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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刘荒田，1948年出生于广东台山，早年当知青，在乡村教书，还当过公务员。1980年移居美国，创作生涯始于新诗，近十年来钟情散文随笔，一发不可收拾，集海外20余年人生体验，写新旧移民生存沧桑。现任旧金山“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会长，《美华文学》杂志执行主编。在中国大陆出版诗集《北美洲的天空》等4册。散文随笔集《唐人街的桃花》、《美国世故》、《中年对海》等8册。 与刘荒田先生从未谋过面，只通了一次电话，多是通过电邮来往。虽然接触有限，但印象很深，感觉得到刘荒田先生为人爽直，做事也极认真，极有效率。无论请他赐稿，还是约他采访，他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回应，而且言辞诚恳谦逊，令人如沐春风。 与刘荒田先生打交道，和读他的作品一样，都是一件令人感到非常愉悦的事。 高中毕业时恰逢文革；当过知青，做过部门职员；32岁时全家移居美国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大陆您是广为人知的海外散文作家之一，然而对于家乡人来说，更想知道您在大陆家乡的一段经历。顺便问一下，您的名字很有意思，谁给您起的，来由如何？ 刘荒田(以下简称刘)：我此生的经历都不脱平淡。国内的一段尤其普通：1948年在台山水步出生，家里在小镇开文具店，小时候站过柜台。1957年的公私合营运动，教父辈的发家梦破碎了。1966年在县城高中毕业，恰逢文革巨祸，高考被废，留校当红卫兵两年，参与荒谬和残忍均登峰造极的文革全程，写了大量大字报，但没卷入武斗，因为怕死。1968年洒泪离开校门，回到小镇待了三个月，唯一的“功业”是以嚣张浮浅的隶体，把小镇主要街道骑楼下的柱子，全写上毛主席语录，以制造“红海洋”。同年深秋，和16岁的弟弟一起，戴着大红花，回到出生的村庄当知青。踏踏实实地干了一年农活。次年进入小学担任民办教师。5年后知青陆续回城，我被召入县劳动局属下的管理站当文书，写了大量“假大空”的经验总结。1980年夏天，和妻子带着儿女，踏过罗湖桥横排的颤巍巍的木板，移民美国。 我所在的村子叫“瑞龙”，乡人多称其土名“荒田”(也叫方田，因在台山话中，“荒”“方”同音)。我上世纪80年代在旧金山的报刊初次发表新诗，偶然用上它，越用越觉此名颇可作命运的标签——这辈子如勉强算是耕地，一直未脱荒芜，于是沿用至今。 青年时期狂热地爱上《约翰·克里斯朵夫》；村庄，永远是乡愁的指归，心灵的家园 记：您的写作是始于家乡吗？您的许多散文题材取自于故乡。当然，“乡情”也是许多海外华人作家的共同母题，但故乡的经历对于您写作风格的形成是否产生很大的影响？ 刘：上高一生日那天，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浩然写的短篇小说集，就悄悄立志当作家。尽管从此勤奋读书，练笔，但远不算早慧。在升虚火的时代，只会写口号式的文字。幸亏在当知青的年头，村里来了一位落难的文学青年，他原来在广州当小学教师，擅写儿歌。两人成为好友，他无情地批评我的文革式思维和浮囂文风，指导我读歌德、海涅和普希金的诗，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小说。这一文学启蒙使我受益终生，从此摆脱流行的“工农兵文学”，进入正道。更值得庆幸的是，在爱哼吟李贺诗“我生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充满骚动与虚无的青春期，我从熟读《出了象牙之塔》开始，狂热地爱上罗曼·罗兰的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使我初步建立了以创造、奋斗为主调的人生观，而这些至关重要的人生铺垫，都是在饥寒交迫的乡村完成的。至于我的村庄，永远是乡愁的指归，心灵的家园。近于赤贫的而不改其本色的乡亲、炊烟、单车的铃声、蛙鸣、凤尾竹的啸吟，和小儿女在禾堂学步的身影，酿造我最初与最终的诗情。 读书写作是刻骨的寂寞中惟一的消遣；客居的日子愈长，谋生与写作的矛盾愈少 记：去国近30年，相信在海外谋生是第一位的，但您一直在坚持创作，这其中的原动力在哪里？您是如何处理两者关系的？ 刘：在国外，我和从故乡移民的普通百姓一般，经受沉重的生活压力。杂七杂八的账单、包括房屋在内的分期付款，汽车与服务保险、税，这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至于精神上，更承担身为边缘人的全部悲欢——往好里说的是近于无边际的自由，往坏里说是刻骨的寂寞。年复年地远离故土的主流文化，对“失根”不能不长怀恐惧，而在异国写作，发表难还在其次，更可怕的是，容易因忙于谋生，缺乏鼓励与竞争的氛围而半途而废。这么多年来，眼看多少得过大奖、锋头一时无两的新锐，三数年后湮没无闻。我所以没有放弃，主要原因是别无所嗜，和声色犬马没缘份，读书写作是惟一的消遣。不读不写，日子更难打发。就个人经验，谋生与写作二者，客居的日子愈长，矛盾愈少。上工不但是生计的必须，也是写作的凭借。通过工作来深入人生，了解别人，参与主流社会。没有这种全方位的投入，就没有素材和灵感。 维持“自然写作”的状态；10多年来，为专栏写的千字以内随笔已逾2000篇 记：您每天的写作状态怎样？为哪家媒体写什么类型的专栏？ 刘：至今，我基本上还是和当初一般，维持“自然写作”的状态，想到什么写什么。如果上班忙，便什么也不写，只读点闲书。写作必须精力弥满，不知道别人如何，我自己，别说悬梁刺股，呵欠连连时也写不了一个字。 我现在为旧金山的《明报》、香港的《大公报》写小品文专栏。前几年在美国的《星岛日报》、山东的《齐鲁晚报》和广州的《新快报》开过专栏。10多年来，为专栏写的千字以内随笔已逾2000篇。 至少花了10年，用以驱除在国内因各种运动而累积的恐惧；内心充分的自由，是写作的前提和保证 记：您有一种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努力，您曾对朋友说过，为文要强调个人化，个人的情绪、感触，越是私人越有个性。您在这方面有一个怎样的探索过程？ 刘：一般地说，风格是自然形成的，刻意仿效某人，毕竟生硬。我自己最为刻骨铭心的，倒是风格以外的“解放”。在海外写作的前期，我至少花了10年，用以驱除在国内因走马灯般的“运动”和“阶级斗争”而累积的恐惧，这些沦肌浃髓的负面因素，使我提笔时总在提防什么，格格不能尽吐。为了清除这种魅影，我那时差不多一有空就在日记本上写即兴诗，预先无腹稿，不作任何构思，信笔胡写，不在乎是否成章，只求渲泄的快意。近年来，下笔不复有丝毫顾忌。内心充分的自由，是写作的前提和保证。有了它，个人风格就像人的长大，要压也压不了。 没有新意不写，违背良知去逢迎某种势力的文字不写，俗气的不写，特殊不能折射一般的不写 记：您有很高的文学悟性，尤其是您近期的作品。无论取材乡土、域外或读书偶感，都有一些独到的词汇、视角和见解，极之灵动和意韵十足。您是如何达到这种境界的？ 刘：谢谢您的抬举，我没那么厉害。当然，写作时对自己有些规定，诸如没有新意不写，违背良知去逢迎某种势力的文字不写，俗气的不写，特殊不能折射一般的不写。幸亏我另有谋生手段，不大在乎稿费，所以基本上能守住底线。可惜的是心余力拙，限于才思，劣品甚多，从我的2000篇短文中，能选出200篇“过得去”的，就算幸运了。 移居海外早年酷爱鲁迅；前几年迷上明人小品；健在的作家中，最敬仰王鼎钧先生 记：阅读一定是十分重要的。您的阅读有没有一些好恶、取舍呢？您钟情于哪些作家、流派，并受其影响？ 刘：真惭愧，移民海外以后，因谋生费时太多和难以搜求好书的缘故，我读书太少，知识上的缺陷，在作品中相当明显。我读书和写作一样，只读自己喜欢的，也幸亏不是学院派，除了应命为人写序，不存在“非读不可”的难题。我早年酷爱鲁迅，他的杂文每天放在案头，读得烂熟。前几年迷上明人小品，耽读张宗子。健在的作家中，我最敬仰王鼎钧先生，这位旅居纽约、毕生从文的散文家，我以为是够资格排列在鲁迅、沈从文和张爱玲后面的大师，他众多的散文集对我中年的写作影响甚大。 读书之妙，越老越能体悟；常常思量写小说，但迄今未从中找到写作散文的自由 记：看您的文章，谈到雨天雪天屋内读书，真有点古代士大夫的闲适味道。您觉得在域外的背景下更适宜读书，抑或这只是您个人的境遇？ 刘：所谓“心远地自偏”，在国外国内，只要沉潜，都能读书。我去年底回国，在佛山住了一些日子，岁晚的闹市，噪音盈耳，我却耽在文友张宗子(现住纽约，并非上文提到的古人)新出版的三本散文集里面，感觉殊佳。读书之妙，越老越能体悟。 记：听说除散文外，您还尝试创作小说。这两种文体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能否谈谈您的想法？ 刘：我从前常常思量写小说，但迄今未从中找到写作散文的自由。勉强算过得去，是短篇《密西西比小镇怪人三记》(刊登于《收获》2007年第2期)，但笔法仍近似散文。也许写诗出身的作者，多半先天缺乏虚构的能耐，我亦然。只好寄希望于以后。 乡愁分三个层次；写作绝不避开故乡，但力求两点：一是视角出新，二是手法出新 记：谈到这里，我还是想回过头来请您谈谈海外华人作家共同关心的母题，即“乡情”。您的不少散文也涉及到它，不过，隐隐感到您还是有不少与一般的故乡抒情不同的东西。能谈谈这个一般人已写“滥”了的题材，您是怎么想的？在写作时您又是如何处理的吗？ 刘：乡愁的第一层次是“美不美，故乡水”，套路是以眼前的困境反衬故乡的佳处，或渲染游子归家的欣喜。第二层次是“爱恨交加”，既迷恋早已消失的佳山丽水，又伤感于、愤怒于眼前在景色与人文两方面的残破；第三层次是纯文化的，即全心拥抱传统的、广义的母土人文精华，不再局限于地域与编年史。至于我自己，由于每年都回国，乡思再缠绵也不会望月垂泪了。我的写作绝不避开故乡，但力求两点：一是视角出新，毕竟我是在另一国度生活了近30年的“假洋鬼子”，天天经受东西方文化的夹击，论角色，不可能是单纯的“乡音未改鬓毛衰”的老式归人，该“看”出人生的新意，阐发若干带普世价值的思想。二是手法出新，个体生命与整个社会都是复调，过去与未来可以并列，形而上和形而下可以同步，玄幻与现实可以交错。 以汉字安身立命的人，不能不在人生的末段回归母土；只对一桩事没后悔过，那就是移民 记：听说，您打算退休后回大陆长住。这主要是生活上的考虑，还是创作上的考虑？ 刘：主要是为了圆梦。我是以汉字安身立命的人，不能不在人生的末段回归母土。我的《生命的马蹄铁》随笔中写道：“人生只能是马蹄铁形的回归。原点不可能回去，但须和它靠得很近。你须回复儿时的纯真，乡村的朴素。外国口音和耸肩的姿势，让井水洗去；功名心和沧桑的感怀，姑且寄放在榕树的鸟巢上。进一步说，你不必斤斤于地理上的回归，晚年的居所在不在出生地或附近，并不是问题。紧要的只是：你出发时的愿望，如果依旧美好，依旧萦绕心头不去，让你在半夜梦寤时长叹，而它，在漫长的行旅中，你因为养家活口，因为政治或者人事因素，一直把它深深埋着，那么，挖它出来，说它出来，将它付诸实施，使得你的晚年充实起来，快乐起来。从较高的境界说，马蹄铁的此端是梦，另一端是它的完成。实现了这一步，你的生命再卑微，也堪告慰。” 记：假如让您对自己过往的生活和创作做一番总结，您觉得可能吗？比如，总有几种让您感喟不已的人和事，或一些创作上的心得，甚至，您对待人生的基本态度，等等。这或许对后学者有一种难得的启发。 刘：是的，尽管后悔药吃了没用，但谁能一辈子无悔？我只对一桩事没后悔过，那就是移民。倘若我不离开故土，接受这一百味纷陈的生命洗礼，我断断无法排除四人帮统治时代所赋予的毒素，投身真正的书写。不过，出国并非玄奘上西天，我没有由此成大器，至今创作未突破瓶颈，那是因才气和环境所囿，无法可想。最后，要说的一句，还是从《约翰·克里斯朵夫》中搬来的：竭尽所能。人的的遭际、天份、基因、体能、智力，血型、性格千差万别，有耕耘未必有收获，无耕耘必无收获。努力过，奋斗过，便于心无愧。(崔怡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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