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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芳老人去世以后，我无意间在一则电视专题片里瞥见一个镜头。张瑞芳在前几年获得一个表演艺术终身成就奖，九十岁的老人站在舞台上领奖，一个很有名的主持人傻乎乎地问她：张老师，您知道什么是粉丝吗？老人点点头，说：知道。主持人立刻欢呼：啊！您九十岁了还知道粉丝啊，真不容易啊，台下鼓掌的都是您的粉丝啊！来，快给粉丝们鞠个躬！老人似乎有些不高兴了，她直爽地对主持人说：你好像是在跟一个白痴说话……镜头一晃过去了，我还想确证一下，张瑞芳老人真是这样对主持人说的吗？我在网上找来找去，领奖的视频节目有很多，但都没有我前面听到的那句话，我不知道是我听错了，还是剪接镜头时删除了。但我深信不疑，张瑞芳老人面对当下浅薄庸俗的娱乐节目，是会这么直来直去地提出抗议的。这个镜头唤起了我脑海深处的一个记忆。我不认识张瑞芳老人，只是偶尔有一两次机会听过她的讲话，竟成了我难以忘怀的记忆。这个记忆中的张瑞芳，与电视片里向泛娱乐化媒体抗议的张瑞芳是一致的。我以前也曾经在什么场合里说过这个记忆中的故事，有朋友建议我把它写出来，但我一直没有动笔的念头，现在张瑞芳去世，肯定会有许多赞美的文章面世，于是我又想到了这个记忆中的张瑞芳，我愿意把它写出来，表达我心中的纪念。 好像已经是二十三年前的事了。上海有一家刊物举办学生辩论比赛，不知为什么我也去参加了，但肯定不是担任嘉宾。那天坐在台上的嘉宾中有张瑞芳，另外还有一位姓谭的教授和其他人，而我是坐在台下听着台上的唇枪舌剑。辩论结束，轮到嘉宾发言，那位谭教授谆谆教导学生们，辩论不能光靠口才好，更需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否则的话，口才好的人可能也会走向反面。他随口举了一个例子，说某某精英分子口才也很好，在校园里很能够鼓动学生，课堂上也很受学生欢迎，结果呢？走向反面了。说到这里教授觉得气氛有些沉闷，就转了话题，开始颂扬起坐在一旁的张瑞芳，他说你们要向张瑞芳老师学习，她表演的角色都是革命者形象，那么真挚那么感人，那才叫真正口才好呢。其实教授讲话的意思也是应景套话，不过最后对张瑞芳的赞美还是引得了许多掌声。接着，张瑞芳发言了。我没有想到，张瑞芳一开口就对着大家说：刚才那位先生说要你们向我学习口才，那是错了。我是个演员，我在舞台上银幕里扮演的角色，都是按照剧本规定的台词念的，都是别人要我说的话，不是我自己的话。你们锻炼口才，首先要讲自己心里的话，讲真话，才有力量，才能真正地感动别人，千万别说假话！……后面还讲了什么，我已经忘记，但那个开场白让我真正领略了张瑞芳的风貌，以前在银幕上的李双双、郑雷电、女游击队长，一个个泼辣、爽朗、敢做敢为的女性形象，这时候才在我心里与表演艺术家的张瑞芳无间地吻合起来了。我从此尊敬张瑞芳，她不仅仅是一个优秀演员，而且朗朗风骨，体现了“五四”传统下的知识分子的高贵精神。 所以，我完全相信，九十岁的老人会当众面对装疯卖傻的娱乐主持人发出抗议。她是个通达、智慧的老人，早已看破了滚滚红尘中的锦团花簇意味着什么，但是通达并不意味她放弃自己的尊严，智慧也掩盖不了她内心的失落。就在那个领奖的典礼上，我清楚地听到她对着青年演员们大声地说：我不是一个好演员，我一辈子演的戏，加起来还没有你们一年接的戏多。我似乎看到了张瑞芳的激动，她眼里闪着泪花，似乎是在责问：你们虽然给我一个终身成就奖，可是我的终身成就呢？难道一生最辉煌的年华里，仅仅演了十来部电影，扮演了十来个角色，就能称得上终身成就吗？老人的话是真诚的，她终于说出来了。 记得还有一次，在作家协会，忘记了开什么座谈会，孙道临、张瑞芳，还有其他几个老演员都来了。孙道临讲话时，不知触动了什么心结，他突然哽咽住，发不出声了。张瑞芳在一旁用手拍着他，安慰他，轻轻地说，别说了别说了，说它干吗？但是在金鸡百花奖的颁奖大会上，老人终于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她要问，这个社会这个文坛，为什么只知道把她供奉为优秀表演艺术家，只知道疯疯癫癫的粉丝粉丝粉丝，为什么就不能为这些老艺术家写一些好的剧本，为什么中国那么优秀的演员除了被高高地捧在那里接受鲜花坐主席台，就是没有给他们提供《金色池塘》、《桃姐》那样的机会呢？ 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写影评，是评论《泉水叮咚》，文章发表在《青年报》创办的《生活周刊》上。那是1982年，我深深地为张瑞芳在“文革”后重返银幕又创造了令人喜欢的艺术形象感到兴奋不已，可是没有想到，《泉水叮咚》成了张瑞芳的最后一个电影，以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张瑞芳从六十五岁开始，就退出了艺术表演的人生舞台。现在媒体又开始在渲染张瑞芳晚年办什么敬老院，一个把一生都献给了舞台银幕的表演艺术家，这样做是她甘心情愿的吗？很多年以前，戏剧家田汉写过一篇文章，要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现在啊，演员的青春大约已经卖得出高价了，但是，谁又来为中年以及老年的演员的艺术生命请命呢？ 借着对一位老艺术家的纪念，我想说这样的话。 2012年7月3日早晨写于鱼焦了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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