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偏执的爱避免制造刑罚伤害」，这是我给检察官写第二份法律意见书时所起的标题，我很少刻意这么去做。 崔麦雅，是从网上找到我的，当时她的案件刚到区检察院，公安给定的罪名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她联系我的那天，正赶上我在外地出差。她加了我微信后，便主动提出要和我立刻进行见面沟通。 我向她传达，我人还在外省，按照返杭高铁的时间，我估计要18点多才能到杭州，到事务所怎么也得到19点了。交谈的话语中，我也透露着一种「有什么事电话先说」的意思。 可能是因为碰到过太多这种通过网络找上我，而上来就问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或是我根本无法给出答案的问题，我对此也有了一丝警觉。但简单与其沟通后，觉得这姑娘还是真真切切的需要律师给出一些意见或是提供帮助的，且无形之中传递出一种不知所起的信任。 我与其说明了具体情况，表示若要见面沟通，那就得晚上19点以后，微信那头的崔麦雅也没过多犹豫，说「可以的」。 与崔麦雅及其母亲的见面，在事务所的会客室进行。我们坐下来，针对案情没聊多久，她母亲就不自觉地哭了起来。我赶忙递上纸巾，崔麦雅也在这种情境下，向我全盘托出了其涉案的前后经过。 在和男友小刘（案发时已是前男友）交往的过程中，崔麦雅被小刘以各种理由欺骗，为其所谓的投资理财，不仅耗费了自己的积蓄，还为其欠下了诸多网络借贷。后小刘自己参与到涉卡犯罪，还将无辜的崔麦雅拉入漩涡，后事情案发，崔麦雅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采取强制措施。 崔麦雅在这种以爱之名的欺骗中，丧失了自己的基本判断，一步步陷入漩涡，而最后自己也被那不知所然的偏执而害惨害苦。 掌握案件基本情况后，我跟其简单分析了目前案件定性上的争议，以及案件需先争取改变指控定性为关键，因为根据崔麦雅透露的案情，如果该案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面临的法定刑就在3年以上。其次，若能争取改变定性，则需要进一步争取不起诉，将案件消化在检察院，至于何种情形的不起诉可操作性更大，需后续视阅卷后的证据状况来定。 崔麦雅也基本认可我所提出的整体辩护思路，并决定委托我介入案件。有一个插曲，这个案件的收费，不仅一降再降，而且在收费方式上也作了很大的让步（当然，免费援助的案件不算）。无他，就是觉得这个姑娘的遭遇有点可怜，一旦入罪判刑也很可惜，我也真心想帮她。 介入案件后，通过阅卷、调查取证、跟当事人核对事实细节，审核在案证据，最后明确两步走的具体办案思路：第一，在案证据不足以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若要改变定性（即定帮信罪），那本案也属情节显著轻微，不应作为犯罪处理。 按照两步走的思路在与检察院的沟通中，第一步走得还算比较顺畅，第一次递交意见及沟通后，基本能够明确检察官的想法和我一致，该案应该定不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但，第二步想要的情节显著轻微不诉，则遇到了较大阻力。 检察官在沟通中也坦然，综合证据及刑事政策，「情节显著轻微」是不太可能在该案中来适用的，抛却这个基础，至于能否相对不诉，我们还可以考虑考虑。中间我一直有坚持，并向检察官补充递交了前述所提的那份辩护意见，内容除却提出基本的法律诉求外，还多多少少略带煽情。毕竟，利用情理辩护，也是为了另辟蹊径。 再后来，希望并没有到来。后经与崔麦雅的沟通以及结合涉案事实本身的空间大小，我们深思熟虑后还是决定退而求其次，愿意以认罪认罚来换取相对不起诉。 最后，案件以拿到相对不起诉而结束。记得在检察院取文书的时候，崔麦雅及其母亲也都在场，对我示意感谢，还表示要给我送一幅锦旗。（Ps.至今未收到，哈哈 每一个刑事案件的背后，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面对刑法，面对司法人员，面对法庭，他们都需要律师的真诚与尽责。而当事人与辩护律师之间的彼此信任，是一切工作向好的基础。 也许，崔麦雅没有我这个律师，她也有可能会收获一份来自检察官的「理解」。但是，她还是依然选择相信我，让我来帮她争取并促成这件事。这一次，她没有被爱情伤过后那种对他人不再信任的考虑，这于我而言，也是一种莫大的肯定。 正如爱情里，虽偶尔存在一些善意的谎言，只要这种谎言并非为了个人之私，那可能也并无大碍，但它不能被个人之私的欺骗所充斥，更不应该存在勾心利用，否则那便不是爱情的模样。是的，这也是我曾告诉崔麦雅，她那并不是爱情的原因所在。 回过头来说，在刑事辩护里，律师也唯有对当事人真诚，对案件细节多一点偏执，那也才是始终为当事人利益计的本来模样。 @刑辩之道 转载请联系作者授权并标明作者和出处 ······ |
|
|
来自： 昵称70823866 > 《待分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