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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63年7月出生在四川省古蔺县观文区椒园公社绿红大队第九生产队一个小地名叫龙塘的地方。我家里人口多，姊妹六人。我排行老四，父母一无文化，二无技术，只靠务农为生，家里无其他经济来源，负担全落在父母的身上。那时，我也只有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小时候，我听到伯公熊坤富说过，他被拉过壮丁，后去打过日本鬼子。我从小心里就有了当兵保家卫国的梦想。我在绿红小学毕业后，考进椒园中学。刚进初中，看到报纸上说越南鬼子侵略我国，多次在我边境云南文山州麻栗坡一带开枪开炮，炸死我国边疆群众多人，炸毁无数房舍，造成很多群众失去失去家园。我国政府忍无可忍，已经于1979年发起了自卫还击，但越南鬼子不甘失败，还在不断侵扰边区。每次看到宣传，我都热血沸腾，都有踏上军营，去打越南鬼子、保家卫国的冲动。 
1981年下半年我进入初二上半期，看到冬季征兵的消息，在没有征得父母、老师同意的情况下，悄悄地到椒园公社武装部长朱升华那里报了名。不久，我就收到体检通知。朱升华部长把所有报名人员带到古蔺县武装部进行了一系列应征体检工作。体检结束后，我就转回学校读书。在学校里是人在心不在，就想是否这次体检能过关？没过多久，定兵通知就下达了，这也许是老天给我的机遇吧！这时朱部长来到学校给我班主任闫登举老师说：“今年你校的熊朝坤同学已被应征入伍了，希望你们支持工作”。随后又到我家中进行家访，这时，父母才知道我报名参军的事，我的父母和家人都不同意我去当兵，他们说，责任制承包了这么多土地，刚过上安稳的生活，希望我在身边能帮一把。其实，他们也知道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火还在延续，他们是怕我被安排上前线去打仗。走进军营是我的梦想，我当然要软磨硬泡。我私自找我的大叔熊光普、三叔熊光亮等人，请他们给我父母做思想工作，通过大家的努力，父母才勉强同意我参军入伍。10月，本乡和我一起入伍的有玉林任荣胜、水田罗泽强、纳坡庞汉兵等人，生产队组织召开欢送大会，并送我们到古蔺县武装部。到了武装部后，我们换上向往以久的绿色军装。这时，我无比的自豪与骄傲，此时此刻，我成这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我们从古蔺出发经过泸州、隆昌、成都，再到云南，一路上我们兴奋不已。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看着窗外的风景，我们思绪万千。赶了几天的路，到达昆明江城彝族自治县35552部队边防十七团（小地名和平寨）。我们入队开始进行了新兵三个月的训练。新兵集训那个味道，就没有想象中的美好了。在三十八九度高温下高强度的训练，汗水直淌，特别是晚上不分时间的搞经装或重装的紧急集合，吃不好，也休息不好，和自己当初想象的当兵之路完全不一样。实在是坚持不下了，直哭着要回家，连长李大军耐心地劝导，战友们相互鼓励和安慰，我才又安心坚持下来。熬过了艰难的三个月，我慢慢的习惯军营生活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和不断学习，学到了不少知识和战术技能。在此，曾得到了营长黄玉刚多次表扬。新兵训练结束后，我服从上级的指令，分下连队。当时，我被分配在炮营部三连指挥排通讯班，因我是初中学历，那时很多战友仅仅是小学文化，上级安排我担任班长，让我同战友们开展连队的工作，经过全班战友们的共同努力，我们班曾多次受到连、排两级首长多次嘉奖。1983年，越南鬼子不断袭击我边境群众，云南省军区边防352部队十七团（实习团）炮营二连接受到对越作战的战斗任务。
不久，我被抽到二连，同战友们从连队营区至往作战阵地，行程了一天一夜的里程。到达目地后，上级首长召开了排级以上的紧急作战会议部署，会议结束后，我们就火速地作好战斗准备。我带领通讯班的李永平、王怀元、陈世才等战友，带着30多斤的食物，翻山越岭，走过悬崖陡壁，有时累得气都喘不过来，但是大家都没有放弃，到了老柏寨101高地时，食物跟不上，生活没了保障，大家饿得连路都走不起，我们只能用压缩饼干来充饥。压缩饼干在没有水的情况下是无法下咽的，我们就用钢盔帽倒过来接天上的雨水同饼干一起饮用，在粮食不足，枪支不够的情况下，我们依然顽强战斗。
一次，我同战友们一起在保障战地通讯的情况下，打死了三名越军，越军弃地而逃，我们顺利占领越军盘踞的311高地。战斗胜利后，我们回到营区后，受到营首长给予的二等功一次的嘉奖。1983年7月28日，我跟王映学、张林等战友来到越地117高地作战，炮火非常猛烈，只听见越军的抢炮声呼啸而过，就在这时，越军的一枚子弹从我耳边飞过，我的耳朵被打去了一块，不过，我一会儿就镇定下来，根本顾不上耳朵上的伤，又继续开始投入激烈的战斗。1984年7月20日的深夜（11点左右），我们还在战地摸排敌情。因为太累，就在麻栗坡芭蕉坪一带整休。突然，我感觉敌人向我们发射了炮弹，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苏醒后才听说，当时站岗放哨的两名战友（一名是山东人、一名是浙江人）实在疲劳过度，他们分别点上了香烟提提精神。就在那一刻，被远处的越军发现了，随后就向我们发射了炮弹。顿时，我们的休息区被炸毁了。21名战友，只有1名战友未伤，当场就牺牲了四名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分别是河南的任从江、山东的陈加强、安徽的刘加强、贵州的王跃江，重伤七名，轻伤九名，而我就是其中重伤之一。被炸后，住在附近的兄弟连队和医务人员立刻赶往现场采取紧急救援，轻伤就在文山军分区医院治疗，重伤用飞机送往昆明四十三医院医治。听医生说，我的大脑伤形比较严重，背部全部被炸伤，进医院的第二天我就昏死过去了，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但已没生命体征，就宣布抢救无效，把我推进太平间。按医院的规定，没抢救过来的战士要在太平间里放置一周，每一周医生都会带领护士去太平间里做最后的检查，确定死亡了的再送出去安葬。分管我的主治医生刘艳生告诉我，那天他来到了太平间进行最后的检查，我就是进门的第二具尸体，他仔细检查后，惊喜地说，这个战士有微弱的呼吸了，马上通知急救科抢救。我当时虽还在严重昏迷状态中，当然还是有一点感觉，迷糊中我只是感觉到有人抚摸我。又抢救了一个星期，我苏醒过来后，刘艳生医生和其他人员才给我讲述了当时的情况。我听了后都是又惊又喜，真是感激我的战友们，要不是他们认真负责，科学严谨，我还有什么命啊！后来，在医护人员精心治疗和照顾下，我慢慢地好起来了，但由于受的是重伤，我又继续休养了一年，最后被医院核定评为“二等一级伤残军人”。当时，我脑壳里有弹片因细小无法取出，至今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而今，我左臂膀、背、大腿那很深的伤痕，成为一个伤残军人的标配。在1986年10月，我因伤退役回乡。之前，部队首长对我特别关心，提前联系地方政府，引起了县上领导高度重视，我到地方上，被安排在县政府工作。我从县政府门卫干起，曾经负责过会议室，现在是综合科工作员。历届领导、同事知道我是伤残军人，他们对我是特别关心。回地方二十多年了，我的工作是快乐的。每当气候变化，就是我特别难受的时刻，有时一晕就倒在地上，要好几分钟甚至半把个小时才能苏醒。因为我的病情，我的妻子辞去公职，几十年如一日地照顾我，我特别感谢我的妻子，特别感恩她对我一辈子的精心照顾，让我十分幸福，我还要感谢的是我身边的朋友，以及我的同事们，是他们一如既往地关心和照顾，一次次让我化险为夷。我在战场上受了重伤，国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把我从死神中挽救过来，退役后又安排了工作，我是幸福的。想起和我并肩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我常常以泪洗面：他们因保家卫国而献身边防，没看到祖国繁荣的这一天，是何等遗憾啊！感恩我的亲人同事，感受和平年代的幸福，向为国捐躯的英雄们致敬！（整理：罗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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