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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很好学，很谦虚，而且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于是就虚心地向那些有经验的大臣们请教，对这些贤士礼敬有加。 在贞观二年的时候，唐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道：“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国家多半不如古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王珪回答说：“古代帝王治理国家，大都崇尚清净无为，以百姓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却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任用的大臣也不再是饱学经史的儒雅之士。汉代的宰相，没有谁不精通一种经书的，朝廷上如果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都会引经据典，参照经书来决断，于是人人懂得礼教，国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却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是用刑律来治理国家，从而导致儒术受到破坏，古代纯朴的民风也就荡然无存了。”唐太宗听了之后，深有同感。从此以后，官员中凡是精通儒学又懂得治国之道的，大多得到提拔并委以重任。 唐太宗之所以在登基之后不久就下令编纂《群书治要》，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对古圣先贤治国平天下的教诲了解得不够，希望不仅和群臣探讨治国经验，而且还能随时翻阅古圣先贤治国的经验和教训。 “太宗英武善辩”，唐太宗武功高强，而且思虑也非常地敏锐，很有判断力。他带兵打仗，面对千变万化的军情，都能够随机应变，睿智决策，百战百胜，是一个很有作战能力的统帅。“遗憾早年从军”，他遗憾的是早年从军，一心一意用在行军打仗之上，“读书不多”，读的圣贤经典不多，对古圣先贤修齐治平的道理不甚了解。“鉴于前隋灭亡之失，深知创业不易，守成维艰”，唐朝前面的隋朝三十多年就灭亡了，历史相当短暂。古人特别重视历史，因为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可以鉴往知来，让后人不重蹈覆辙。中国有句古话叫“殷鉴不远”，意思是说夏朝的经验、惨痛的教训离我们还不远，我们应该引以为戒，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 唐太宗当了皇帝之后，非常善于借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贞观九年，他和群臣谈到隋朝灭亡的教训时这样说：“当年刚刚平定京师（这里指隋朝），宫中的美女、奇珍玩物，没有一个宫苑不是满满的，可隋炀帝还是不满足，横征暴敛，搜求不止。加上东征西讨，穷兵黩武，弄得百姓无法忍受，于是导致了隋朝灭亡。这些都是朕亲眼所见。因此，朕每天从早到晚，辛勤努力，毫无厌倦，只求清净无为，使天下不生事端，从而做到徭役停罢，五谷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治国好比种树，只要树根稳固不动摇，就能枝繁叶茂。君主能够实行清净无为，百姓怎么会不安居乐业？”唐太宗很善于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深刻地体会到创业不容易，守成更加艰难。 守成最难的，就是守住自己的德行。对于每个人来说均是如此；顺境比逆境还难经受住考验。逆境有的时候反而磨砺人，让人的志气增长，锻炼人的品志，增强人的意志；而顺境却是淘汰人，如果没有高度的警觉，在财色名利面前很难不堕落。《孝经》提醒说，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面对财色名利，要高度警觉，不要迷在其中。 “在位期间，鼓励群臣进谏。”唐太宗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善于鼓励群臣进谏。他甚至主动地去求取谏言。比如说，在贞观十一年的时候，魏徵屡次上书劝谏。唐太宗就亲自写诏书回答魏徵。在诏书里，他说：“朕看了爱卿写的奏书，言语恳切，爱卿的一片忠肝义胆由此可见一斑。批阅爱卿的奏书，常常让朕忘记疲倦，而且爱卿的言词让朕深受感动。倘使爱卿对国情了解不深，怎么能够为朕提出如此中肯的建议，而及时纠正朕的过失呢？朕听说晋武帝灭掉吴国之后，只顾骄奢淫逸，不再关心国家政治。当时的太傅何曾退朝回家之后，就对他的儿子何邵说，我每天都看见皇上不谈论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而只是说一些日常生活的俚俗之语，这和治理国家的道理相去甚远！这难道不是将灾难留给子孙吗？国家在你这一代还不至于混乱，因而你的性命暂且可以保全。说完，他又指着他的孙子们痛惜地说，可是到了你们长大的时候，必定遇上朝廷变故而性命不保！后来果然如何曾所料，他的孙子何绥遇上了晋王室为争夺王位而发生的内部叛乱，结果在叛乱中为荒淫的酷刑所杀害。” 唐太宗说：“以往的史书称赞这件事，说何曾有先见之明，但是朕的看法却不同。朕认为，何曾是不忠之臣，他是罪大恶极的。为什么？作为臣子上朝的时候，就应该思考如何指陈时政，尽忠直言；退朝之后应该废寝忘食地弥补皇上的过失，这样才能使君主的美德不断得到发扬，错误不断得到纠正，也就是常说的君臣同志的道理。何曾地位尊贵、权势显赫，应当直言进谏，谈论治国大道，匡扶时政，然而他在退朝后才说关于朝纲的言论，朝见时在晋武帝面前却没有勇敢地直言规劝。说他是明智之人，难道不是很荒谬的吗？如果国家危亡，却不知道辅佐、扶持，哪里还用得着这样的官员呢？爱卿所上疏的建议，朕已认真地阅读过了，这些金玉良言应时时放在朕的案头上，就像古代用来警示自己校偏纠过的信物一样，这样他日必定会有收获。等到过些年月，国家就会更加繁荣富庶。因为朕有爱卿的扶持，所以感到很放心，就像鱼有水一样，一切都得心应手、称心如意。爱卿敢于直言而无所隐瞒地奏疏，朕现在才回复，此后朕仍将虚怀若谷，恭敬地听取爱卿治国方面的好意见。” 这个明君明在何处？魏徵屡次犯言直谏，直接指正唐太宗的过失，唐太宗不但没有生气，没有觉得魏徵触怒龙颜，反而还称赞魏徵的质言。他认为，有了魏徵的助力，仿佛如鱼得水一样，治理国家就得心应手。皇帝有这样虚心求谏的态度，才会出现像魏徵这样敢于直谏的臣子。唐太宗主动引导并且鼓励群臣向他进谏，体现了一个为君者难得的胸怀。 一个决策的错误影响的百姓何止千千万万，天子代表上天爱护子民，怎么忍心因为自己的过失而让百姓受苦呢？唐太宗知道守成不易，希望群臣给他劝谏，也希望从古圣先贤的历史经验中得到宝贵的教诲来提醒自己。这是他编纂《群书治要》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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