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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喧嚣的时代，愿您与思者同行  这是一次偶然吗？ 或者，仅是浑茫的冥冥中暗寓着的一种必然。 我们相聚了。 而我，事先并不知晓我会在这个场合——首都剧场，与大家相会。 我有一份惊喜！ 无畏、坦然、乐观、轻松、精神饱满且个个意气奋发，乃是我见到他们时的印象，不约而同，仿佛是事先约好了，他们将以这么一种形象示之予人。 但我亦知，这里其实没有约定，没有事先的编排，只有他们个人意志的自然显现，宛若从来就是如此，既以此方式诚实地面对自己，亦以此姿态豁达地面朝世界。 这是一种坦荡，一份超越般的达观，以及对自我精神的恪守与自许。 但其实，他们分别又处在了同一类型的不可理喻的境遇中：言说空间的被消失。但消失，很快便会不经意地转化为舆论场域的传说，不胫而走，令人们仰之弥高了。 这次不期而遇的聚首，我们乃是为了共赴首都剧场上演的舞台剧《犹太城》。这也太奇妙了，《犹太城》亦可视为一台境遇剧：一群被剥夺了生存空间的犹太人之境遇，他们的挣扎、妥协、撕裂和冲突，以及对最后之良知与生之尊严的捍卫与持守。 在事关人之生存的空间性上，《犹太城》表现得更严酷，更为触目惊心，因为它涉及了生与死，而且犹太城中的每个人在纳粹的暴行下命若琴弦，生死于一线。 而我们这里的那个“空间性”呢？他们以一己之身涉入的境遇又是什么？ 人，从来涉及两类死亡，一是生命的消亡（或被消灭，一如《犹太城》之犹太人面临的问题），二是精神的死亡——表象上这人尚且活着，但人之为人的精神与思想的世界已然以自我泯灭之方式消亡了。而此种消亡，尽管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乃是自存的一种卑怯而无奈的选择。 但依然有勇敢的存在者拒绝精神与思想的死亡，拒绝向命运屈服，拒绝妥协和低头，即便随之而来的境遇让他们由此而被迫丧失了公共空间的表达权利，甚至生活的某些基本权利也被剥夺了，但他们依然无所畏惧地选择了捍卫人格的高贵与尊严。 这是人之为人的崇高价值所在，失去了它，人便犹如一具行尸走肉，虽活犹死。 《犹太城》中侥幸活下来的那些犹太艺术家，虽然迫不得已地选择了与纳粹党徒的合作，为了哄他们高兴，能够苟活，为他们唱歌，为他们编舞，终归是为了让自己在这个险恶的世界上生存下去。 而此一生之念，不仅仅是为了屈辱卑贱地像猪狗般苟且地活着，而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心里清楚，在犹太种族面临灭绝之时，能够活下来的人，必须以各种方式保留上帝和先祖留下的文化遗产和种族精神。 于是，我们看到了他们种种于死亡恐惧中的“苟且”之状，唱着纳粹刽子手们愿意听的歌，舞着刽子手们愿意欣赏的舞。活着，必须活下去，为了留下民族的文化火种。 这台大戏——《犹太城》，还嵌入一个道德悖论，这是一个无解的悖论。它竟是那么的刺目而尖锐，但在特殊的命运之境遇下，当事人无法逃避它的逼问，而且，更为残忍地是，人还必须接受它的拷问与挑战，做出锥心疼痛的选择： 当纳粹决定要屠杀无用的几万犹太人时，剧中担任犹太管理委员会的头儿，不得不以花言巧语的委婉方式，说服刽子手减少杀戮人数，然后亲自将犹太老人送上刑场。 于是，在族人中，他成了一个配合纳粹屠杀同胞的罪人，一个手上沾满了同胞鲜血的不干净的人。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他？他确实执行了纳粹的指令，杀害了自己的同胞，而且当着纳粹的面，在执行的过程中表现得如此疯狂和歇斯底里。但与此同时，编导在剧中也直白地告诉我们，惟有如此，更多的同胞才能获得保护，可以继续活下去。 以上就是《犹太城》一剧中向观众发出的严厉拷问：于人性之道德，这位配合纳粹的犹太管理者这么做，对吗? 虽然在剧情的结局中，这人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一炬，他无力保护他的同胞，纳粹疯狂的扫射让所有人倒在了血泊中，包括最后关头大张双臂企图保护同胞的那位斗智斗勇同时也曾杀害自己同胞的管理者。 他们都死了，除了一位唯一能以夜莺般美妙歌喉吟唱的女歌唱家，她在大屠杀发生前，只身一人逃入原始森林，加入了抵抗纳粹的游击队。 但发人省思的是，她本人其实又是屠杀之所以发生的肇因——她决意逃离之前，她的犹太城的同胞、也是暗恋她的木偶戏演员（在第一场戏中，他还急中生智地将她从纳粹的枪口下救出）已告知她，若她离去，将置犹太城的同胞们于死地。 但她还是走了。当纳粹军官最终发现他“爱”上的人——犹太女歌者不在了时，一怒之下枪杀了余下的所有犹太人。 这又是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道德命题：她有没有权利，因了个人义无返顾地离开，而置其他同胞之生死于不顾？ 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从来不会廉价地为观众/读者提供足以抚慰人心的灵丹妙药，若是，那必是鸡汤，艺术所要承担的人生使命恰恰是发现问题，并尖锐地提出问题，且让人去思考人生的诸多复杂难解的悖论。 《犹太城》以诚实而深刻的道德勇气，不惮于以一个民族巨大的生死存亡的苦难，揭示出人性中的美丑与善恶。它是一部无愧于“伟大”二字的作品。 2019年4月6日手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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