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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风把坑边树上仅存的几片枯叶吹落了，落叶像被猎抢击中的小鸟，翻飞着，飘荡着，最后一头栽进了坡下的芦苇荡。离芦苇荡不远的岸边放着一双鞋，两行歪歪斜斜的脚印由岸边向苇坑深处延伸，最终停在了苇坑深处的某个地方。坑里有水，很浅。有腐烂的水草和落叶覆盖在上面，用脚一踩腐草塌陷，水和泥便一起翻卷上来，漫过脚踝。一位老人挽着裤腿，手里拿了一把剪子，正在苇坑深处的泥水里跋涉，并顺手把身边一棵棵芦苇的梢头剪割下来，然后打成捆送回岸边。 岸边蹲着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也许是害怕，不住地向苇坑深处喊：爷爷！爷爷！老人一边应着，手中的剪刀一刻也没有停歇。那个小男孩便是我。 苇坑对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它就像一只蜗牛打我懂事的时候就一直在村后边卧着。春天的时候苇坑开始慢慢涨水，芦苇和水草也开始萌生。到了夏天坑里水已渐渐蓄满，我和一帮小朋友便时常在这里捉鱼虾，打水仗。与水一起生长并常年陪伴在这里的便是满坑的芦苇。嫩绿的苇芽在水里摇曳，引来一群群水鸟在这里繁殖生息。我和一帮小朋友常钻进苇稞里捉乳鸟或掏鸟蛋。 到了秋天，芦叶开始慢慢变黄，芦苇的顶尖处会冒出一团毛绒绒的像高粱穗一样的絮状物，人们称它芦花，爷爷则习惯叫它苇毛樱子。我呢，就干脆叫它芦苇穗。之后，随着冬的临近，潮水渐渐远去，这时的芦花像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虽然秸秆已经干枯，但漂浮在顶端的那团绒毛却显得温柔而神奇，在微风吹拂下愈发坚韧挺拔。爷爷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苇坑，开始了剪割芦花的营生。爷爷之所以打芦花的主意是因为我和我的弟弟们。那时候的冬天很冷，我和弟弟们因为没有鞋穿而常被冻烂脚后跟。为了让我们有鞋穿，不冻脚，每当冬天来临的时候爷爷就会顶着呼啸的北风，带着剪刀绳子出门而去。我不知道爷爷这个时候出门要干啥，以为是去地里割红薯秧子，于是便悄悄跟了去。见爷爷一直朝着村北的苇坑走，到了坑边鞋一脱就一头钻了苇稞里。等他出来的时候怀里却抱了一大捆芦苇穗。那芦苇穗毛绒绒的，看上去像一窝小白兔。 爷爷赤脚在芦苇荡里来往穿梭，冻得身子直发抖。当爷爷再次从芦苇荡里冒出来的时候，我看到爷爷的脚已经冻得像红萝卜，而且在爷爷站过的地方似有鲜血在流淌。这时我急忙从隐蔽处窜出来，大喊：爷爷，你的脚！ 爷爷吓了一跳，见是自己的孙子，呵呵笑了笑，说，你个小赖种是怎么来的？ 我问爷爷弄这么多芦苇穗干什么，爷爷说，做鞋呢，完了让我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用手揸了揸，说走，回家。 其实，早在两个月前爷爷就已经在为做鞋的事情忙碌了，那时我总见爷爷在地里寻找野麻，然后将野麻打成捆放在坑里沤，大约半个月再将沤好的麻捞上来，剥皮晒干，最后将麻搓成一根根细线。这应该是做草鞋的第一道工序。接下来是准备鞋底。鞋底是桐木板做的，先根据脚的大小在木板上画出底样，然后用刀或锯子将多余的部分去掉，用锥子在木板的四周钻出一个个小孔。待鞋底准备停当之后，时令已渐渐进入了初冬。 冬季农闲，爷爷白天去割芦苇穗，晚上就在煤油灯下专心致志地做草鞋。做草鞋看上去很简单，就是照着鞋的模样用麻绳将芦苇穗一圈圈垒上去，最留出一个椭圆形的孔，一双鞋就算完成了。从采集芦苇穗到鞋子完工往往要10多天时间，为了能赶在下雪前把鞋子做好，我见爷爷时常忙碌到深夜。 爷爷的手很巧，那一团团绒毛在爷爷的飞针走线下很快就变成了一双漂亮的鞋子。一双鞋大概要连续做三个晚上。在爷爷飞针走线的时候，常有绒毛脱落下来，那绒毛在灯光下飞来飞去，就如同雪花飘落到爷爷的脸上，身上。爷爷被一团雪白的光亮笼罩着，脸上流动着慈祥的笑。 我穿着爷爷的草鞋，在天寒地冻里跟在爷爷后面走，草鞋不断发出哒哒的声响。每当这时，爷爷就会回过头得意地冲我呵呵地笑。爷爷笑什么呢，是笑我走路笨拙，还是笑我调皮顽劣？我不知道。 草鞋是我童年的梦。我不道穿了爷爷了多少双草鞋，也不知道跟爷爷下过多少次苇坑，搓过多少根麻绳。但我知道爷爷的草鞋特别温暖，从脚底能一直温暖到心窝。因为有了这温暖，我脚上的冻伤很快好了，人也渐渐长大了。为了我的冻伤不被鞋磨破，爷爷时常把自己身上的棉袄撕破，掏出里面的棉絮让我垫脚。我不止一次看到爷爷在下坑割芦苇穗的时候脚被扎破，血染脚窝。但爷爷好像不在乎，上岸后不洗脚，也不穿鞋，直接掂着鞋扛起芦苇穗就回家了。血迹一直跟着他延续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才消失。 后来我脱掉了草鞋，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爷爷，就在我远赴他乡的一刹那，但我猛然发现爷爷老了，腰佝偻了，背也有些驼，脸上的皱纹像刀刻。 我最后一次见到爷爷是在我转业后被分配到县供销社当职员。那天早上我刚起床，惊异地发现爷爷在宿舍门口蹲着，见我开门急忙站了起来，说知道你在睡，没叫你。爷爷仍旧佝偻着腰，神情有些呆滞。我说爷爷您是怎么来的，爷爷拍拍身上的尘埃，说走来的。我们老家离县城有10多里，七十多岁的爷爷是怎么走的呢，爷爷这辈子只步行，没坐过机动车，连自行车也没骑过。为了能见他的孙子，看看他孙子工作的地方，爷爷不怕远，硬是强撑着走了过来。爷爷大概是早起4点起床的，见到我的时候已经7点多，10多里路程爷爷走了3个小时，可以想象，为见他的孙子爷爷走得是多么艰难啊。看到爷爷瘦弱的样子，竟颤颤巍巍走10多里路来看我，我心似刀割。 我把爷爷搀进屋里，看见爷爷胳膊窝里夹着一团纸，问爷爷拿的什么，爷爷有点不自然，说毛巾，摖汗的。我怀疑，爷爷的毛巾过去都是塞在腰上的，怎么学会了用纸包呢，我说拿来我看看，爷爷却像护宝贝似的，说别看了，脏，一边说反而把胳膊夹得更紧了。我当时只觉得爷爷好笑，却没有想到里面另有缘由。 我问爷爷想吃啥，爷爷想了一下，说就喝碗胡辣汤吧，于是我就去街上买了两个烧饼一碗胡辣汤，这是我有生以来对爷爷第一次尽孝，是仅有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爷爷喝完汤就急着要走，说去街上转转就回家，我要送他，他说啥不让，说我能走着来就能走着回，公家的事要紧。我说爷，等我在城里有了房就把您接过来，让孙子好好孝敬您，爷爷依然呵呵地笑，说恐怕爷爷等不到那时候了，我说怎么会呢，爷爷，你现在还能走10多里路呢。爷爷笑了。我知道爷爷的笑就算是答应了。 从县城回去之后爷爷精神为之一振，见了人就说在县城见到大孙子了，大孙子还给他买了烧饼和胡辣汤，满足的笑时常挂在脸上。 后来我从表叔那里了解到，爷爷那次去县城并不单单为了看我，而是另有他图。他想让他的孙子在供销社给他买双带胶底的鞋。那纸里包的并非毛巾，而是一双磨破了底的布鞋。不知道为什么就在见到孙子的那一刻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不买了。是怕孙子工资低经济条件不允许，还是怕别的什么？我无从知晓。这是在爷爷死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表叔悄悄告诉我的。看来爷爷生前最信赖的人应该是表叔。在我刚刚懂事的时候就看到表叔经常到爷爷家来。我责怪表叔：怎么这时候才告诉我，表叔说你爷爷爱面子，不让说。 其实那次爷爷去县城找我是表叔和他一起去的，点子也是表叔出的，只不过爷爷没听他的。爷爷上楼找我的时候表叔就在街上等他。 记得那是一个秋天的早晨，太阳还懒洋洋的没有升起，鸟儿也没有像先前那样鸣叫嬉戏，虽然朗朗天空依旧似明镜高悬，但爷爷的噩耗却突然传来。 电话是父亲打来的，他哽咽着告诉我说爷爷去了，我不敢相信，问爷爷怎么就去了？父亲说爷爷是夜里去的，头天晚上睡的时候还好好的，早起却迟迟没见起床，叔叔到房间门口喊了几声没见回应，走过去一摸爷爷身子已经凉了。 爷爷真的走了。走得突然而悄无声息，就像睡了一样。我赶到家里的时候爷爷还在床上躺着，家里人正准备给他穿送老衣裳。我急忙走过去掀开被子，看到爷爷那瘦削的脸，胳膊细得像擀面杖一样。满身青筋就像一条条蚯蚓在皮下卧着，真可说是皮包骨头了。我不敢想像，爷爷这么瘦弱的身子，当初是怎么把我从地上抱起来的。 我拉着爷爷的手，任泪水在脸颊上簌簌地流。我说爷爷呀，您怎么就走了呢，您不是答应要去城里和孙子一起生活的嘛，你不是等儿孙们好好孝敬您的吗，怎么没留下一句话就悄悄地走了呢？ 爷爷一生只有父亲和叔叔两个儿子，晚年的时候为了赡养方便，兄弟俩把爷爷和奶奶分开了，奶奶跟了父亲，爷爷跟了叔叔。那时候农村已经实行了土地承包，叔叔在外地工作，地里的农活全靠婶婶一个人劳作，确实很难。爷爷是个勤劳的人，他不能看着地里的活不管，每当农忙的时候爷爷就去地里帮一把，但他却忘记了自己的年龄。 过了不久，听说爷爷在给棉花喷药的时候晕倒了，叔叔和父亲急忙把他送到了乡卫生院，挂了点滴。我因在外地出差没能及时回来。等我回来的时候爷爷已经出院了。 爷爷被确诊为农药中毒，在医院挂了三天针，没等好透就急着要走，说家里的农活忙，放不下。 自那次农药中毒之后，爷爷的身体便每况愈下，地里的活确实干不动了。也许是料到自己的来日不长了吧，所以就时常念叨着要到县城去找我。 爷爷去世那年77岁。虽然已时隔30多年，但爷爷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时隐时现。 一轮残阳在西天悬挂，冷艳的光芒将村后的苇坑照亮，夕阳下的芦花就像春天里的露珠，晶莹温润且缥缈虚幻。在一个深秋的傍晚我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家，再次见到了我熟悉的苇坑。芦苇尚在，芦花依旧。唯独不见了爷爷的身影。当年爷爷脱鞋的地方已不复存在，一座早已断了烟火的窑洞在那里耸立着，让人联想到远古的城堡和破落的古庙。亲爱的爷爷您去哪了？是去寻野麻还是去割芦花？问苇坑，苇坑默然；问芦花，芦花摇头。面对盛开的芦花我孤单茫然。就在这时，我猛然发现在夕阳的照耀下那一团团芦花散发着一种温柔的光，我想那该是爷爷的阴魂吧。 作 者 简 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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