽的吃饭场面:人人头一歪,咬一口煎饼,吧唧吧唧地咀嚼,再咕咚咕咚地喝水,最后起身,抖抖胸前的煎饼渣子。 真后悔忘了细细打量那几个温柔小女生是怎么下咽。 有些“咸菜”,也与时俱进。什么季节捎什么咸菜。 光溜溜的大葱,捎几根。 绿油油的韭菜,捎一捆。 顺便捎着一小瓶自己酿的大酱,比如极品黄豆酱,中品豆渣酱,次品麸子酱。 满教室大葱味、韭菜味,谁也别埋怨谁。 除了几个机关孩子,都是土生土长的村里娃,生活大差不离,都没有吃肉的资本。 那时,没有早恋,是不是与男女生都满嘴大葱、韭菜味有关? 大锅熬扁豆,糊锅贴子,一直是我的最爱,百吃不厌。 除此之外,大锅熬大白菜,也很好。 父亲在学校周围村庄出伕子(方言,服劳役),午饭时去送我一盒饭大锅白菜,没有一片肉,只有几片豆腐。父亲看着我吃得干干净净。 多日不吃菜,味道美极了。只是后来才知道,那是父亲的午饭。 类似大锅熬的大白菜,不容易捎,不容易放,也不紧吃。 怎么办? 就用尽可能多的大盐粒子,炒大白菜,既咸又干,从而确保一周的量。 卷进煎饼里,咸味掩盖了大白菜的鲜。 大白菜也无奈。 一般家庭,偶尔能捎一回。一个学期也就捎那么三四回吧。 叩官公社放映员之子邓永平坐在我的后排,非要让我陪他回家拿咸菜,他的吃光了。 我实在不愿意耽搁时间,就把最后一块咸豆腐给了他,自己留下辣菜疙瘩条。 递给他的那一瞬间,我就后悔了。 不是每周都能吃到,不是每月都能吃到,不是每学期都能吃到,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到。
多数还是早早烤好,带到学校。 咸鱼,不是每个村的供销社代销点都可以买到。 我村北邻是宋家村,它的代销点是周围最大的。 售货员是一个年轻妇女,高个子,长脸,也笑——那时都是一副不爱搭理你的态度,她算是好的了。 某一次,我买的咸鱼多掺杂了几个鱼头。年幼无知的我,怕她,没敢说别的,拿回了家。 其实也是馋的,舍不得不要。 鲜鸡蛋,咸鸡蛋,很少见到带进教室吃的。 谁捎过油条?没听说。 谁捎过猪头肉?更没听说。 好像只有大正月初上,也能捎一个饽饽。 也能捎几截炸刀鱼~~都是家里从口里使劲省出来的。 饽饽就咸菜,刀鱼卷煎饼;咬一片饽饽,啃三个煎饼。 幸福是不能重叠的。 时代穷得叮当响。说多了,都是泪。 单一又简单的咸菜,不但委屈了我们,也委屈了煎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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