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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任鸿隽从美国留学归来，在上海寰球学生会发表《何为科学家》的演讲，说起过去科举时代，读书人埋头用功的就是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所用的书自然是《四书味根录》、《五经备旨》等，后来八股改为策论，提倡讲求实学，通达时务，所用的书，在四书五经之外又加上了《通鉴辑览》、《三通考辑要》、《西学大成》、《时务通考》等，其中后面两书有声、光、电、化、重学、力学这些名词。再到后来提倡科学，讲的还是这些内容，有人就以为，这不过是跟从前提倡实学一样，不过是做起文章来，拿化学、物理的名词公式，去代替子曰、诗云、张良、韩信等字眼罢了。他指出这是一种误解，仍把“科学家”当作了“文章家”。 停止科举，兴办学校，课本革命，校园革命，不是教育形式上的改变，而是要脱胎换骨，将知识翻新。任鸿隽说旧时学者一辈子都是在故纸堆中讨生活，现在办学校的，至少也得设几个实验室，买点物理、化学的仪器，才算得上一个近世的学校。就知识构成来说，中国几千年来真没有什么变化，经史子集，皓首穷经也就是那些东西。难怪传教士狄考文说，中国人只重记性，不启心智。 …… 台湾学者沙培德研究过教科书中的知识传递，他认为自晚清以来到1920年代，教科书重塑了中国的知识结构，是知识的关键来源之一，初等教育强调的是识字能力，以及历史、地理、算术和一般性科学等，中等教育大致相同，并进一步包含特定的科学领域如化学、物理和生物。教科书通过各科知识要重构中国人的知识世界，并通过理解有关社会的知识，将一个人放在家庭、学校、乡土、国族和世界的关系当中。与农耕文明时代单纯的生产、生活方式相比，在一个开始向工业文明迈进的是时代里，学校的出现和工厂、银行、公路、铁路、报馆、出版社这些新生事物，基本上是同步的，翻译和印刷业的发展、交通网的变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不是这种大变化的背景，根本无法理解教育的变化和教科书的变化。 京师大学堂从1898年12月开学，经过1900年庚子事变的中断，1902年重新启动，以“中体西用”为基础，确立学科，设计课程，分政治、文学、格致、农学、工艺、商务、医术七科，在实际设立的速成科仕学馆课程表上可见： 算学、博物学、物理学、外国文、舆地学、史学、掌故学、理财学、交涉学、法律学、政治学等科目。 在速成科师范馆课程表上可见： 伦理学、经学、教育学、习字、作文、算学、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博物学、物理学、化学、外国文学、图画、体操等科目。 教室的墙上挂着地图和表格、外语字母表，架子上有物理、化学实验用的仪器。学生至少要在英、法、俄、德、日五门外语中选修一门，从1903年到1904年京师大学堂译书局购买的西国书籍报销清册上，除了各学科的教科书，还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黑格尔、斯宾塞、达尔文等人的著作，洛克的《知识论》、休谟的《人性论》等书名都在其中。 到20世纪初，一切都不一样了，旧的经史子集已不够用，站在京师大学堂讲台上的，是大批外籍老师和留学归来的学生（如范源廉）、教会学校培养的学生（如登州文会馆毕业的八位学生），没有现成的课本，除了直接采用外文的，就是任课老师的自编讲义。
1881年生在绍兴的鲁迅早年读过许多旧书，十七岁到南京，先入江南水师学堂，再入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画和体操”。他留下的四册数学手抄本，字迹工整，几何图形都画得很认真，1902年1月他在矿路学堂毕业，学过的功课有矿物学、地质学、熔炼学、格致（物理、化学）、测算学、绘图学等，外文教的是德文。在日本仙台学医时，他除了医学的专业课，也学习物理、化学等课程，写过《中国地质略论》《科学史教篇》之类的文章。他从事文学创作，这些知识虽无直接作用，却熔铸在了他的生命当中。 1892年生在四川乐山的郭沫若未入新学堂前，大哥进了成都东文学堂的，五哥入了武备学堂，新学的书籍开始源源不断地涌进他们的家塾，《启蒙画报》《新小说》《浙江潮》等都成为他的课外读物，尤其二十四开的《启蒙画报》，封面上红色中露出白色的梅花，令他念念不忘，书中最吸引他的是拿破仑、俾士麦等人物的简要传记，他同情拿破仑的废后约瑟芬，她在临终之际还取出拿破仑的相片表示爱慕，俾士麦虽不如拿破仑那样动人，但他很高兴俾士麦的爱狗，因他家也有三条大狗，他出入之时就呼它们相随，仿佛自己也成了东方的俾士麦。那时，家塾壁上也挂起了四大幅合成的一面《东亚舆地全图》，这是过去难以想象的，红黄青绿各种色彩使他们的观感焕然一新。其时，科举将废，新学初起，小孩子们通过这些画报、地图，仿佛看见了一个更新、更美、更辽阔的世界。 1893年生在湖南长沙的左舜生，十一岁入当地的县立第十八初等小学，之类功课有八门：读经、国文、算术为主课，还要修身、图画、习字、音乐、体操等。他自述在私塾四年、初小四年，给他影响不是很大，真正影响他的是课外读的“并非高文典册的东西”，他搜集的剧本、小调、各种小说，包括《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戏曲，不小三百种。等到进入高小，他养成了读报的习惯，每天能读到上海的《时报》（胡适也是读这份报纸的），也是这个时候他读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清议报》《国风报》，以及《饮冰室文集》、《变法通议》、《自由书》等单行本。 1911年，也是九零后的张道藩在偏远的贵州盘县，进了县里的高等小学，有一门修身课，读的教科书是蔡元培编的中学修身，里面所说与中国固有的道德伦理观念不大一样（譬如忠孝等），对他一生为人处世都有深远的影响。 在一张老照片上，我还看到过留着长辫子的小孩在课堂上拿发辫的辫梢作圆规用，左手按着一点作为圆心，拉紧了的辫梢部分，其长度就是圆心部分。他们当时正在上几何课。这是以往无法想象的。（转引自樊洪业著《科学旧踪》，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17页） 1903年出生在山西省平遥县一个村庄里的侯外庐自述，十三岁前已读完四书五经，把“子曰”、“诗云”之类背得滚瓜烂熟，实际上理解的成分微乎其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容，有待日后反刍消化。但他也承认奠定了扎实的国学基础，强制性地掌握了大量先秦资料。（潘光旦先生在1946年说过：“前人背诵《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童年虽则活剥生吞，壮岁可以反刍细嚼，只要终身受用有日，何妨一时消化无方”。） 当然，少年侯外庐也接触到了新知识，他父亲收藏的《饮冰室文集》是他最喜欢读的。他十一、二岁时随父亲到永济，在这里上了新式学堂，初次接触到数学、英语、地理、常识等有趣的课程，感到新鲜极了。每天上学堂，都有一种以前没有过的兴奋和喜悦，他称之为“那真正是知识给少年带来的喜悦”。 1913年出生的机械工程专家、中科院院士雷天觉回忆，“过去读书要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后来改成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这种全民性的知识结构改变，其具体过程，现在已极少人能完全论述。” 1921年出生在北京的翻译家何兆武说，他们这一辈受到的教育承接的是西方的传统，而不是中国的传统。数学学的是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到了小学高年级开始接触应用题，初中学初等代数、初等几何，小学三年级开始学英语，到了大学，理科教材都是英文的，法科也是，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的，也都是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课本。就是文科，世界史也用的是美国的课本。 1929年生在上海的张珑是张元济的孙女，从中西女中附属小学读到中西女中、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她最怀念的是中学时代，英语课主要是读小说，基本上每个学期读一本原著，初一是《海蒂》，初三是《大卫·科波菲尔》，高一是《傲慢与偏见》，高三是《双城记》，高中三年，她还读了莎士比亚的三种原著《威尼斯商人》、《麦克白》和《王子复仇记》，以及哈代的《苔丝》等。
中国的传统教育向来重纸面，重记忆，死读书，不重实地调查，像郦道元、徐霞客、李时珍这样的人十分罕见，直到有了现代教育，学地质、学生物的才知道要实地考察，学物理、化学的要进实验室，学心理学的要做问卷调查，学社会学、人类学的也要做田野调查。蒋廷黻1933年9月在《独立评论》发表《对大学新生贡献几点意见》说：“这是近年中国最大的革命，最有希望的现象。不过我们的革命还不彻底，尤其是学社会科学的人。我们还是偏重读书听讲，并且读的书不是洋书，或是洋书的译本，或是抄袭。而讲演者不是讲洋书，就是讲洋大学里面的洋教授所讲过的洋东西……” 二十年后，他说得更清楚： 近代教育与传统教育有两点划时代的差别。第一，近代教育力求输进西方的学问。开始输进的是自然科学，理论的及实用的；以后渐及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哲学等部门。传统教育的范围限于人文的学问。近代教育的范围是无限制的。五十年前，我们的知识阶级所培植的不过是一块小园地，现在我们的知识阶级简直以整个宇宙为其求知的对象。 近代教育不但力求输进西方的学问，而且同时要输进西方学者的治学方法和工具。新知识固然重要；新方法和工具或者更加重要，最低限度同等的重要。…… 中国近代教育的第二个有历史意义的任务是利用西方的知识及西方求知方法与工具来了解中国国情及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拿西方的地理学和地质学来知道和了解中国的地理和地质。我们要拿西方的生物学来知道和了解中国境内的植物和动物。我们要拿西方的电学和电力工程学来发展我们的电力。我们要拿西方的化学工程学来为中国人制造肥料、衣料、食物、建筑材料，及其他许多生活必需品。 还有西方的政治学，从希腊人的政治史及政治理论到最近的演变，以及西方的经济学、社会学，各种西方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及其工具、方法，都是此前传统教育中所缺乏的。 这是他在1953年在《高等教育的一方面——对台大的一项建议》中的论断，他所说的五十年前也就是1903年，新式学堂正在中国初兴，他本人生于1896年，还在童年时代，后来接受新式教育，从教会学校再到美国留学，拿到博士学位，成为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教授，用新工具、新方法，发掘新材料，开创了中国近代外交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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