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蔺晓渊｜难忘南校（二）南校和她的学子们

砚城文苑 202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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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岔新牌楼

民谣曰：“走三岔到五寨，糜米捞饭豆腐菜。”

是啊，一部三岔史半部五寨史，说五寨绕不开三岔，说三岔绕不开教育，说教育绕不开北校（高中）和南校（初中）。

三岔，人称晋西北的旱码头，历来尊师重教，崇尚耕读传家，这里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先后走出了赵宝成、李在唐、范若愚等杰出人士，也涌现出了赵克昌、赵子龄、王允治、兰培荣等本土教育家。

去年秋季开学之际，南校被撤并了，一时间，遍布四面八方的南校学子反响强烈：

“那是一所学校，怎么说撤就撤了？”

“南校，我的母校，你到底还是难'笑’啊！”

南校是莘莘学子洒下青春光影的地方，是留下他们集体记忆的所在，也是他们共有的精神家园啊！

南校这片育人热土来之不易。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高考、中考政策的恢复，教育的春天终于冲破冰封的寒冬来到了三岔这个古老的堡寨，三岔中学周德贤自杀事件留下的阴霾终于被彻底消除，特殊年代甚嚣尘上的“读书无用论”从此偃旗息鼓，推荐选拔不考试的选才方式成为了历史。

1977年那个冬天，迟到十多年的高考如约而至，三岔公社东寨大队的谢志礼考上了山西师范大学。他的考场作文“颂歌献给华主席”，我现在还能背出几句，在三岔一带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谢志礼成为父老乡亲教育孩子的活教材。

1978年夏秋之交，三岔中学教师梁茂奎、孙原生，三岔村学子马秉亮、郝亮、郭建荣等又考上了大学，同样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记得，那些日子，三岔镇的标志性建筑——三岔中学西侧的大牌楼前面，每天有很多人聚集在那里，争着说这些人、道这些事。

1977、1978这两年，三岔村回乡青年贺玉龙、郝世平、蔺晓渊、王凤华、戴仙珍（二兰）、秦德驭、李昌等，三岔周边村的王峰雪、戴麒麟、黄继明、黄顺明、郭生年、朱明、范计廷、黄凤舞、秦喜如、管守荣、张怀国等考上了中专师范，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南校的教师，也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那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尊师重教”成为乡间的新风尚，“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成为最为流行的口号，也成为公社领导以至大队当家人想在心上拿在手上的实际行动。

1980年春天，三岔镇各村投工投料在三岔村南坪因陋就简新盖了三排10座教室（其中三岔村盖了4座），再加上原有的窑洞、平房等建筑，拼成了一座校园。当年秋天，隶属于三岔联校的初中部从旧城的楼院分离出来搬到了南坪，从此土生土长的南校正式诞生了。

不仅如此，三岔村又于1987年9月倾其所有投资23万元，在南校北端新建了2500平方米的“凹”字形教学大楼，三岔小学也从旧城楼院搬到了与南校一墙之隔的新校址。

我清清楚楚记得，一个春日的早上，看着三三两两背着书包上学的学生，人称“三八”老党员的范纯俭老人双手叉腰站在这两所学校西端的柏油马路上，郑重其事地说：“这下可歇心了，咱们三岔村几十年积累下的家底，都放在这里了，三岔人一点都不心疼，因为咱们子孙后代的希望就在这里了！”

“咱们子孙后代的希望就在这里了！”——朴实的话语道出了朴实的三岔人拿出家底办教育的气魄，也寄托着老一辈对下一代成才的殷切希望啊。

1980至2021年，南校在三岔村之南，南沙河之北，在那块安静而祥和的沃土上度过了他的不惑之年！

▲15班部分女生1982年与薛进忠、蔺晓渊老师合影

南校从一所镇办初中升格为县直中学，从简陋的窑洞平房变成了亮丽的满院高楼，从寂寂无名走不出三岔镇到赫赫有名声名远播周边县……

南校的校门很普通，甚至比不上现在一些阔气人家的院门，但是，在这41年中，从这个貌不惊人的校门中先后走出了近一万多名学子。

我在南校工作24年，有幸陪伴和见证了学子们的成长和进步，就像做父母的总是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发自内心地说，我教过的或者没有教过的南校学子，都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学生，也是我心里永远放不下的学生。

南校学子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家庭。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中很多人还是穿着打补丁衣服，很多人甚至没有洗脸刷牙的习惯，见了老师主动打招呼的恐怕也没有几个。

那时候，农村还很穷，住校生上灶都是家里交学校粮油再交几块伙食费——交不起伙食费和学费的也大有人在。逢五逢十赶集日，家长赶着牛牵着驴来学校送粮食，教室里还能听到牲口叫唤的声音，学校大门里外及伙房周围会留下形状各异的牲口粪便。

有的家长交完粮油、伙食费，还要忙不迭地跑到教室门前，扯开嗓子喊出自己叫“财小”或“引弟”之类乳名的儿子或女儿，一边递上皱巴巴的带着体温的几块钱，一边抑扬顿挫地好好安顿孩子一番：

“听老师的话，多下辛苦，好好念，要念就念出个情由来啊！”

“要念就念出个情由来”——那时候，这个“情由”其实就是能够考上中专师范，转了城市户口，拿上一个“购粮本子”，捧上一只体面的“铁饭碗”，这是农村家长对孩子的最大期盼，也是农村孩子们的奋斗目标。

那时候，有不少农村孩子小学毕业就不念初中，去帮家里种地或者学手艺及早挣媳妇去了，凡是上初中的，绝大多数是“下辛苦，好好念”的，也在尽力争取“念出个情由来”的。

四十一年前，南校学子所面对的学习生活环境是相当艰苦的，升学的道路是非常狭窄的，现在的学生完全不可能想象。

当年，一位南校学子的调侃之语“南校，南校，真的是难笑”，成了至今仍在口口相传的“名言”，确实反映了南校生活的艰苦、学习的紧张、压力的超大。

那时候，住宿生住的大多是窑洞，十个人一铺炕，一个人只有不到两块砖的距离，褥子得对折起来才能铺下去，睡觉翻身需要喊“一二三”，防不胜防的耗子不时钻出来上蹿下跳，与大家争夺本来就不多的干粮；吃的是七分熟三分生的莜面不烂子、沙子磕牙的小米捞饭，喝的是冰得牙疼的冷水……经常有女同学大呼小叫地说饭菜中有虫子，有男同学无可奈何地说晚上饿得睡不着……每天早起晚睡，两头不见太阳，星期天几乎不休息，都说三岔赶集特别红火，有的同学却连大街的方向都太不清楚……

我知道，农家孩子，对于念书可以说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为了“念出个情由来”，为了不再重复父辈们“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们的付出和艰辛是可想而知不言而喻的。

他们真的是拼了。他们中不少人，上完三年正班后，再补习两年的平平常常，补习三年、四年的也不稀罕——甚至有同学毕业回来教同学的故事——这是不是故事的故事，而其中的滋味只有当事人才知道啊。

记得，我教的一位李姓男学生，立志要考上师范，每次考试都要制定一个目标，如果目标达不到，他就用别针在手背上扎几下——让自己警醒，结果手背上结下了不少的血痂，我偶然发现了这一幕，当场掉了泪，不忍再看他，不忍再提此事。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农村的孩子早觉悟，因为他们懂得为什么念书、为谁念书，所以，他们特别能忍受，特别能吃苦，学习特别刻苦，都在憋着一股劲儿，都在争一口气。

从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这二十年——中专师范包分配的年代，南校拿走了全县中专师范指标的很大部分——其中的每一个指标就是一只铁饭碗，一只铁饭碗就是一个学子乃至一个家庭命运的改变。

现在，不论是县委政府大院，还是各个机关单位，随便走进某一个单位的某一个办公室，没有南校学子的应该是不多的，带“长”字的南校学子也不在少数。

当年师范招生人数多，所以，南校学子考上师范的相应的也就多一些，如今，各个学校在编教师中，南校学子占了不少，当校长、书记的也不稀罕。

这些优秀的师范生虽然文凭不高，也没有走得更远，但是他们扎根家乡，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让更多的家乡新一代学子跨过了清涟河，越过了芦芽山，走到了外面的世界，他们对家乡的贡献是应该被永远铭记的。

也有很多的南校学子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成才之路——考高中上大学，因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如果说考中专师范是挤独木桥，那么，上大学就是“飞夺泸定桥”，是一件太难太难的事情。

▲24班1985年毕业合照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些有志气的南校学子经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样炼狱般的煎熬，最终化茧成蝶，圆梦南校，先后考上了重点高中，并最终叩开了大学甚至是名牌大学的校门，比如，14班的王永清、李旭新，15班的朱常青、岳永胜、李翠萍，20班的刘海生、马国华，21班的江博渊，24班的李毅、王美荣，26班的郝海燕，28班的郭艳峰，31班的冯鹏飞、赵永林，57班的侯志忠、潘丽、赵俊英等等，后来，这些学子多数又考上了硕士研究生，其中刘海生、郝海燕、郭艳峰等成为了博士研究生。

寒门出贵子，山沟沟里藏龙卧虎啊！就让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真理”见鬼去吧。

在这些考高中上大学的学子中，有三位同学让我特别感动。一位是24班的王美荣，父亲早逝，家庭变故，没有让她停下奋斗的脚步，在当时看来上高中考大学希望非常渺茫的情况下，她硬是把那口气争了出来，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最后如愿考上了山西大学；另一位是31班的赵永林，他师范毕业后，感到很不满足，又一鼓作气拼搏了一年，以社会青年身份参加了高考，最终考上了大学，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他现在是大学教师；还有一位是15班的岳永胜，他初中毕业时，本来达到了师范的分数线，那只铁饭碗已在向他招手了，因当时政策照顾山区学生的缘故，他与师范失之交臂，在遭受人生的第一次挫折后，他鼓起勇气，上了高中，又上了大学，现在是广东一所高校的校长。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非常瘦弱的他，每天都是第一个到教室、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好好念书，就走不出井儿窊沟”。

也有不少的城里人把孩子送到南校锻炼，这些孩子中多数留下来了，也有的吃不下那茶饭也受不了那苦而离开了，留下来的念得都不错，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如吕凤荣、郝秀芳、田卫军、吕向阳等，我教过的吕凤荣、郝秀芳与三岔的闫尚志在1986年秋天，他们同时考上了忻州一中。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南校学子与他们的老师一样，须臾不忘初心，勠力不懈奋斗，演绎出一幕幕让人动容动心的篇章，其中同胞兄弟姐妹共奋斗、同成才的佳话，至今让南校人以及家乡人津津乐道。

吕效东、吕效禹、吕效端兄弟三人，从南校考上高中后，又都考上了大学，他们在校时，是家乡人口中“别人家的孩子”，现在或创业或从政或从教又都是各自领域颇有成就的人士；

刘少伟、刘少飞哥俩，家庭特别困难，父亲有病不能劳动，只有母亲独立支撑着一个家，哥俩早早就懂得了别的靠不上、只有靠读书，他们在学习上没有懈怠一天，最终成功逆袭，先后考上了重点高中，然后考上了重点大学，现在都有着很好的工作和家庭。

徐建军、徐艳君、徐艳霞、徐建东兄妹四人，刘维、刘丽、刘平兄妹三人，马国荣、马国华、马国光、马国强姐弟四人，李永高、李永祥、李永珍姊妹三人，吕文一、吕文艳、吕文芳姊妹三人，他们相互鼓励，比翼齐飞，越战越勇，个个争气，人人成才，为家庭争了荣，为母校争了光。

我们的南校学子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虽然他们身上带着土气，但是，他们有穷则思变、改变命运的志气，有吃大苦耐大劳的底气，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勇气，更有对师长发自内心的情义。

那个时候，对学生而言南校难笑，其实对老师而言也差不多是那样的，可是，我们每一位老师就是那样以校为家、顾不上管自家的孩子、对别人家的孩子不遗余力全心全意地教育栽培，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南校学子发自内心地对老师的尊重、崇拜、感恩和理解，而且以老师为荣为傲。

前年夏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一篇题为“吾师晓渊”的文章中，一位叫“雪之梦”（戴翠珍）的作者深情地回忆初中时代我对她的鼓励，她写道：“真的没有想到，老师没有厌恶我那如甲骨文般难以辨认的书写，竟然把我的那篇作文作为范文表扬，还让同学们课后观摩，更感意外的是老师还有大段的评语。多年没有享受这样肯定的我，其激动之情简直是无以言表啊。从此以后，我蛰伏已久的自尊加自信，慢慢复苏了，每次作文，都会冥思苦想绞尽脑汁搜肠刮肚，动用所有的脑细胞，只怕辜负了老师的期待。老师的这场及时雨，润泽了我的心田，鼓起了我前行的勇气，从此，我开始寻觅我人生的方向了，再后来，我总算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作为一个语文老师，这样的事情于我而言，真的是稀松平常微不足道的，可是她竟然铭刻在心，对老师大加赞扬，我的激动之情同样是无以言表的啊。

同学们可能有所不知，我当年在属于我的讲台上尽情忘情挥洒，其实就是源于你们对老师的尊重和认可——那是莫大的动力啊，因为一个老师最大的付出和享受是在课堂上。

至今，我都记得，每当老师走进教室，你们那热切的眼神，每当我讲课时，你们那专注的神情，每当我走到你们中间时，你们那恭敬的举止，那是老师最享受最幸福的时刻。

至今，我都记得，老师让你们每天抄一句名言、写一篇日记、背一篇古诗，而且必须说普通话——这在当时有点“出格”，你们却无一例外地都做到了，比我预想的要好很多。

至今，我记得，那时候，录音机是奢侈消费品啊，一位同学竟然“逼迫”家长买了一个，理由是要录我的课文朗读，很多同学争相模仿我的腔调朗读，我不太标准的普通话竟然成了同学们在别的班级同学们面前“炫耀”的资本了。

我是一个比较严厉的老师，不但嘴上不饶人，而且动手动脚的时候也是经常有的，可是我在南校24年，没有一位学生当面顶撞过我，也没有一位家长到学校给过我难看，现在想来都觉得对不住学生。

我明明确确地知道，那是学生及家长感念我的用心，对我给予了十二分的理解与宽容罢了；如果说，我在南校还有点成绩的话，那是学生及家长支持配合的结果，就像一个好医生一定是基于许许多多患者的支持和配合是一样的。

我在南校工作24年，多数年份是带补习班的，带过的正班不多，24班是我唯一完整带过三年的一个班。那时候，我初出茅庐，谈不上什么教学艺术，且“为赋新词强说愁”，老是一副“警察”面孔——脸难看、话难听，但是24班的学子们给予了我最大的容忍和最多的理解——没有一个给我颜色看的，没有一个试图“反抗”的。1985年毕业以后，我们师生三十多年来一直保持联系，并不间断地聚会，每一次聚会我都是高高兴兴而去，酩酊大醉而归。我们师生心目中都有“多年师生成弟兄”那样的感觉。

▲1986年第二个补习班男生毕业合影

南校学子对每一位老师都非常尊重，不管是普通老师还是学校领导，不管是教过的还是没有教过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没有任何改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老师的敬重愈加深厚。

前些日子，现为小学教师的索志珍在一篇文章中称赞石宝祥校长“兼具儒雅之气和侠义之风”，她生动记叙了当年在一次校园新年联欢之中，“有几个混账小子张牙舞爪来学校捣乱，石校长顺手抄起一把铁锹大喊一声'有种的过来’，那几个小子先是目瞪口呆、面面相觑，后来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开溜了……”

那时候，石宝祥校长在学生中的威信不是一般的高，而是相当的高，那些被他“修理”过的学生，也没有一点怨气。他对全校几百号学生可以说是无一不知，无一不晓。每天，他在校园中转一圈，就把学生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了。每年中考填报志愿，他都是逐个把关，令人称奇的是，没有一个走了眼、误了事的。

多年来，在不同场合，只要见到南校学子，听到的都是对当年南校岁月温馨的回忆，对各位老师由衷的敬佩和感激。

在学子的心目中，数学教师薛进忠是一个标兵式的好老师，对学生一视同仁，百问不厌；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问不倒”，不管多么难的题，他只要看一眼，答案就出来了。他过目不忘，多才多艺，琴棋书画，都能来两下子，也懂一点中医。

杨宝林老师是一位风格鲜明、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他把初中化学吃通了——上课常常不拿课本，对课本滚瓜烂熟，倒背如流；他把化学课上活了——联系实际，寓教于乐，学生说上“杨林”的课不瞌睡，不觉时间长，不觉难，学得快，学得好；在课下，师生之间则是“没大没小”，无拘无束，打成一片。

在学子的记忆中，毕文光老师戴着一架镜片像玻璃瓶底一样厚的眼镜，穿着一件褪了色的黄军褂子，他整天贴在办公桌前备课、判作业、刻蜡板，先教历史，后教政治，也当班主任，十多年如一日，千辛万苦，千方百计，把政治科目教神了，教学成绩高到了惊人的程度，让学子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是啊，亲其师信其道，学生喜爱的才是好老师。学子们对各位老师的教育教学风格如数家珍：余建新老师的铁骨柔肠，赵玉庆老师的一专（物理）多能（政治、英语），张英老师的抑扬顿挫，秦喜如老师的绵里藏针，冯成生老师的朴实无华，杨景生老师的沉稳慎重，张建忠老师的温和睿智——他被学生亲切地称为“小牛顿”——这是学子对老师最真实的评价。

女子能顶半边天，学校也是一样。南校女教师有巾帼不让须眉的那样一种气魄和劲头，如王凤花、黄巧珍、郝秀英、王翠玲、李健、赵翠珍、张计婵、李丽、任丽萍、周艳芳、周桂莲、徐缀莲等等，她们热情，泼辣，耐心，细致，工作上都能拿得起放得下。记得，李丽老师刚入职就进入了角色，带班挺有两下子，能拿住学生，也能出了成绩。

英语黄巧珍老师是女教师的代表，在学生心目中，她是神一般的存在。她学历不算高——第一学历高中，可是，她会教，也能把学生教会，能把学生吸引住。记得多年前一次考试，她所带班英语均分超过一位科班出身的教师将近二十分，一下子轰动全校；她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和心理疏导那更是一绝——不管哪种学生，她都能搞定、“制服”。

作为农村的孩子、农民的后代，南校学子就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早已把“天地君师亲”的理念融入到了他们的血液之中，他们对老师的尊重敬重是与生俱来的，是最朴实最真挚的，更是始终不变的。

让我不能忘记且深深感动的是，多年前，我在盖房子修地基的时候，24班学生马二生开着四轮拖拉机给拉石头，为了多拉几块，竟然把轮胎压爆了；几年前，已经是团职军官的郝继山（24班学生）两次专门从新疆回到五寨看望老师和同学，还邀请我们到新疆旅游了一次；十多年前，我去长治接女儿，在长治工作的王爱军（24班学生）带着我们住高级宾馆、吃当地美食、游众多景点，抬举得让人感动不已；十多年前，我和文光校长在实验学校工作的时候，学校遭遇了甲流，闹得人心惶惶，作为县疾控中心副主任的李吉到校参与控制疫情，他费心费力，上下协调，终于让疫情化险为夷。他是南校19班学生，当我们表示感谢时，他恳切地说，两位老师虽然没有亲自教过我，但是，我是南校的学生，南校的老师都是我的老师，这是我应该做的！

二十多年前，我班上柳河村的管志强毕业考上忻州一中的时候，一天早上，他的父母赶着牛车拉着两棵不到三尺长的果树树苗，栽种在了我位于三岔西湾的院子里，那是一棵苹果树，一棵梨树。颇有见识、心直口快的管志强妈妈说，各位老师辛辛苦苦把我儿子培养好了，等于是给我们家种下了幸福树，我们全家老小不知怎么感谢老师们哩，就让这两棵果树来见证、来延续我们全家对老师的感激之情吧！

岁月悠悠，物是人非。现在，这两棵果树，仍然枝繁叶茂，年年结果，年年收获。多年来，她们不畏风霜雨雪，一直坚守在那个小院子里，也一直在默默地坚守着一个淳朴善良的农家对师者的一份诚挚的情感。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41年来，南校学子带着老师的期望，带着美好的梦想，带着精气神，走出三岔，走出五寨，走出山西，走到了天南海北，有的甚至漂洋过海，走到了地球的另一端……

▲39班1990年毕业合影

让南校人深感骄傲的是，南校学子中，像刘海生、郝海燕、郭艳峰、张宇翔这样的博士就有二十多位，巧合的是，刘海生、郝海燕前几年同在清华大学做教授。

谁能想象得出生在晋西北的一个小镇、启蒙在这个小镇上学校的普通家庭的孩子，能够成为国内最高学府的教授呢？

南校学子中，还有像王宇（薛进忠老师外甥）、赵静（赵玉庆老师之女）这样的学有所成者，定居海外以求得更好的发展。

谁能想象得出小学初中时代连县城都鲜有涉足的普通人家的孩子，现在能够拿到发达国家的绿卡、其家人也成为侨属侨眷呢？

南校学子中，也有很多人进入了公务员行列，在晋升艰难的官场环境中，像岳建斌、白效高、张冬梅、于文华以及徐伟、刘维、范波、张银业、徐奋祥、杨彦才、马奎、侯永灵、于文献等已经跃升到了较高的台阶。

谁能想象得出，他们当年的梦想不过是考上中专师范拿一只比较稳定的“铁饭碗”，他们的中学时代见到的最大的官是公社书记，对村里的支书也是望而生畏，现在却成为所在部门（单位）的当家人呢？

谁能想象得出，南校学子闫尚志、王震当年的普通学生后来先后在母校担任了校长，闫尚志现在是第三中学校长呢？他们在校时，一定是觉得像石宝祥校长那个位置是高不可攀的。

谁能想象得出，南校学子张锐锋现在是忻州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集作词、谱曲、主持、朗诵于一身，且有多件音乐作品获得国家级、省级大奖呢？

谁能想象得出，南校学子中，像褚海峰、刘向军、徐茂杰、马耀先、秦连生以及郭喜如、郭根如等，他们都是学生时代的默默无闻者，后来成为搏击商海的弄潮儿呢？

褚海峰学历完整——三岔上初中，五寨上高中，太谷上农业大学，后又读了硕士研究生；履历优越——大学毕业，进入公务员行列，后成为正科级干部；在前途一片大好之时，他辞去公职，选择了创业，而且是自主创业——没有坐享父辈们的荣耀；自主创业取得成功后，不惜投入巨资选择办学；办学不计成本，不求回报——十年来，除了基建投入，每年补贴学校的费用都在三百多万元以上——那都是真金白银，每一分钱浸透了心血啊。

我们的南校学子真的是不简单、了不起啊！我们为有这样有情有义有成就有情怀有担当的学子而骄傲而自豪！

虽然他们没有背景，也没有靠山，但是他们有志气，有勇气，有作为，有担当！他们没有辜负母校和师长以及父老乡亲的厚望！他们从母校出发，一路奋斗，一路打拼，终有所成！

当然，更多的南校学子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为家庭为社会担负着自己的责任，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同样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

毕竟是南校学子，他们既能够从容面对眼前的柴米油盐，也能悠然经营精神世界的诗和远方。

戴天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一手拿着锄头，精心做务着几十亩土地，一手拿起笔头，“我以我手写我心”，写下了很多的优美文章，比起专业的作者，他的文章更接地气、可读性更强，局外人真不敢相信一位农民业余作者能够写出如此有质量的文章。几年前，有感于三岔以及母校南校的日渐衰落，他有感而发写下了一篇“三岔，你怎么啦”文章，在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南校学子都在用实际行动践行和传承了南校精神——爱乡爱校，崇德尚学，自信自尊，诚实做人，踏实做事，勤学不辍，自强不息，甘于奉献，勇于担当！

教书育人无疑是教书者的根本任务——实话实说，教书者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遇”到什么人，可以说，南校学子在被学校和老师成就的同时，也成就了南校的领导和老师。

前段时间，石宝祥老校长给我发来一封短信，他非常感慨而恳切地说：“你多次撰文对老朽大加褒奖与称颂，我深感惭愧与不安！是南校和南校人成就了我的声名和事业！感谢南校和每一位南校人！感谢三岔的父老乡亲！如果有来世我真的还想再回南校，和南校人共同战斗、共同生活！”

石宝祥校长于1995年秋季离开南校，出任五寨一中校长——这是组织的重用，也是他多年的夙愿——他曾经说过，作为五寨一中曾经的学生，如果有机会，还是想回母校做些事情。凭着那种在教育圈子里少有的“兼具儒雅之气和侠义之风”，在新的天地里，他敢想敢干，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拼高考——高考风生水起，办“光明”——“光明”红红火火，创造了人生和事业的新高峰。

石宝祥校长荣升之后，朱明校长在南校当家17年，带领南校人，以校为家，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并且紧紧抓住学校改制的机会，使南校的办学条件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巨大变化：校园里高楼矗立，绿草如茵，人气旺盛，南校成为三岔镇上一处美丽的风景；南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也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提升，为各级高中学校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子，与此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在全县打得硬叫得响的好教师。

教（学）而优则仕。有不少南校的优秀教师先后被提拔为各级各类学校的校长（副校长），他们中有毕文光、赵勋、余俊文、黄凤舞、白益民、于世美、孙欣、魏子华、赵玉庆等。因而有人戏言南校是“校长培训学校”。

是啊，就像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一样，一所好的学校一定是在成就学校的同时能够成就师生、师生之间相互成就的。我听说，朱明、闫尚志、江茂荣三位校长手上，就有将近二十位教师评上了高级教师。

走进南校门，永远的南校人。南校人以至三岔人对南校有着特殊的情愫、特别的期待啊！

南校，你是南校人共同的母校和精神家园，你对我们都有大恩啊！南校人感恩你，父老乡亲感恩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