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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要金装，人要衣装”，书画、碑帖、古籍出于保护、美观的目的也需要讲究的装潢设计。“装潢”一词始见于南北朝时期，后为历代习用，泛指对纸质书籍和书画碑帖的保护保存方法，与此相关联的词还有“装裱”、“装帧”、“装池”、“装订”等。明周嘉胄《装潢志》云：“装潢能事，普天之下，独逊吴中。”《石渠宝笈》著录部分珍罕书画、善本宋拓等亦以宋锦为书衣、函套、夹袱，芸香辟蠹，箧藏护佑。清末民国以后，龚心钊、吴湖帆、叶恭绰等鉴藏名家更开古锦潢装之新篇，展现出各自独特的审美视觉及装池个性。 护帙有道 古籍装潢特展 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善本古籍二十一万余册，源自清宫旧藏者约十四万册，其余七万册，则是故宫成立迄今，积累数十年征集所得。因此，官刻本与坊间出版品俱丰，加以清代版图辽阔，与周边民族交流热络，形成故宫藏书的多元风貌。2014年12月27号至2015年6月28号，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古籍装潢特展，陈列的134种图书大多选自清宫旧藏之十四万册古籍，少数为民间征集；展品大多为善本、陈设本和钞本。本书即为本次展览的同步图录。 “护帙有道”特展中所称之“装潢”，泛指书籍装帧。公元一世纪末纤维纸成为书写绘画的主要载体以前，“书”除著于“竹简”与“木牍”外,亦与“画”同，载于“帛”，是以早期书籍和绘画的装潢方式区别不大，多以卷轴、折叠形式为主。随著“纸”成为书写的主要载体，书籍外观开始产生变化，“黏页”、“缝缋”、'旋风'、'梵夹'等方便阅读的装裱形式应运而生。公元九世纪，当方版雕刻印书技术成熟使用时，折叠册叶装订成书，已成为书籍装潢主要方式，自此，“书”与“画”的外观逐渐分途。宋元两代常用的“蝴蝶装”、明朝宫廷流行的“包背装”以及清代盛行的“线装”，都是在册叶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善本古籍二十一万馀册，源自凊宫旧藏者约十四万册，其馀七万册，则是故宫成立迄今积累数十年征集所得。因此官刻本与坊间出版品俱丰，加以清代版图辽阔，与周边民族交流热络，形成博物院藏书的多元风貌。就书籍装潢风格而言，清宫旧藏大多用料华贵，制作更是考究。至于传统民间书坊岀版品，则配合文人风尙，以朴实古雅为重；而来自域外日本、朝鲜、南亚等汉文古籍，则各富当地特色。由于院藏书籍年代跨越十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因此保存有各时代装潢特色，反映了千年以来传统华夏书籍外观的递嬗变迁。 本展览分“装潢、装裱与装帧”、“古籍与装潢”、“极其瓌致”、“朴实庄重”四单元。“装潢、装裱与装帧”说眀古籍装潢在不同时代的意义；“古籍与装演”由简牍说起，述说古籍的各种形制；“极其瓌致”精选旧藏，展示清宫藏书华贵典雅、精巧极致的特殊风格；“朴实庄重”则以眀清藏书名家等收藏为本，勾勒藏书家眼中的护帙之道。 “装潢、装裱与装帧”单元 “装潢、装裱与装帧”说明古籍装潢在不同时代的意义，“装”，原意为“裹”，后引申为“装治”、“装束”，用作保护，兼及装饰。将纸以蘗木等染成黄色，称作“潢”，取其防蠹蛀蚀，与“装”作用相似。“装潢”一词，在魏晋南北朝时，已是通用之语，是古人保存及维护纸本书籍的重要方法之一。 “裱”，指用纸、布、帛等材料在书画类作品背后加固，与“褙”意义相似，目的也在保护，与“装”联用，意义亦同。至于“帧”，原意指张开的画布，后引伸为量词，一幅画称“一帧”；与“装”合用，意义则大不相同，指的是书籍装订。“装帧”一词，自清末使用以来，已成为书籍设计专业用语之一。 在书籍采雕版印刷之前，“书籍”与“绘画”的保护方式区别不大。在书籍形式未产生根本变化以前，“装潢”与“装裱”意义也大致相同。随着时代改变，“装潢”意义甚至已扩大至屋宇装饰；“装裱”则偏向书画，其后更出现“装池”的说法；至于“装帧”，几乎已取代“装潢”与“装裱”，成为包括古籍在内的所有书籍美术设计的用语。 “古籍与装潢”单元“古籍与装潢”由简牍说起，述说古籍的各种形制。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著于竹帛谓之书”，可知竹简或木牍与帛书是“书”的最初型态。竹、木质材坚硬，用绳索相互缀连，聚之成篇，则成为简策（册）。帛的材质轻软，直接缝缀成幅，在幅末加上小棍棒做轴，可轻易将之卷起，成为书的另一种形式。古人称一书为若干卷，即渊源于此。 不论卷或策，为避免损伤，一般在文字前面留有空白，策称“赘简”，卷称“天头”。在卷口加上签条，标上书名，称“笺”（同“签”），是收藏辨识的方法之一；而在书卷外面包上书衣，称“帙”（袠），起保护作用。书籍装潢便是在保护与实用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 公元二世纪初，纤维纸的制作技术空前发展，逐渐取代简牍、缣帛，成为文字、绘画的主要载体。由于纸具有帛之轻薄特性，因此在雕版印刷未发展之前，书籍装潢形同书画，以卷轴为主流。此后，“黏页”、“缝缋”、“经折”、“旋风”等装订形式的出现，既标识了简策时代的结束，也说明了书籍外观因阅读及保存等因素已逐渐产生变化。 公元九世纪，雕版印刷技术完全成熟，书籍装订更因雕版之方块形成册叶，影响所及，出现“蝴蝶”及“包背”装。自东南亚地区传入之贝多罗叶形式“梵夹装”，也被应用于少数民族语文典籍。有清一代，“穿线订书”既经济且耐用，遂逐渐成为书籍最普遍装帧形式，虽然沿用至今，但相对于“洋装书”，今日的“线装书”已成为古籍的代称之一。 
“极其瓌致”单元“极其瓌致”精选旧藏，展示清宫藏书华贵典雅、精巧极致的特殊风格。清宫藏书，泛指清室收藏在紫禁城各处，以及皇室苑囿、各地行宫的书籍。这些书籍少部分承继明皇室，多数则来自清廷征集及内府刊行，其量之丰、质之精，于乾嘉时期达到顶峰。清皇室在注重书籍管理与内容鉴别的同时，亦重视书籍外观，以皇家集天下之富、工艺之精的优势，发展出无与伦比，超越前朝，独特的书籍装帧风格。 尤其是清内府纂修刊行，专供皇帝御览的呈览本，或是陈设宫殿各处的陈设本，其用料华贵，制作考究，无论书衣，或是书签、包角、丝带，甚至内、外装具等配件，皆极为华贵富丽，美不胜收，堪称书籍设计艺术之最，非一般赏赐本及坊肆通行本可比。 台湾故宫现藏古籍多数来自清宫，虽曾历经颠沛，几度转移，依旧保存完好，为清宫藏书之盛，留下风采。为飨观众，本单元特别以清宫“重装宋、元、明善本”，以及“清内府纂修新书装潢”为题，精选清宫原装书籍，搭配原有配件等，一并展出，彰显清宫藏书独特魅力与书籍装潢的极致艺术，同时也通过选件，呈现清宫各种藏书装潢等级所隐藏的意含。 “朴实庄重”单元“朴实庄重”则以明清藏书名家等收藏为本，勾勒藏书家眼中的护帙之道。本单元选展明清藏书家旧藏，通过藏书家手书题记及书籍外观，窥探民间书籍装潢梗概，领略藏书家眼中之“朴实庄重”。清初著名藏书家孙从添（1692-1767），在其《藏书记要》装订篇起首说：“装钉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钱遵王述古堂装订书面，用自造五色笺纸，或用洋笺书面，虽装订华美，却未尽善，不若毛斧季汲古阁，装订书面，用宋笺、藏经纸、宣德纸，染雅色，自制古色更佳，至于松江黄绿笺书面，再加锦套，金笺贴签，最俗。”由此记载或可见证，民间藏书家之于书籍装潢贵在古雅庄重。 台湾故宫珍藏古籍来源多样，其中不乏流传有绪，且为明清藏书名家收藏之书籍，最著名的例子，莫如杨守敬（1839-1915）观海堂藏书；其他如钱曾（1629-1701）述古堂、鲍廷博（1728-1814）知不足斋、吴骞（1713-1813）拜经楼、黄丕烈（1763-1825）百宋一廛、方功惠（1829-1897）碧琳琅馆，以及陆心源（1834-1894）皕宋楼、缪荃孙（1844-1919）艺风堂、叶德辉（1864-1927）观古堂、徐乃昌（1868-1936）积学斋旧藏等。
2014年12月27号至2015年6月28号，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古籍装潢特展，陈列的134种图书大多选自清宫旧藏之十四万册古籍，少数为民间征集；展品大多为善本、陈设本和钞本。本书即为本次展览的同步图录。以古籍装潢为主题的专展，系台北故宫辟设图书文献特展室卅年以来首度尝试，因装潢随时可变，又因选件多为纸、绢等材质，展出需要恢复旧观实为一大挑战，因此，预备过程中，送修装裱的展件规模空前，今得以丰硕的成果展出，实为创举。 实拍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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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文献学中的“书册制度”（亦称“书籍制度”）一词，与现代意义上的书籍装帧并非完全对等。本书之所以采用“古书的装帧”的书名，则是出于方便现代读者理解和接受的考虑。《中国文化大百科全书·综合卷》之“书籍制度”条云：“图书具有的一定物质形式，它是由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文字图像与信号、知识信息、物质载体、生产工艺，它们互相结合起来构成图书。构成图书的四个要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下，都有其独特的变化和发展历史，它们相互交织、互相影响而形成各具时代特色的图书。所以，图书在一定历史时期所具有的特定的物质形式就被称为书籍制度。”总体来说，这是对书册制度内涵较为科学的界定。 本书收录内容，皆是研究书册制度较为经典的五篇文章，分别为清人金鹗《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日人岛田翰《书册装潢考》、马衡《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余嘉锡《书册制度补考》以及李耀南《中国书装考》。其中，《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选自阮元所辑《诂经精舍文集》，并参考了张舜徽先生《文献学论著辑要》。《书册装潢考》选自《古文旧书考》，并参考了杜泽逊先生等点校本。《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初刊于《图书馆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后改订收入《凡将斋金石丛稿》，易白话而为文言，今即据《凡将斋金石丛稿》本予以整理。《书册制度补考》初刊于《文献特刊》，后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亦多有改动，今亦据《余嘉锡论学杂著》予以整理。《中国书装考》初刊于《图书馆学季刊》第四卷第二期，后收入《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今据《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本予以整理。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所选辑的五篇文章之外，还有不少讨论书册制度的经典文章，但或因专题性太强，如汪继培、徐养原《周代书册制度考》，王国维《简牍检署考》等；或因与已收文章存在较多重复，如俞士镇《古代书籍制度考》、靳极苍《中国书籍制度与古书》及李景新《中国书籍装潢小史》等，均未选辑。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参考今人的研究成果，随文插配了相关的图片，希望对读者有所裨益。因水平有限，书中讹误及不足在所难免，恳望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 金鹗（1771—1819） 字风荐，号诚斋，浙江临海人。优贡生，工词章，尤邃精三礼之学。阮元建诂经精舍，金氏与洪颐煊等讲肄其中，学业大进，名盛一时。其治经推阐汉宋先儒诸说，辅翼群经，发前人所未发，无墨守门户之见。时人如王引之、郝懿行及陈奂等，咸相推服。
岛田翰（1879—1915） 字彦桢，出生于日本东京汉学世家。其父岛田重礼是日本幕末和明治时期著名的汉学家，培育了大批知名汉学研究者。岛田翰幼秉庭训，后又师从著名学者井井夫子、竹添光鸿等人，对于汉籍版本、校勘之学有极深研究。二十世纪初，岛田翰曾至中国访书，并促成陆心源皕宋楼典籍入藏静嘉堂。
马衡（1881—1955） 字叔平，别署无咎、凡将斋主，浙江鄞县（今宁波）人。早年求学于南洋公学，后任职于北京大学，并兼任西泠印社社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马氏毕生致力于经史、金石学研究，尤其注重文献记载与实地实物考察的结合，对中国考古学由传统金石考证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田野发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余嘉锡（1884—1955） 字季豫，湖南常德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人，任吏部文选司主事。后任教于常德师范学校。1927年以后，在辅仁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主讲目录学。曾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余氏学养深湛，功底深厚，在文献学、历史学等方面均有极高造诣。
李耀南（1884—1948） 字照亭，籍贯不详。自民国七年（1918）起，长期供职于北平图书馆，后任善本部考订组组长、编辑。（1918年《教育公报》尝刊布命令，有“本部学习员李耀南应专派在京师图书馆办事”云云，或即其人。）1935年华北事变后至1945年抗战结束期间，曾数次护送北平图书馆所藏善本古籍南迁南京、上海。与张元济、陈垣等学者多有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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