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名流》2021年总761期大家塞壬河北安平之行

新华书店好书榜 202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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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塞壬

塞壬，原名黄红艳，1974年生人，黄石人，原冶钢职工，现居东莞长安，东莞文学院签约作家，2008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获得者。2004年下半年开始散文写作，迄今已在《人民文学》、《天涯》、《散文》、《美文》、《中华散文》、《百花洲》等刊发表散文作品，作品入选各类年度选本。

塞壬河北安平之行

塞壬答《文学报》记者问

文学报：《匿名者》虽然写的是你一个人的生活，却可以让许多人在其中读到共鸣。对于大多数70、80年代的青年来说，背井离乡去往一个陌生的城市工作生活，远离家庭，远离童年记忆，已成为一种共同的经历。无论我们去的是广州还是上海或者北京，无论我们是为了读书还是为了工作离开，无论我们遭遇的是顺境还是坎坷，无论我们对故乡是怀念还是更想迫不及待地逃离，必然产生过同样的寂寞、悲伤、怀念、怀疑等等复杂情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的写作是十分“在场”的。因为你写的，就是一批人的真实生活。对你自己而言，你是如何理解写作的“在场”的？以在场的姿态和身份存在，对你的写作是否有特别的意义？

塞壬：我所理解的在场是指精神和肉身的同时在场。精神在场很好理解，而肉身在场是指自己亲历、参与到社会事件中。在场同时也是在时代之场，所写的内容不可能发生在中国的三十年前，也不可能发生在中国的三十年后，它相对历史来说是即刻的，它甚至只能发生在历史中，某一个区域性独特的地方，而作家，此时在这个场。精神，肉体，时间，空间在这个时代之场。我素来不认为图书馆式写作，或者是阅读式写作是在场的，因为那一类文章即便出现在五十年后，或者出现在五十年前，也没有太大区别。而且，作家所写的内容来自阅读，来自他人的材料与经验，他本人并没有亲历参与到写作题材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类写作很多是诠释和解读的层面。而散文写作，仅停留在诠释和解读是远远不够的。除了隔，还有一种主格缺席的担当感。本我的发声及立场都受限。但是，这类写作的精神是在场的。

我并不是为了要表现什么文学的效果才选择在场。我从来不考虑写作的意义，我甚至没有考虑到文学这样的大词。当生活硌着你了，当你发现你所处的世界完全不是你想像的那个样子，你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已经在场了，你已经对那种不在场的问题不感兴趣，所以，在场写作对我来说从来没有特别的意义，它是与生俱来的，我只要一写作就必然会呈现的姿态。

文学报：在离开故乡来到异乡时，我们是一个个的“入侵者”、“外来者”、“陌生人”？为什么会选择用“匿名者”这个词语来作概括？这个词语中有着您对自身身份怎样的界定和理解？

塞壬：在广东流浪，我们是多重身份的，异乡人，入侵者，外来者，我们身上有很多标签，我们会伪造经历，隐姓埋名，篡改出生地，成为自己的一个陌生人。当以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打量自己，你会发现，你过着别人的生活。这是为了生存的一个手段。据说，广东流水线上的工人是没有名字的，他们只有工号。而我们在公司上班，对外全部用英文名字。你是谁这个问题经常会敲打着我，使我不断地正视每一个时期的自己。但是，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自己，我从来没有弄混淆过。我选择用“匿名者”这个词语实际上是准确、真实的呈现某个时期的生存状态。现在在看，我觉得那个时期非常迷人。

文学报：当匿名者和悲迓结合在一起，又成为塞壬一个人的独特经验。匿名者是独在异乡的无人知晓，悲迓则是来自故乡和内心的召唤。“悲迓”这种来此楚地古老剧种的唱腔，是否会成为你回想故乡、回望历史的一种基调？对于广州，你又是抱着怎么样的心情去记录和书写？

塞壬：悲迓实际上对某种人性中流失的纯真与爱的一个追忆，它不完全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城市化进行中遭到的毁灭性绝迹的记录过程。当一个人在异乡以匿名者唱起悲迓，那是对回不去的故土，及自身的人格、尊严及触不到的真正的精神家园的挽歌。不仅是广州，我所流浪的深圳、广州、佛山、东莞、云南、福建，我怀着一种完成自我人格精神独立、逐渐走向开阔，走向没有偏见、走向无畏的，走向敢爱的方向走去。完成个人的一曲悲迓。

文学报：在一些关于湖北的文字中，我们能看到一些乡村城市化的痕迹。对很多人来说，城市化不仅仅是一种出现在报纸宣传上的行政口号，而是生活中的现实经历。这三个字背后的经验十分复杂。包括我们都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一边追逐城市，一边质疑城市，一边怀念乡村，一边离开乡村。您是如何看待城市化，又是如何看待这种现实与内心的背离？

塞壬：在我看来，中国很多城市化进程并没有事先规划传统文化的何去何从。当乡村被强拆之后，很多传统文化就没有了根。然而，我们成长的记忆是抹不去的，它长在我们的血脉里，它会出现在魂牵梦萦的中年之梦中，会出现在醉酒后的喋喋不休中，这是不由人的意志转移的，然后，此刻，它断了。在我看来，对这类题材的书写，与其说是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没落，还不如说是时代之殇，给人内心带来的阵痛与失落。

文学报：散文是一种带有强烈个人标志的写作方式，每个人的文字风格和人生经验都是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而你的散文写作经验、理论都来自自己的实践，或许也已形成与他人不同的写作要求，包括对散文写作的一些认识和看法。在您看来，好散文最重要的一条标准是什么？您对您认同的好的散文，有什么样的评价标准？您对自己的散文写作，又有着什么样的要求（最高目标）？

塞壬：我个人认为好的散文应该有纵横交错的肌理，开阔、层次多变，有大起有大落。有细处的喋唼，有管涌般地一泻千里，疏密有度，贯穿时空感和历史感。既情感丰沛，又理性昭然。它应该是一个综合的母体，它最终呈现的是作家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世界在他眼里是个什么样子，他对世界做了什么样的回应，他的态度及立场。在我看来，好的散文没有明显的文本意识，它是横跨小说、随笔甚至包括诗歌的一种复合体，它无法让你一语中的，它让你难以度量，难以定义，甚至难以以一种视角解读。好的散文绝不是单一的，平面的，简单的，它是考量一个作家才华、勇气、知识及生活经验的综合能量的试金石。

文学报：您这几年是在编辑《长安文学》么？相对于前面几年的到处碰撞，从事文学编辑这一职业，无疑会相对安定和从容。这一状态对您的写作，是有利还是有弊？在一个访谈中，看到您说，您的写作没有来自阅读，而是全部来自生活。当生活和理想产生对抗时，我们内心的情绪无疑是澎湃的。我们有太多的情绪想要表达，所以诉诸文字。但当生活低眉顺眼地接纳了自己之后，写作有时是否会变得平淡？当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波动时，您又是如何去找写作的激情？

塞壬：我在长安并没有从事《长安文学》的编辑工作，那只是业余时间看看稿。我在长安图书馆工作。就算我是一名文学编辑，对于写作完全没有利弊一说。编辑出身的作家多了去，比如邱华栋、徐坤、乔叶、徐则臣、甫跃辉、郑小驴、李云雷、李浩、郑小琼、王十月、、、、、、这个名单太可怕了，数不胜数。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我是一名文学编辑会存在一个利弊之说。我在一个访谈中如果说写作没有来自阅读，可能是因为我认为自己的那点阅读不堪被称之为阅读，实际上，在我看来没有阅读，写作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在多篇作品里提到青年时代的阅读及阅读对我成长的重要影响。比如作品《转身》和《消失》，我都花了大量的篇幅谈到我青年时期的阅读。我的写作从来没有变得平淡，我的写作并不是来自于生活的波动，当时有一个记者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当你不再流浪，过一种安定的生活之后，你还会写作吗？我想说的是，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作家是过着安定的生活，然后继续写作着。怎么到了我这里会变成一个问题？难道我一定要穷困潦倒饿着肚子才会有写作激情？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呢？我只要写，跟我身在何处无关，跟我过什么样的生活无关。我只要写，就会充满激情。

文学报：您是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写作，到如今已是2014，接近十年的时间。十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经过近十年的时间，您觉得自己的写作经历怎样的转变（您当时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开始写作？当时，阅读和文字为何会吸引你？写作又对您的生活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调节、释放？包括对写作的态度是否有改变）？您如今是否有对自己的写作生涯有所规划？（想成为什么样的作家？）有否考虑或者尝试过其它题材的创作？

塞壬：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十年，我最大的转变是我居然成为了一名作家，这不是我人生规划的路线。我在职场打拼，曾经是一个出色的职业经理人和媒体人。2004年我在深圳，那个时候网络正流行文学BBS，当我对付夜晚的时间恶魔开始码字之时，完全是出于表达的欲望，实际上是写给自己看的。我把这些文章贴到天涯论坛上，居然获得了很多的点击与回复。这让我惊讶不已。有朋友劝我投稿，在一投必中的投稿生涯中，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慢慢地，写作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我对写作的态度有了极大的转变，从当初的好玩，到后来的全力以赴地对待，到现在隐隐萌生的野心是层层递进的。我没有想过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但我目前没有写出最好的作品，今年会考虑小说写作。先从短篇开始，但散文写作依然会是主要方面。

文学报：在刘丽朵的《关于塞壬的读书札记》中，我看她写你，“籍贯：湖北黄石，一个南方重工业的重镇，令她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笼罩在钢铁的气氛中，一如她的性情”。您是否认同有人这样的评价？从您继续往事的文字中，也可以看出一些你性格中的坚持和不服输。而你的文字又给人以细密、深情、浓烈、游离等等丰富的感受，是富含女性的特点的。想问一下，生活和工作中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实中的，和文字世界中的你，有着怎样的同和不同？

塞壬：我的性格有钢性的成份。意志坚定，很难被击垮，抗打击力强。生活中的我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极少与人交往，深度宅，热爱电影、音乐和网络游戏。热爱美衣美食和茶道。至于我呈现出什么样的女性特点，我认为这需要男人来回答，因为我毫不知情，也没有发言权。甚至是，跟他们交往的程度与风格的不同，恐怕我呈现的面貌也不尽相同。工作中，我时常充满热情，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享受他们叫我塞老师或者老塞。在文字世界中，我喜欢处于半癫狂状态，失控状态，为所欲为的状态，我认为这是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东西在文字世界中的一个表现。

文学报：曾有人把你的写作和郑小琼他们一起，归为“底层写作”。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归类？（这样的分类是否合理？）您如何理解“底层”这个词语？如果让您自己界定，你愿意把自己的写作称为什么样的写作？

塞壬：我不知道什么叫底层。是从钱的概念划分的？我不是富人，但我一直从事白领或者相当白领薪金的工作，不知道这是不是底层。如果从文化程度上划分，我好歹读过大学，知识虽然不渊博，但绝称不上是贫乏，我的知识文化应该也不能算是底层。奇怪的是，没有人把中国广大农村称之为底层，称为底层的恰恰是城市里的人。那么，底层是代表城市里贫穷、文化层度低的那类人吗，如果这么划分，郑小琼显然不是，她甚至可以算得上一个精神贵族。时时抛出时代的强音，有担当，有勇气，很有精英意识，这样的人是底层？至于我，长期白领生涯，上过大学，我不知道我的底层从何而来。是不是一切非国家公务员都称之为底层？如果是这么划分，我认了。我愿意把我的写作去掉任何定语，任何标签，自由开阔的无偏见写作。

2014年4月13日

河北安平之行

有的地方，若不是因为一个机缘，怕是一辈子也不会去的。比如河北衡水的安平县。去这个地方，因为一个人，孙犁。

老实说，我对孙犁的印象是淡漠的，唯一能说起的，唯有那篇《荷花淀》的小说，当车还未抵达县城的时候，我拿出手机，在网上搜出了这篇小说，我读了两遍。这小说，当初只在高中的课本里读过的，三十年后，我竟也成了作家，再读，只能感叹，太美，是能洗心洗眼的文字，果然跟我当下在读的任何文字都不同，一幅北方水域的水墨画，有漂亮的人，有脆生生的性子，宛若江南。只是，多了一份辽阔与激越。当年十几岁的少女，当然读不出这小说的灵性，我说灵，是眼前几乎可触摸到几个人物说话的眉眼与顾盼的神采。

那我真的很想了解写这个小说的人。说是了解，只匆匆半日，百度倒是有一堆介绍，那终归像是机器发出的文字，几乎可以全然的与孙犁无关了。我是一个写散文的人，去拜谒一个大师级的前辈，暗地里，自然有探求秘籍的私心，他那纯净的诗一般的文字是如何练就的。

九月中旬的安平还没有褪尽秋燥的底子，但终究天高气爽，很是宜人了。当我们来到孙犁故居的时候，阳光已开始收了毒，正要弱了下去，那青砖的院子在余辉中显出孤寂来。院中的石榴树结着累累红果，一棵枣树也因一树的果实而沉默，墙角的蔷薇花开得正艳，只是那屋子空无一人。进门就看见了孙犁的半身雕像，仔细端详，心想，这人生得真好看。我说好看，是觉得那是一张干干净净的脸，和善，可以亲近，没有丝毫的锋刃之气。穿着中山装，清瘦，眼睛看着你，准备要说话，然而，或许他会先笑起来。他身上有民国文人的风范，倒是没有一点农民的气息。一看就是一个读书人。

进门就看到了一幅对联：荆树有花兄弟乐，砚田无税子孙耕，中堂挂的是一张雄鸡图，独脚站在开满牡丹的石岩上，引吭高歌。我微微一笑，这对联，这画，果然很中国，很符合中国家庭的传统。然而，我对北方的炕有着极大的兴趣，向旁边的老师询问详细的烧炕过程，炕很大，老师们告诉我，以前孩子多，一张坑可以睡很多孩子，横着睡，一溜睡过去，可以睡七八个。说完，大家都笑了。这笑声里，有一种会心的东西。在孙犁故居，看到的是，北方农村家庭的烟火气息，仿佛是，一家人，生火做饭，劳作，围坑的琐碎。朴素而真实的味道。然后是墙上的黑白照片，年代久远了，但久远的黑白照片就是有时光的洗蚀感，半是斑驳，半是脱落，几乎只是一个模糊的影，依次是，他的母亲，他与他的两个女儿及儿子的合影。

来到孙犁的书房，这书房大概也叫着耕堂吧，犹记，他写过《耕堂读书记》。写作读书其实与耕作无异，这耕字倒有意味，抬头就看到孙犁自己写的『大道低回』的匾额，心里就默念着这四个字，仔细体会这其中的滋味，这是大境界，想来这是老先生在暮年之时对人生的体悟，这份从容与淡远，同时，也是悲凉吧。

从孙犁故居出来，才知道“孙犁故居”那四个字是莫言题的。看到外墙上有半墙文字，看上去，像是孙犁的手笔，匆匆读完，只记得他写的两句诗：梦中屡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不禁泪目，想来，我也是一个依然在异乡谋生计的人，这样的句子是见不得的。再看看孙犁这个人，清澈如水，就像我看见的他家里的锅灶、堂屋，火炕，饭桌，洗脸台，还有他的耕堂，屋前的石榴树，枣树，还有渐渐偏西的夕阳，写作，跟过日子一样，干干净净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是一件朴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