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永明，张建坤：《论语》诠释与儒学演进——以“攻乎异端”章的诠释史为例（二）

《论语》诠释与儒学演进

◎肖永明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

二、将此章诠解为攻击异端或反对攻击异端：历代学者对儒学发展方式的思考

在“攻乎异端”章诠释史上，还存在着攻击异端和否定攻击异端两种面向的诠释，而这两种面向，都包含了儒家学者对儒学发展方式的思考。

在上节的诠释中，“攻”一般被训为“治”。但是，《论语》中“攻”字的使用，除了此章外，还有“小子鸣鼓而攻之”（《先进》），以及“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颜渊》）两处，皆取攻击、攻伐义。因而在有些学者看来，此章也不应例外，此章“攻”字应训为“击”，相应地，“斯”或指代“攻乎异端”，而“已”为虚词；或指代“异端”，而“已”为“止”。这一面向的诠释,其主旨在于攻击乃至消灭“异端”，以避免“异端”造成危害。

在这方面，宋儒孙奕的诠释最为直截明白，他说:“攻女口'攻人之恶’之攻，已女口'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谓攻其异端，使吾道明则异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杨、墨，则欲杨、墨之害止；韩子辟佛、老，则欲佛、老之害止者也。”

元儒朱公迁更将所谓的孔子作《春秋》也视为对当时异端的批判攻击，他说：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这里所谓的“异端”明确地指向当时的“邪说暴行”“乱臣贼子”，基于异端和正道对立的思维，他必须要确立孔子是攻击异端的这一基调。在他看来，孔子忧虑当时的异端之害，因而作《春秋》以使乱臣贼子惧而异端之害息。

以上的理解得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的认可，他以帝王姿态将“攻”解释为攻击，“已”解释为停止，强调对异端的排斥打击，并对一些宋儒的诠释提出了批评，所谓“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盖谓攻去异端则邪说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为专治而欲精之，为害已甚，岂不谬哉”。在他看来，大概将“攻”解释为学习专攻，不能突出孔子对异端邪说的严厉态度。将之解释为攻击，则能表明孔子必欲消灭异端邪说的取向。

然而，以上这种二元对立的诠释，所隐含的一个前提就是，只要与圣人之道相异的东西，就是有害的，必须加以排斥、打击，消除其危害。这一观念，带有极强的文化专制意味，也是与孔子强调的“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相违的，因而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批评。他们虽将“攻”解释为攻击，但以“斯”指代攻击异端而“已”为虚词，将此章内涵理解为：攻击异端，这是有害的。这种观点，可见于历代学者对此章的诠释之中。

北宋大儒张载（公元1020-1077年）曾诠释此章说：“攻，难辟之义也，观孔子未尝攻异端也。道不同谓之异端，若孟子自有攻异端之事，故时人以为好辨。”他认为，“异端”只是不同道者，孔子并未攻异端。甚至对孟子批判异端，张载颇有微词。在他看来，不必花费精力攻击异端，只要坚守、彰显儒家之道，就可以从根本上破除异端对世人的迷惑：“诸公所论，但守之不失，不为异端所劫，进进不已，则物怪不须辨，异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胜矣。”张载的这一认识，与他对历史的反思有关。唐代韩愈（公元768-824年）曾要求以“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激烈措施对待佛、老，宋儒石介（公元1005—1045年）也曾著《怪说》来攻击佛、老对儒家伦理纲常的破坏，倡言“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此外，还先后发生过“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但这些行动并没能阻断佛、老等“异端”的兴盛与发展。北宋中期以来，一些儒家学者开始转变策略，不再一味辟佛，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加强儒学自身理论建设方面来。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即著《本论》，指出“修其本以胜之”作为复兴儒学、维护儒学正统的根本途径。在这一历史脉络中，我们也许能对张载的观点有更为深入的理解。他的诠释,实际上包含了他对儒学发展思路的认识。

在宋代，在此章的诠释、阐发中表达反对攻击异端主张的学者不乏其人。南宋学者郑汝谐（公元1126-1205年）就说：“圣人之所辨者，疑似而已。若异端之于吾道，如黑白，如东西，夫人皆知之，何必攻也。后世好与释、老辨者，盖未识圣人之心也。”这一观点，与张载之说是一致的。罗泌（公元1131-1189年）也曾从修本和攻击异端有害两个层面进行他的诠释，钱时（公元1175-1244年）也有同样的看法。宋末学者黄震（公元1213-1280年）更依据孔子身处的时代语境，彻底否定了对异端的攻击，他说:“孔子本意，似不过戒学者它用其心耳。后有孟子辟杨、墨为异端，而近世佛氏之害尤甚，世亦以异端目之。……然孔子时未有此议论，说者自不必以后世之事，反上释古人之言。君子又何必因异端之字与今偶同，而回护至此耶？”孔子时既然尚不存在对于异端的排斥，那么后儒在诠释此章时，龂龂于正道和异端之间显然就失去了合理性。这不光是反对从反面的排斥异端来彰显儒家正道，甚至连从正面的修本以彰显儒家正道也为他所反对。此外，黄氏还指出了此章历代诠释的要害，即“因异端之字与今偶同”，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异端”与后世学者所谓的“异端”只是字面上相同，在内涵上却是存在差别的，不能用后世的境况来诠释孔子所言的“异端”，而应深入当时的历史与文本语境去诠释其真义。

明末清初，天崩地裂的时代变局使学者们对学术的同与异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他们以更为宽阔的视野与胸怀、更为宽容开放的态度思考学术的发展问题。如明儒章世纯（公元1575-1644年）认为攻击异端之举很不明智，甚至从正面对异端存在的价值进行了肯定。他说：“徒以异己而攻之，失其所济,丧己之利矣。……鸡鸣狗盗，智者犹或存之，为有济于一旦也。故善用道者，不弃恶，恶且不弃，况或俱美者乎”，异端很可能是自身发展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不仅不应攻击，而且应该善待之，甚至与之俱美。这一看法，在否定攻击异端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肯定异端的价值，颇具保持学术文化多样性的意识，反映出当时学者对学术发展的思考已经超越了正统与异端二元对立的藩篱，正在走向深入。

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更为否定对异端的攻击提供了理论论证。他说：

天地有阴阳、虚实，而无善恶、真伪。阴阳分而流为善恶，虚实分而流为真伪。实行则真，虚名容伪。愈高则愈伪，愈伪则愈遁，固其所也。知其遁而容其遁，圣人合天地之道也。有杨、墨而后孟子显。孟子辨孔子时之杨、墨，而不辨同时之庄子，谓孔子留杨、墨以相胜，孟子留庄子以相救，不亦可乎？不得已而辨，辨亦不辨，虽辨之而仍相忘也。仁者仁，知智者知智，百姓安其不知，君子之道虽鲜而无不相成者，错行之道也。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言当听其同异，乃谓大同；攻之则害起耳。立教者惟在自强不息，强其元气而病自不能为害。

在这里，方以智借阐发孔子“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一语，明确表达了其学术理念。他认为，学术应当保持对于不同立场、观点的宽容，保持有同有异的状态。正如在先秦学术史上，有杨、墨而后孟子之学才得以彰显一样，立场、观点相异的学术，往往能收相反相成之效。他甚至认为，“孔子留杨、墨以相胜，孟子留庄子以相救”，孔子、孟子有意识地留下对立的学派，以保留学术发展的空间。相反，如果一味攻击异端之学，就会产生很多弊害。在他看来,学术要发展，依靠的是“自强不息”，完善自身理论体系，提高自身理论思维水平，使自己能够抵御“异端”之学的挑战。方以智的论述，从辨同异的层面对攻击异端进行了否定，在学术发展方面表现出一种相当宽容、开放的态度。“当听其同异，乃谓大同”，无疑是学术发展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

三、结语

儒学的发展、演变离不开对经典的不断诠释。但是，在很多经典文本的诠释问题上，历代学者往往聚讼纷纭，歧义百出，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探究经典文本的原始含义，判断历代学者经典诠释的是非对错，固然是很重要的工作，但往往也容易导致治丝益棼、徒添纷扰。本文采取的思路，是透过历代学者的经典诠释成果，去发掘作者思想观念的形成与时代学术环境、学术思潮的关系，进而把握儒学的历史演进与时代脉动。通过对“攻乎异端”章诠释史的考察，我们能够看到，先秦时期，儒学仅作为诸子学说之一显行于世，因而自孔子首言“异端”至汉代，其间鲜有学者继论“异端”。尽管孟子、荀子这样捍卫儒学的大儒激烈排斥诸子百家、他道小技，但他们均不曾以“异端”名之。西汉中后期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始成为历代王朝的正统思想。随着儒学正统在后世受到佛、道等思想学说的挑战日益严重，“攻乎异端”章因首论“异端”而为众多儒者所重视。尤其是宋代以来,伴随着儒学的理论拓展和历史演进，“异端”相应地被众多学者赋予了各种各样的内涵，透过历代学者林林总总的诠释，我们看到了传统儒学历史演进的脉络与轨迹。

同时，从历代儒者的诠释中可以看到，此章所蕴含的儒学发展观念也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有的学者激烈地排斥“异端”，有的学者温和地对待“异端”，否定对“异端”的批判，甚至肯定“异端”存在的价值。在他们的诠释、阐发中蕴含了对儒学发展方式的不同思考。事实上，“异端”不过是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多一种思考选择，立场、观点不同的学术，完全可以作为自身学术发展的借鉴、参照、资源，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交流、激荡，往往是学术自我更新、发展的催化剂。如果彻底消灭“异端”，强求学术同一于专断威权，只会导致“以水济水”、自我封闭，使学术走向衰落。在这方面，方以智“当听其同异，乃谓大同”之类的思考能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文章转自《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