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与《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

舟客 202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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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公元7世纪（隋唐时期）就发明了印刷术（雕版印刷）。直到16世纪，欧洲才知晓这一事实。19世纪中叶，法国人儒莲开始对中国印刷术进行专门研究。20世纪上半叶，美国人卡特写出《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1925），他搜集了各语种（中英法德日）之文献资料，借助在中国的考古发现，综合了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基于中西交通史之构架，系统探讨了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与西传，该书成为当时此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卡特此作，刺激了国内学人，直接推动了中国印刷史研究。本文综合各种资料，简述卡特其人、其书及对国人之影响。

托马斯·弗朗西斯·卡特（T.F.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1882-1925，美国传教士和学者。

1882年，卡特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卡特的祖父经营出版业，致力于宗教与慈善，在19世纪末的纽约很知名。卡特的父亲是神职人员，喜欢远游。母亲颇具语言天赋，少年时即能说四种语言：英语、希腊语、法语和土耳其语。卡特的外祖父、舅舅、姨母等，对土耳其文化颇为欣赏。在卡特的成长环境中，出版事业、宗教信仰、四方游历、语言天分、不同文化，是这个家庭的文化印记，这些印记在卡特的一生中近乎完美地得到了呈现。

1904年，卡特22岁，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学士学位。

1906年，卡特24岁，与几位同学结伴到中国旅游。他们到达了南京，同伴不再前行，卡特靠南京友人教他的一点汉语，跟随一群木匠，长途跋涉二百多公里，到达了安徽怀远。到怀远后，他就在当地找老师，学习汉语。他的语言天赋发挥了作用，三个月间进步神速，返回美国后，已能用中文跟中国的老师通信了。这是卡特的第一次中国之旅，他对这个国家充满了好奇。

1910年，卡特28岁，自纽约协和神学院毕业，成为了神职人员。同年，他与一位神职人员的女儿结婚。婚后，卡特即携夫人前往中国，以传教士的身份，回到了他熟悉的地方——安徽。此后，他在安徽宿州办学、传教，时间长达12年。卡特好学、善谈，无论是大字不识的老农，还是学养深厚的士人，他都乐于结识，乐于交谈，也因此，他对中国的了解日趋深入。他感叹中国人对农业知识的熟识，在节气、农事、畜牧知识方面，卡特认为，中国的一个青年农民，比他在普林斯顿的同学掌握的知识都多。他对儒家文化也颇有感悟。他发现，在儒家崇尚教育之影响下，即使不知字的中国下层民众，对学识和儒士也充满了敬畏之心。儒家文化濡染而就的温文、忠恕等处世之道，他感同身受，深深赞许。在宿州的十数年间，卡特潜心研究中国历史，阅读中国书籍，与中国学者讨论交流，在此期间，他还与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结为至交。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的双亲是传教士，她出生后不久，即被双亲带到中国，先后在镇江、宿州、南京、庐山等地生活和工作了近40年，就是在宿州期间，她与卡特结识。

1921年，卡特39岁，这一年，中国遭遇了灾荒，卡特参与了赈灾活动。在乘火车到山东的途中，他读书消遣，读的是W.J.Clennell所著《中国宗教发达史》，诵读之际，忽有动于心，意识到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及指南针等重要发明，世界所知甚少，很有研究价值。这次火车上的阅读，成为他研究中国印刷史的起点。

1922年，卡特40岁，全身心投入中国印刷术的研究。他离开中国，到欧洲游历近一年，遍访各学术中心，搜求关于中国印刷术发明的新材料，同时也发现，当时的欧洲人对于中国印刷术的发明所知甚少。

1923年，卡特41岁，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化系邀其讲学，他遂从欧洲返回美国。

1924年，卡特42岁，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化系主任、教授。

1925年春，卡特43岁，得了重病。6月，他以中国印刷术的论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1925年，卡特所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付印之时，卡特已在病中，书出版后不久，1925年8月6日，卡特在纽约曼哈顿家中去世。

卡特执教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培养出了不少优秀的热爱中国文化的学生。1928年2月，Nancy Lee Swann（1881-1966，中文名“孙念礼”），将论文《班昭传》（Pan Chao, Foremost Woman Scholar of China）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汉学家。孙念礼的导师就是卡特。

1925年《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的出版不仅让卡特闻名世界，更对中国学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此书出版后，立刻受到中国学人的关注，迅速将之译介到国内。书出版不过半年，国内已有此书译文。先行者为向达（1900-1966）。1926年，向达开始在《图书馆学季刊》上，连载该书译文，向达将书名译为“中华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渐考”，作者名译为“加特”。卡特全书共24章（不含“序论”）。向达译出了一半以上的内容。自1926至1932年，《图书馆学季刊》上共刊载了七章译文，分别是对应卡特之书的第七、八、九、十、十一、十四、二十三章。1929年，向达在《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上发表了第五章和第六章的译文。1928年，向达撰《唐代刊书考》（发表于《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第一年刊》），文中已引用卡特书中资料。

1933年，张德昌在《新月》上发表卡特之书的书评，他所评是英文版（1932年哥伦比亚大学修订版）。张德昌将书名译为“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渐”，作者名译为“嘉德”：

在外国人谈中国事情的许多著作中，这是一本值得介绍的书。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对于世界文化一种最大的贡献，可是至今还没有一本中文书能把它的源流原原本本的告诉我们。……孙书（指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笔者按）出版七年以后（1925），嘉德将他的《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渐》一书出版，不但在内容上取材丰富，而且在方法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从许多向来不为前人注意的材料中——如印章、摹写、纸牌、释道的典籍等——寻出个很清晰的系统来。他的假设、推论，虽不无可商榷之处，然而他的方法，全书的体系，是很值得推许的。……这本书在外国出版界受到极好的批评。许为空前的杰作。

——《新月》（1933 年）第4卷第6期。

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特约刘麟生翻译卡特之作：

刘麟生先生字宣阁，安徽人，1894年生，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学学士，……毕业后历任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编辑，交通大学及金陵女子大学教授，直鲁豫巡阅使署秘书，中央军官学校教授，浙江农业矿处秘书，广东保安处视察等职，现任财政部盐务稽核总所文牍。……著述宏富……兹由本刊特约译述《中国印刷术源流史》一书，由一百八十一号起，按期刊载。

——《出版周刊》（1936年）第一百八十一号

刘麟生将作者名译为“卡德”，书名译为“中国印刷术源流史”。

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刘麟生译《中国印刷术源流史》，收入“汉译世界名著”系列。刘麟生译本是卡特之书最早的汉译单行本。

20世纪三十年代，该书已开始产生影响。钱存训、张秀民、胡道静都是在青年时代读到了卡特之书，从而走上了自己的研究之路。

钱存训（1910-2015）回忆自己在读大学时，受到卡特之书的影响：

我对中国印刷史发生兴趣，最初是在大学时代选修刘国钧先生主讲的《中国书史》时所受到的启发。当时所用的主要参考书是卡特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英文本和田中敬的《图书学概论》日文本，而没有同样性质的中文本可借参考，引为遗憾。

钱存训是中国造纸和印刷史研究的知名学者。他于1928年考入金陵大学，在大学期间，读的是卡特之书的英文版，当时找不到研究中国印刷史的中文著作，这让他引以为憾。当年的这种遗憾，或许就成了他选择进入印刷史研究领域的动力。

张秀民（1908-2006）有感于卡特之作，立志撰写《中国印刷史》：

我国最早发明印刷术，照理应有不少著作来记载歌颂，但过去就缺乏这方面的专书。近代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过于简略，叶德辉《书林清话》只是版本资料汇编。待美国卡特教授《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出版，始有系统的专书。法国伯希和《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一书，繁征旁引，博而寡要，反不如卡特书之有内容，且印刷术为我古代劳动人民之重大发明，而印刷史之作乃由外人代庖，心实耻之，乃不自量，蚊力负山，要写出一部《中国印刷史》。

张秀民晚年完成了五十余万字的《中国印刷史》，该书被学界誉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据他回忆，卡特之书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张秀民认为，印刷术这一中国人的重大发明，却要由外国人来书写其历史，“心实耻之”，因此树立了写作《中国印刷史》之志向。他穷数十年之功，最终完成了这一心愿。

胡道静（1913-2003）在青年时代读到了卡特之书，并由此对活字印刷以及记载此事的《梦溪笔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并不知道活字组版印书的技术是我们的祖先早在第十一世纪中期就发明创造，然后向世界各地传播的……那时我虽已读过“四书”，读过“五经”中的三经半，竟然还不知道《梦溪笔谈》这本书……直到将进大学之前，读到美国学者卡特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才惊讶地了解这一项有关人类文化发展的重大创造原来是我们自己的祖先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卡特的书说明了史料的来源，还特别夸誉《梦溪笔谈》这部著作。说它这好那好。于是我这个当时对古籍只读先秦、两汉之书的小伙子就迫不及待地去找这本沈括的名著来阅读了。我最初买到的一部是古书流通处影印的清末广东陶氏的刻本。没有疑问，一读就着了迷，从此它就成了我要好的朋友。

胡道静是著名的科技史、文献学家，精研《梦溪笔谈》，而这一起点，来自他阅读《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所得。

追寻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传入中国的历程，深感当时中国学界反映之迅速。该书出版不过半年，已有译文连载于期刊；英文修订版一出，即有学者发表书评；商务印书馆不但在自家办的刊物上连载其译文，还推出单行本，将之列入“汉译世界名著”出版，而其时，该书面世不过十二年。这一过程反映出国人对世界学术动态之敏感，对本国文化遗产之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卡特之作激发了年轻一代中国人的爱国情怀，点燃了他们对本国印刷史的研究热情，进而将中国印刷史研究带入一片新天地。

主要参考文献

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

钱存训著，郑如斯编订：《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辛德勇：《唐人模勒元白诗非雕版印刷说》，《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毛建军：《T.T.卡特与中国印刷史研究》，《兰台世界》2011年9月上旬。

刘麟生：《卡德小传》，《出版周刊》（1936年）第一百八十一号。

顾钧：《美国第一位女汉学家》，《中华读书报》2013年8月7日。

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五十年》，《读书》197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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