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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朱
无数作家为我们表演了这样一个文字魔术：疾病的艺术化。该项表演的历史相当久远，如果将涉及此道的作品收集起来，恐怕已是一本“沙之书”或一座“巴别图书馆”（博尔赫斯）了。状况异常复杂，那么，什么是能够清点其本质的密码呢？坦率地说，我个人对唯一之密码的发现不抱任何幻想；如果说在这里有什么幻想的话，那就是但愿自己再多一些了解，并且将对于这种魔术的惊奇保持下去；另一方面，演出还在进行，由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语言，将不同的文本奉献给观众。以魔术比喻此事，似乎有一些乖张，须知魔术总是将观众引向欢乐，疾病的面目要悲惨得多；但是，我要讨论的是臆造之病，而非现实之病；以肺结核为例，正如日本评论家柄谷行人在他的一本书中辨析的，蔓延于社会的结核是非常悲惨的，而在文学中结核作为隐喻，经由文学而神话化了，文学中所蔓延的乃是结核这一“意义”，即它作为贵族的记号。 给予过柄谷行人启示的一本重要著作，是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的《作为隐喻的疾病》，相信很多读者知道她。她本人因为患上癌症而写作了这本书，这本身也像是一个隐喻。一个什么样的隐喻呢？我想到的是很好的那种，写作如同驱魔，说中即摆脱。就我所知，香港作家西西则因为患过乳腺癌而写作了一本《关于乳房》。这方面的例子实在也是不胜枚举的，譬如我立刻就想到普鲁斯特，他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对很多东西极为敏感，尤其是花粉之类；不久前我观看了一部关于他的传记影片，在极度不适的弥留之际，他怀疑昨天来访的朋友带来过鲜花，要求女仆替他找出来，得到否定的答复后，他又执意要她去楼梯上看一看，最后又要她打电话给自己的那位朋友，问一问朋友的衣服上是否沾染过香气。这个情节很可能是虚构的，但有件事是真实的，那就是普鲁斯特很少言及他的病，在他那些不多的言谈里，有这样一句：“疾病能使我们更清楚地看见死亡之后的生活。”而他那副愁眉苦脸的沉默，其实是在捍卫表达的纯洁，他的朋友都德记述过一件事，有一次他们听完贝多芬交响乐演奏会，出来后都德随便哼了几个音，同时兴奋地强调:“这一段真棒！”却立刻遭来普鲁斯特的调侃，普鲁斯特的意思是：要么你别表达自己的情绪，要么“说得清晰一些”。也许我已经扯远了，但我深信这也是他很少言及自己的病的原因。任何强烈的情感体验，惟有在它被说中时，才会在心中变得释然。 桑塔格在她的著作里议论了肺结核的事。柄谷行人也在其书中的一章“论疾病之意义”，重点剖析了该种病症。这些激发了我的兴趣，更重要的是——肺，在我的家族的病史上散发出浓重的阴影：祖母死于肺癌，父亲年轻时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到了我这里，也隐约地被笼罩在这个阴影的边沿:二十岁那年，我的支气管炎发作过一次。 某些深切的感受铸造了一个人，以致我后来读到让—彼埃尔·里夏尔的一句话时，立时信奉了它，他说：“我认为观念不如顽念重要。”我的祖母在她晚年孀居生活里的那付姿态，即是我终生的顽念之一，在散文《寒食节》里，我试图表达过（需要交代的一个细节是，我祖父的骨灰盒曾长期搁放在家里，随全家一起迁徙过两次）:“祖父住在木橱上，而祖母继续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她总是弄出点声响来，以致谁也不能将她仅看作是一件祖父的遗物。她咳嗽，和母亲争吵，听不见她的声音是最可怕的——我会怀疑她已经独自地去木橱顶上了，我推开她的门，一束窗户外射进来的光穿过她的耳边，她穿着围裙坐在房间的中央，椅子像一只小船在泪水里漂浮着；她在发胖，但肺已经成了筛子。” 在桑塔格那里，肺结核是与浪漫派联系在一起的。她提及，在西欧18世纪中叶，结核已经具有了引起浪漫主义联想的性格。结核神话得到广泛传播时，对于俗人和暴发户来说，结核正是高雅、纤细、感性丰富的标志。患有结核的雪莱对同样有此病的济慈写道:“这个肺病是更喜欢像你这样写一手好诗的人。”另外，在贵族已非权力而仅仅是一种象征的时代，结核病者的面孔成了贵族面孔的新模型。这种风气之盛，以至于“当时疾病的空气广为扩散，因此健康几乎成了野蛮趣味的征象”。 但问题在于浪漫可以有很多种定（意）义，有雪莱的浪漫，也有济慈的浪漫，谁能说它们是一回事？而除了他们，还有布莱克，华滋华斯，柯尔律治，奥斯丁，司各特等等；视野再越出英国进而扩展到整个欧洲的话，那就更多了；更遑论中国和日本在某个阶段大量产生的浪漫派及作品了。浪漫本身正是一个难以释义的记号，只要打开马泰·卡林内斯库出色的著作《现代性的五副面孔》，我们立刻就意会到这个事实。我也许最倾向于司汤达的定义，但他所理解的浪漫主义不是一个特定的时期，也不是一种特殊风格，而是一种当代生活意识，一种最直接意义上的现代性意识；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浪漫主义是这样一种艺术，它提供给人们的那些文学作品根据他们现今的习俗与信仰状况，给予他们以最大可能的快乐”——他下了一个活的定义，他提前下了一个波德莱尔式的定义，或者，干脆没有下什么定义，即使其中有什么意义的话，与“贵族的记号”肯定是相悖的。 还有一个原因值得补充，虽然有些极端，但我认为是正确的，那就是法国诗人勒韦尔迪谈到的“诗”（我想不仅是诗，其它艺术品都一样）:“在诗人写作过程中的诗仿佛是创作的底片，然而它的正片却在读者身上。只有在作品的一切素质在读者的感情上得到反映的时候，它才可以认为是最后完成了，这如同影像印在照片上一样。但两者的差别在于在读者心里的这个像是谁也看不见的。”这就提醒了我们，当不再对浪漫主义怀有什么整体意识和印象的读者，去读一部从前关于肺结核患者的小说时，他极有可能看到另外的东西，或者，他会自动延伸出属于自己的、或者当代的隐喻意义来。 “结核”，与其说作为贵族的记号，不如说是一个意义总在更新的记号。 但我并非否认存在着结核/浪漫（贵族）式的正负片相吻合的读法，实际上，我在少年时就曾沉迷在这样的阅读过程里；它在我的心理上营造出一种强烈得已经物化的现实，迄今仍然留存着，恰如艾吕雅的诗所言，只要无意中触动那个开关，这座结核/浪漫之花园就在眼前显现了——憔悴而美丽的女主人公，在洒满落叶的小径上踱着她哀伤的步子，死亡如同夕阳拖着的长长的影子正在到来，爱情是那么的无望；她抬起头眺望着天空，而在她的双颊上点染着结核病人的那抹红晕。如果这座花园是以男性结核患者为中心意象的，它一定也充满了阴柔的调子，这种情状的中国式表达，在我看来，完美地显现在费穆的影片《小城之春》里。 如果单从写作那方面去关照，这类结核/浪漫的隐喻式写作就更多了。但不一定就出现在自觉的浪漫主义作品里，譬如，《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与她的病恰好为之提供了一个范例；她的贵族身世实际上已近丧失了，剩留在她身体上的肺结核正可以说一个这样的记号，一颗血的徽章，并且她本人的确是“高雅、纤细而感性丰富”的，谁会忘记她葬花的场景呢？我们可以将这个形象和这个场景，与那些也许是被验明了浪漫正统的文字联系起来——德国诗人诺瓦利斯在他著名的传奇故事《海因里希·封·奥夫特丁根》里描写过的“不断地在我脑海里闪现的蓝花”，正如德国的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封·洪堡解释说：“古人只当自然在微笑、表示友好并对他们有用的时候，才真正发现自然的美。浪漫主义者则相反：当自然对人们有用的时候，他们并不认为它美；他们发现自然在蛮荒状态中，或者当它在他们身上引起模糊的恐怖感的时候，才是最美的。”贵族之本义，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无用的追求，对奇异的、超目的的追求，以及某种根深蒂固的虚幻意识——可是，我在这里做出的阅读，也可以说在曹雪芹的原作上故意完成了一个这样的正片。 在三十年代前后的中国文学里，以结核作为隐喻的写作可以说正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神话；某种意义上，那个年代人物命运的基调就是肺结核。在作家那里，患有这种病症的人极多，而无数作品的视角往往也在一个肺结核患者形象中聚焦，这个隐喻的意义远非单一地局限在浪漫方面。 也许可以先用大致的分类法来进入话题，有这样三种结核文学化的类型——作家在作品中以结核隐喻了自我，隐喻了世界，以及隐喻了写作。这种分类的人为设定，无疑又等于在确认那些混合起某两者乃至三者的写作——这种混合式写作的最杰出的诗歌文本，无疑是白采长达七百二十多行的诗歌《羸疾者的爱》，诗歌展现了一位肺结核患者漫游、爱情与沉思的生活，可以说构造了一个微型的史诗世界，是关于一个处在十字路口的文明的缩影及隐喻；在此对这首诗展开谈论是困难的，同时我希望自己能够作为读者，等待着更胜任者的谈论。此外，出于引文简便的考虑，在这里我尽可能地以诗歌来作例证。尽管这样做会造成很多损失。 相对地说，诗无疑更偏重自我，但因为结核的关系，往往使得自我与世界的对立变得明确而尖锐起来，同时在自我之中变得明确而尖锐起来的，则是生与死的对立，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结核病人，往往处在隔绝与封闭之中，既因为他/她的羸弱，也因为病本身的传染性。以典型的浪漫式的自我来书写此事的，是一首发表在《现代》（第5卷3号）杂志上的诗作，作者是一位不太出名的诗人张瓴，诗的题目就叫《肺结核患者》，全诗如下:“送丧者似地/披上了素白的衣服了。//静静地，像死了一般/瘫软在寂寞的病床上。//难道药瓶里也培养得出/玫瑰般鲜艳的花么？//然而玫瑰也一朵朵地/开在苍白的唇边了；//纵然是被厌闻的死之气息，/也还是来自心底的血罢。//血的玫瑰，枯萎地，/在丧钟里颤抖着了。” 我们还可以先读一读后来死于此症的诗人刘梦苇（1901～1926）的一首诗《呕吐之晨》片断:“我感谢人群底冷酷无情，/我感谢世界底郁抑阴沉：/这都是绝好的艺术背景！才逼成鲜血呕吐的今晨！”“呕，呕尽它罢，一切的苦恨：/吐，吐尽它罢，一切的悲愤:”“我要呕，呕吐得一无所有，/但这颗痴心我还是保存;”“人说吐血是弱者的命运，/吐血的又何尝尽是弱者？/这正是强者底最后胜利，/死之神欢迎赴筵的请贴。”相对于前一首诗，这些句子似乎奇特地焊接了尼采的超人意识，因而结核的意义不再能完全归入到“浪漫”之中，这种以死来抗争的调子，俨然如同某种革命浪漫主义的前驱。 在以结核来隐喻世界的诗歌中，有两首同样发表在《现代》上—— 杨世骥《汉口》（第4卷3号）：“汉口有一天要说出他的荒唐话，/向对面肺结核的武昌，/沿江边的电杆行去，/与那烟囱笼入黄昏的汉阳。”黑妮《古城颂》起首的二句（第5卷2号）:“这患着肺结核症的/衰古的古城”。 这两首诗的确展现了更“现代”的意识，相比于刘梦苇的诗歌，几乎已经肃清了浪漫派的余晖，令人联想到的是艾略特之《情歌》的开篇: 那么让我走吧，我和你 当暮色蔓延在天际 像一个病人上了乙醚，躺在手术台上 实际上，到了稍后一段的时期，尤其在四十年代，以疾病来隐喻性地呈现现代社会之病态的作品，大量地涌现出来，其中的疾病已经不再是结核，而由淋病、瘟疫，一直到后来的癌症替代；其中有两首重要的诗，杭约赫《复活的土地》和唐祈《时间与旗》。 在德国早期浪漫派的经典文献《雅典娜神殿断片集》（弗·施勒格尔）一书里，出现过这样一句话：“有这种诗，在这种诗创造的每一个描绘中同时也描绘自己，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既是诗，又是诗的诗。”在我看来，它后来演变成诗歌之现代性中最重要的一面，也许还将后现代的某种品质显示了出来，这句话实际上在说：无论是哪一首诗，都伴随了这样一个隐在的主题：面对它自己的表达。如果以美国诗人史蒂文斯的诗来表述，那就是“诗是诗的主题”，随便提一下，这是一位极为深刻地研究过隐喻的诗人。 在关于以结核或疾病来隐喻写作之事上，我不想再举证诗的例子。也许纯粹是忽发奇想，我想说一说梁遇春的短章《Kissing The Fire（吻火）》，这是一篇对乘飞机失事的诗人徐志摩的悼亡之作，在一贯的景仰与悲痛之中，梁遇春似乎将这位诗人圣化了:“三年前，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拿着一根纸烟向一位朋友点燃的纸烟取火，他说道：'Kissing the fire.’这句话真可以代表他对于人生的态度。人世的经验好比是一团火，许多人都是敬鬼神而远之，隔江观火，拿出冷酷的心境去占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火焰里去，因此过个暗淡的生活，数十年的光阴就在计算怎么样才会不上当里面消逝去了，结果上了个大当。他却肯亲自吻着这团生龙活虎般的烈火，火光一照，化腐朽为神奇，遍地开满了春花，难怪他的眼跟希腊雕像的眼睛相似，希腊人的生活就是像他这样吻着人生的火，歌唱出人生的神奇。” 这篇作品可以说与结核无关，但是我自以为从里边看到了一个结核的文学原型。结核的症状之一，恰在于持续地发烧，德·马隆那位《人类血液的保存者》的作者认为，在人的血液中存在着富有活力的火，由于这火的存在，人才活着。因此，这火总是最后受腐蚀；而发烧表示血液中火的不纯，发烧使呼吸道、特别是舌与唇变成煤烟色。在肺结核患者那里，内在的火日渐蔓延到了表面，犹如一个自焚者，他/她在慢慢地成为一堆灰烬，而火焰——在众多民族的神话里——又恰恰是自我净化的途径。 吻火之举正如要主动染上结核一般，引入自我的熔炼之火，让生命与死亡并存在自身之中，这是一种生活的复数形式，事实上，这正是生活的真实面目：我们在生的同时也在一点点地死去——让我们再回到普鲁斯特的那句话：“疾病能使我们更清楚地看见死亡之后的生活”，同时，也正引渡着一种此刻的新生。 在高超的意识和技艺之中，所有事物都成为了隐喻；出现在《吻火》里的香烟，也正是一个隐喻，是一个有关悖论的隐喻，痛苦的欢乐/欢乐的痛苦；烟是恐怖、有害和病态的，但又美妙而充满迷幻的色彩。只要读过意大利作家斯韦沃的小说《泽诺的意识》，就会对烟为何物有着一层更新的理解。泽诺希望自己能戒烟，但没有香烟他的生命会更健康吗？不，那样他将根本就没有什么生命可言。泽诺最终的意识成果之一，反映在这段话里：生命本身就是一种病症。生活和疾病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相似的。不同的是，“生活”这种疾病总是致命的，绝对不可能治愈。对它的治疗就好像是认定我们的七窍都是伤口而竭力去堵住它们，我们不会被治愈而只会被扼死。 我藉结核之事谈论了隐喻的一鳞半爪，在疾病的艺术化史上，那仅仅是无数冰山里的一个小角吧。我们看到，这似乎已经构造了一个神话，而这个神话远未扩散到最大的一圈。我在这里还想到了卡夫卡，他同样患有此症；在德国作家本雅明对他的评论里，有过一句这样的话:“如果说可以肯定某一点的话，那就是:卡夫卡没有被神话所诱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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