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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赐履按：前面，我们用了五回篇幅，把高平陵事变的来龙去脉捋了一遍，应该说讲得比较清楚了。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没有触碰，即，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为什么能够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特别是，很多魏朝元老级别的人物，比如，太尉蒋济，司徒高柔等人，全都支持司马懿。讲真，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支持，或者默许，我认为司马懿是不敢冒这个险的，毕竟，一旦失败，司马家势必被诛族。我们换个角度考虑，如果弄清了哪些人反对司马懿，以及反对的原因，我们约略也就能够了解，蒋济们为什么会支持司马懿了。好，我们从被司马懿诛了族的曹爽集团成员入手。 公元249年，正月六日，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七日，大将军曹爽交出权力，向司马懿投降；十日，太监张当供认，曹爽等人打算在三月份谋反；随后，司马懿快刀斩乱麻，夷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等十人三族。这个判决，让太尉蒋济大吃一惊，他对司马懿说，曹真立有大功，不能让他绝后啊（曹爽、曹羲、曹训都是曹真的儿子）！司马懿冷笑了一下，没有搭理蒋济。史称蒋济对自己给曹爽写信保证其人身安全十分愧疚，不久之后，就病故了。显然，蒋济只是想让曹爽下台，并不想要曹爽的命。跟蒋济想法一致的人，恐怕不在少数，这些人是反曹爽而不反魏的。被诛族的这些人里，也有人一头雾水，到死都没弄清为什么会这样。比如，何晏。
【史称何晏喜欢穿女人衣服，我个人感觉是在诬蔑】
要说何晏，还是有点来头儿的，他的祖父是东汉末年的大将军何进，就是打算诛杀太监反而被太监诛杀的那位。何晏的父亲何咸死的时候，何晏还小，母亲尹氏，被“寡妇收纳者”曹操收编了，于是，何晏成了曹操的养子。何晏在曹操身边长大，后来又娶了曹操的女儿（金乡公主）。据说，何晏从小就聪明异常，巨有才，特别喜欢老子、庄子的作品，作道德论及各种文赋数十篇，他对儒家经典也很精通，为《孝经》作过注，与郑冲、孙邕、曹羲、荀顗（读如椅）等人，一道编写过《论语集解》。据《魏略》载，何晏和秦朗都被曹操收养（秦朗的老娘也是寡妇，也被曹操收编了），曹操像对亲儿子一样对待他俩。秦朗比较乖巧听话，但何晏就比较没有顾忌，穿衣戴帽的档次，都跟曹丕差不多，搞得曹丕特烦他，从来不叫他的名字，而是叫他“假子”——曹家的冒牌儿子。曹丕称帝之后，就把何晏挂起来，不给他官做。明帝曹叡比他爹强一点，继位之后，虽然对这个“假叔叔”也不怎么待见，但还是安排何晏做了一些个冗官，就是那种非实职、没权力、时不时参加个临时任务、临时活动凑个数儿的那种职位。直到曹叡死后，曹爽辅政，何晏才迎来了政治上的春天。曹爽任命何晏为散骑侍郎，不久，又升任侍中尚书。《三国志·曹爽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载，曹爽向司马懿投降之后，司马懿特意让何晏审理曹爽谋反案。何晏为了自己能够活命，审案相当卖力，对曹爽的党羽猛下狠手。司马懿对何晏说，曹爽谋反案，一共要诛八家的族。何晏算来算去，只算出七家。于是，何晏也被诛族（上面我们列了被司马懿诛族的十个人，此处的八家，应该不包括太监张当和大司农桓范）。《太平御览》卷六○五引《魏末传》载，司马懿打算诛杀曹爽，让何晏写奏书，说，把你的名字也写上。何晏闻言，手中的笔掉落地上。衣赐履说：这两条记录的具体情况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其资料来源可能是同源的。我个人认为，司马懿应该没有这种幽默感，诛人族之前还要戏弄一番。不过，这两则故事向我们透露出一个信息，即，何晏被诛族是冤枉的。实际上，被诛的这些人，哪个不冤枉呢？被诛族的十个人，曹爽兄弟，他们不死司马懿睡不着；太监张当，算你倒霉，你存在的意义就是检举曹爽等人谋反，任务完成，可以放心去死了；大司农桓范，上回我们讲了，此人是自己一个猛子扎进这趟浑水来的，和其他人本来没什么瓜葛。我们主要考察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等人。从史书记录来看，这五位爷，除了受到曹爽的重用以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魏明帝曹叡时期的“浮华案”涉及的人物。那么，浮华案与高平陵事变是不是有某种内在联系呢？我们试着掰饬掰饬。一般认为，曹叡浮华案始自曹魏老臣、司徒董昭的一份奏书。太和四年（公元230年），董昭代理司徒；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正式任司徒。董昭上了一份儿奏书，说：凡天下之主，全都看重敦朴忠信之士，痛恨虚伪不真之人，因为，那帮货毁教乱治，败坏风俗，伤害教化。近世以来，魏讽伏诛于建安之末（公元219年），曹伟则斩戮于黄初之始（黄初年号为公元220年—公元226年）。老臣我回想陛下这些年所下的诏书，深以“浮伪”为患，经常加以严厉批评（注意，曹叡对所谓“浮伪”现象，曾多次下诏批评）。执法的干部都畏惧这些人的权势，不敢检举揭发，导致风气败坏，愈演愈烈。老臣发现，如今的年轻人，不再以学问为本，而是热衷于互相拉关系；士大夫们不以孝悌修身为主，一窝蜂地趋炎附势谋求私利。他们凑到一起，相互吹拍，和他们一伙儿的，就大加赞美，不同意他们意见的，就群起而攻之。他们说，当今之世什么忧虑不能消除，只怕人事关系没到位，交结的朋友不够多而已；何必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呢，只要说点好听的，他们就会像磕了药一般对你刮目相看。臣又听说，有的让自家的奴仆、宾客冒充自己，出入宫禁，互通书信，打探消息。凡此种种，都为法令所不容，为刑律所不赦，即使魏讽、曹伟的罪刑，也不过如此啊。
【董昭揭开了浮华案的盖子】
明帝曹叡看了董昭的上书，颁发诏令，痛斥诸葛诞、邓飏等人，并罢免了他们的官职。这就是浮华案的由来。然而，有瑕疵，甚至是错漏。比如，浮华案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直到现在，对浮华案，学术界也是一头雾水，一地鸡毛。曹叡浮华案，在学术界有两种称呼，一为太和浮华案，一为青龙浮华案。之所以称为太和浮华案，来自《三国志·明帝纪》中的一条史料：太和四年（公元230年），二月四日，曹叡下诏说：世上崇尚内在的质朴，还是外在的华美，是与教化工作密不可分的。自战乱以来，儒家经典衰微，年轻人所追求的，已经不再是对经典的学习和研究了。这岂不是政府的训导工作不力，在官员的选拔上，对德行不够重视而引起的吗？从今以后，官吏必须真正学通一部经典，才可以外放为地方官；对博学高才者要严格考核，选拔真正优秀的，委以重任；对那些浮华不务道本者，一律罢退。因为这道诏书和董昭的奏书，看起来挺搭的，有那么点前因后果的感觉，所以，不少史家把这两件事捏咕到一起，《资治通鉴》就是如此，生生把太和四年豁开一条口子，把董昭的奏书硬插进去，这样，此案就成了“太和浮华案”。但是，《三国志·董昭传》上，白纸黑字写着“太和四年，（董昭）行司徒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陈末流之弊，云云”，董昭上书，明明是太和六年之后的事嘛！明年，也就是公元233年，曹魏年号改为青龙，青龙四年，董昭就去世了，所以，另一拨儿专家主张，此案应称为“青龙浮华案”。我个人反对“太和浮华案”，一个理由就是，董昭上书之后，曹叡免了诸葛诞、邓飏的官职，倘若太和四年的诏书是对董昭上书的回应，诏书中应该有关于诸葛诞、邓飏免职的文字，但是没有，而董昭在上书中提到，曹叡曾经多次下诏书批评“浮伪”，因此，太和四年的诏书，应该是曹叡多次批评“浮伪”中的一次，而不是专门针对诸葛诞等人的，故“太和浮华案”是不能成立的。此外，董昭的奏书，涉及面比较广，如家奴冒充主子入宫勾连、交换情报等内容，早已超出了曹叡诏书所能涵盖的范围了。由上面的分析，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即，曹叡时代的浮华案，究竟是一个案子，还是两个以上案子的统称，甚或可能根本就不是案子，而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曹叡对所谓“浮华之徒”的一种一贯性的政策呢？我们先看一看诸葛诞究竟干嘛了，搞得曹叡免了他的职？诸葛诞，字公休，琅邪郡（山东省临沂市）人，是汉元帝刘奭时的司隶校尉诸葛丰的后人（诸葛家在三国时代人才辈出，蜀国有诸葛亮，吴国有诸葛瑾，魏国有诸葛诞）。诸葛诞大约入仕很早，最初做尚书郎，外放为荥阳县县令，又回朝廷做了吏部郎。吏部郎这个岗位很关键，可以举荐使用干部。于是，很多人私下向诸葛诞推荐干部。诸葛诞很有意思，他大约是挡不住各种关系户，干脆就不挡了，谁推荐的干部他都用，但是，他会举着大喇叭满世界宣传，某某某不是我的关系，而是某某的关系，某某推荐某某某时，说某某某如何如何……于是乎，某某某究竟是不是某某讲得那么能干，那就是骡子是马，由大家伙儿来评判。诸葛诞这么一弄，搞得举荐人和被举荐人都很没面子，这样，关系户们再有所举荐，就不敢猛吹了，举荐的干部基本上也就名符其实了。但是，诸葛诞显然违反了官场中的规则，他把官场中那些龌龊勾当，从桌底下拿出来，搁桌面上了，我们用磕膝盖儿也可以想明白，诸葛诞势必得罪了很多人，这些人中可能不乏官场大佬。
诸葛诞这个人，大约人品是不坏的。《三国志·诸葛诞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载，诸葛诞做尚书郎的时候，有一次和尚书仆射杜畿在河上试船，突然一阵狂风把船给刮翻了，诸葛诞和杜畿都掉到河里，虎贲卫士搭救诸葛诞，诸葛诞说，先救杜侯！后来，杜畿得救，诸葛诞淹了个半死，喝了个水饱儿，幸亏被冲到岸上，才“绝而复苏”。在朝里做了几年吏部郎之后，被提升为御史中丞尚书。诸葛诞做官有特点，做学问也有一套，他跟夏侯玄、邓飏等人关系倍儿铁，都号称是文化界的大咖，名冠朝野。于是，有言事者向曹叡反映，诸葛诞、邓飏这帮人，“修浮华，合虚誉”，此风不可长，应该及早处理。曹叡一贯讨厌浮华之辈，就免了诸葛诞的官职。诸葛诞是何时被免的官，没有记录。《三国志·董昭传》上讲，董昭上书，曹叡免了诸葛诞、邓飏等人的官职。但是，董昭是当朝司徒，位列三公，从哪个方面看，也不能称之为“言事者”，因此，史书记录，一定有纰漏，要么陈寿摆布史料出现失误，要么在董昭上书和诸葛诞免职之间，漏了某些相应的动作。直到此刻，我们仍然不清楚诸葛诞有什么“浮华”事迹，他为什么成了“浮华案”的男主角。《三国志·诸葛诞传》裴松之注引《世语》，给出了一种解释，明确推出了一个响当当的“浮华团伙儿”：当时，有一帮俊杰之士，包括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飏等人，他们互相吹捧、互相抬轿子，夏侯玄、畴等四人（“畴”，只知名不知姓）被称为四聪；诸葛诞、备等八人（“备”，只知名不知姓）被称为八达；中书监刘放的儿子刘熙，中书令孙资的儿子孙密，吏部尚书卫臻的儿子卫烈，这三个人，学问、名声不及四聪八达，但他们的老爹都是咳嗽一声洛阳就会晃三晃的人物，因此，他们也被接受，称之为三豫，四聪、八达、三豫，一共十五人。明帝曹叡以这些人构长浮华为由，全部免官废锢。恰逢曹叡去世（会帝崩），正始初年（正始元年为公元240年），夏侯玄等人在职，再次任命诸葛诞为御史中丞尚书，后来又外放为扬州刺史，加昭武将军。“浮华案”浮出了水面，原来，当时有一个十五个人的社团，有名姓的是，夏侯玄和一个叫“畴”的人位列四聪，诸葛诞和一个叫“备”的人位列八达，刘熙、孙密、卫烈三人称为三豫。这就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党锢之祸，有所谓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一共三十五个人。这些人也是当时的文化精英，统称为党人，其中颇有一些在朝中当了大官，比如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就位列三君。党人与太监集团展开殊死搏斗，完败于太监集团，有的被诛杀，有的遭禁锢，史称党锢之祸（详见拙文《“第一次党锢之祸”：中国文化中为什么没有“妥协”的精神？》《“第二次党锢之祸”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极为深远》）。
这样，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四聪八达三豫，这十五个人，不但是当时的文化名人，而且家世背景相当不俗，他们或者自己，或者父辈，在朝为官，夏侯玄出身宗室，刘放、孙资、卫臻，都是当朝大佬。而陈寿在记录这段历史时，只提了夏侯玄、诸葛诞、邓飏三人，这三个人，都先后因“谋反”被司马氏诛杀，似乎，史书在刻意隐瞒什么。我们先不管那么多，《三国志·诸葛诞传》载，明帝恶之，免诞官。会帝崩，云云。注意，“会帝崩”的“会”，是“恰巧碰上”的意思。也就是说，诸葛诞被免职后，恰巧碰上曹叡死了，于是，又开始做官。我们在上文中指出，诸葛诞被免职，是在董昭上书之后，如果董昭上书是在公元232年或稍后，公元239年正月，曹叡去世，诸葛诞重新被起用，已经过了七八年了，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恰巧碰上”。因此，我倾向于认为董昭是在去世之前，也就是公元236年上书的，明帝曹叡免了诸葛诞和邓飏等人的职，过了两年，“恰巧碰上”曹叡去世，诸葛诞被重新起用，这样，就比较合逻辑了。显然，在这批“浮华之徒”中，夏侯玄和诸葛诞是两面旗帜，而这两个人，都与司马家关系密切。司马懿的大公子司马师的原配夏侯徽，是夏侯玄的妹妹；司马懿的三公子司马伷（读如宙），娶的是诸葛诞的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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