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也谈张艺谋对余华小说《活着》的改编

余华极简的语言像是一把锋利的小刀，一下一下，不急不慢地刻出福贵一家人一次次不期而至的死亡，冰冷而又精准，以至于他们曾有过的所有关于生活的欲念和希望回头再看都变成一种讽刺。福贵一家是彻底的受害者，像纸片一样脆弱而单调。

张艺谋的电影不一样，少了荒凉感和虚无感，更像是一幅满是烟火气的市井画。悲剧的意味被冲淡，没有撕心裂肺的剧痛，却有一种黑色幽默，更多的是对命运的唏嘘和感慨。与小说里回望自己人生的独孤老人不同，电影的主角是福贵和家珍，他们是荒诞岁月狡黠的偷生者，是疯狂年代普通的良善人，守着愈合撕开再愈合的伤口，相互扶持慰藉着把日子过下去，很容易满足，以至于他们的人生哲学让观众内心也生发出一种关于“活着”的暖意。

电影中增加了一条有意思的线索，也就是皮影。几个鲜艳的剪影串联起了浪子福贵淫邪的嘴脸和他潦倒后艰难的生计，是他参加革命的证据却又可笑地成了文革时要销毁的罪证，是掀起狂欢然后加速倾覆的利器也是对福贵和龙二“人生如戏”的隐喻。最后空的皮影箱装了小鸡，福贵对着外孙馒头说起了“鸡变成牛”的话，就像当年和儿子说的一样，当时的他还说了一句“然后共产就实现了”。而今儿子在意外中去世，关于“共产”的预言没有提起，鸡还是鸡没有变成牛，一如封闭循环的宿命，在象征历史的皮影箱里无知无觉地活着。

电影中有一处谈到了福贵“活着”力量的根源。他和春生在免于冻死之后看到了满目的尸体，那一幕让人震惊，那是一种密密麻麻的空虚。面对着“死亡”福贵内心升腾起了前所未有的对“活着”的珍视，这一点他和有幸团聚的家珍说过，和有意轻生的春生也说过，这种强烈对生活的热爱弥漫了整部电影。值得玩味的是，本应和福贵一样加倍珍惜生命的春生在面对被批斗的绝望和痛苦时仍然动了放弃生命的念头。或许对于春生而言，生命本身并无价值，价值只会在值得被珍惜的生命历程中显现。但福贵不这样认为，失去了家人的他固执地和家珍拥抱着生命本身。

福贵和家珍是普通人，在癫狂的年代他们有自己的“生存智慧”，比如说自己老宅的木头也是“反革命”，打骂被别人说成是“破坏大跃进”儿子，他们积极支持大炼钢铁，对于镇长对于他们“有功”的表扬视若珍宝。他们就是特殊年代真实存在着的小老百姓，从来没有想过什么反思和质疑，只是顺着大潮流保全自己的利益，过好自己的日子，这种卑微却让人感到一种生存的温度。当然，福贵和家珍虽然对于时代和社会没有任何的思考，却也没有在特殊年代泯灭人性，他们给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教授买馒头吃，他们劝阻撞死自己儿子的春生轻生。他们平凡，却也保留了最质朴的善意。

电影删去了家珍、二喜、苦根的死亡，没有让电影和小说一样绝望到窒息。电影也改动了有庆和凤霞的死亡。小说中有庆的死是因为官僚主义，张艺谋将其巧妙地改为了一种无常，都和春生有关，但削弱了电影的批判意味，也使得对于生死的探讨超越了对于现实的批判而变得更加丰厚深远。凤霞的死可以说比小说要丰满得多。小说只是草草地交代了凤霞是因为难产而死，电影则将难产归因于医生被关入牛棚，并设置了凤霞难产和王教授噎晕两条线，两场惨剧互为因果，用意不言而喻。

电影除了充满各种特定历史时期的事件、话语和符号之外，还增加了许多关于生存的意象， 比如“饺子”、“睡觉”、“血”等，影像效果非常饱满。

可以说，张艺谋的改编是很用心的，但是和余华对于“活着”的诠释是截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