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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轮值毒叔 ■ ■冷面笑酱·汪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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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汪海林：欢迎来到《四味毒叔》。今天我们请到博纳影业的于冬先生来聊一聊《长津湖》以及《水门桥》的那些事儿。我们从头说，这个项目是任务还是您抓的项目？  于冬：应该说是一个任务，是个命题作文。在2019年7月份的时候，刚刚转隶以后的中宣部电影局找到我，希望我拍一部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当时有几个选题，其中之一就是《奇袭白虎团》，我一听这个也挺感兴趣的，因为2013年的时候博纳影业拍过《智取威虎山》，所以样板戏剧本结构的老片翻拍，人物都有，用新方法去把它演绎一下也是一个挺好的电影。 汪海林：对，而且奇袭的就是《太阳的后裔》那个部队。 于冬：后来考虑到形式又随之变化了，就说只拍《长津湖》这一段。所以当时我最早想到的就是兰晓龙动过这个剧本，因为他很多年前就已经准备写一个关于《长津湖》的故事。那么我第一时间我先找剧本是从头来还是在兰晓龙基础上去修改？大家都知道兰晓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军旅作家，他写过的《士兵突击》和《我的团长，我的团》，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现代军事电视剧，但是电影类比较少。  汪海林：没写过。 于冬：对，所以我去找他跟他谈的时候，他就给了我一个关于《长津湖》13万字的电视剧剧本，叫《冬与狮》。《冬与狮》里写了一个连队，就是我们后来电影的《长津湖》里面的七连，这个“七连”有兰晓龙一贯的一个伏笔，《士兵突击》的也是七连。 汪海林：钢七连。 于冬：所以沿用七连番号，实际上也是沿用了兰晓龙创作的想法，一以贯之，他的作品人物叙事非常好，里边有很多鲜活的人物，但毕竟是一个长篇电视剧剧本。所以如何在电视剧基础上把它做成两个小时的电影其实是挺有难度的，这是缘起在2019年，为什么说是一个任务呢？ 因为2020年10月份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0周年，这是一个时间要求，10月份上映，所以我必须要在冬天拍，7月份开始筹备。在这个基础上怎样完成剧本是一个艰巨的工作，还好有兰晓龙的基础。当时有一个美术设计赵海，也给我提供了大量道具和美术上的准备。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基础，没有他们这么一个快速的前期筹备，我不可能在这么快的时间把班子搭起来。因为很多大导演手上一个是有他们自己的题材，有他们已经准备要拍的戏，有些导演一听觉得这个戏至少用三年时间要完成，一年拍不了，推掉了，如何能够把这个事情组织起来也是我当时非常焦虑的一点。 汪海林：所以就找了三个导演？ 于冬: 对，我的工作习惯是觉得首先得有班底，干任何活儿都得有一帮上阵的兄弟。所以这么急的一个事儿，我就想只要剧本把握得好，跟我合作最多的这几个香港导演是能拍的，这几个导演可以说是博纳影业压箱底的班底。 我说的班底不是说他一定只给我拍戏，他也拍别人的电影，但是他跟我是最熟的、合作最密切的。刘伟强导演效率很高，我就决定让刘伟强赶快筹备。当时刘伟强给我拍《建军大业》的时候还有两年以上的准备时间，有时间学习，但是我搭起班子已经9月份了，冬天就得拍，剧本在组织修改中。这么短的时间其实刘伟强是非常为难的，他需要去大量的看书、看资料，时间是不够的，他很为难。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徐克导演，因为拍《智取威虎山》的动作戏，徐克也是视觉很猛的一个大导演，我说徐导咱们怎么弄这个戏，想请您来帮忙，徐导一开始也是非常为难的，他也在考虑。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监制黄建新，黄建新跟我合作了很多部戏，他也一直是这几个大戏的监制。我说黄导你来做监制。为什么请你做监制？我说首先先要把兰晓龙的13万的剧本浓缩在6万字以内做一个剧本，黄建新带着人跟兰晓龙开始弄剧本，这边刘伟强开始做战争片的准备。  我说为什么要提前进来，不管你拍不拍都得先给我准备。为什么？大量的坦克道具要做、装备要做、服装要做。这些大量的服装、道具美术的进入要提前很长时间，包括堪景，包括我们最后选在丹东的外景地，这些都是需要一个导演提前很长时间进入的。所以算下来从2019年的夏天到冬天，差不多有八九个月的时间。刘伟强导演已经开始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汪海林：陈凯歌导演是什么时候进入的？ 于冬：请陈凯歌导演也是我想到的，凯歌导演刚给我拍完一部电影，所以我对他交流的最多。我跟他探讨，反复研究，说长津湖怎么拍，他给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我给他看了兰晓龙的剧本，我说你先给我看看这剧本的问题。因为剧本很难读，他用了很长时间，看完之后给了我很好的意见，他说剧本的人物塑造都非常精彩，每一个人物都写得非常好，要把这些人物拎出来。 所以凯歌在文学的艺术提炼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的很多意见都非常好。所有这些全部准备好了之后到了11月份，兰晓龙剧本里谁来演连长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连长在兰晓龙剧本是指导员，如果按照他的角色分配的话，伍千里是个指导员。但如果这个主角是个文职为主的指导员的话，就没有打仗的气质，所以我们觉得他应该是个连长，那么吴京和这个角色的适合度是都替代不了的。 我就去找吴京，大家知道《战狼2》之后，吴京已经拍了《流浪地球》，还有很多的卖座的片子，很多片约都在等他的时间，他自己也还在准备一个抗美援朝的故事。所以当我去找他的时候，他是拒绝的，他不想拍。但我找他的时候已经给他剧本看了，我能感觉到吴京看完剧本觉得兰晓龙的剧本是好的。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拍，对刘伟强导演他其实是有点担心的。 其实吴京也是一个导演，是一个有导演思维的演员。所以，他对这个剧本是有判断的。最后一晚上的长谈，黄建新、刘伟强、我和吴京，我们把剧本的结构就定下来了，决定哥哥是个连长，避开指导员，把梅生这个角色提升为指导员，这是在兰晓龙基础上的修改。 当时《少年的你》刚播完，我们几乎每个人都觉得易烊千玺很适合弟弟这个角色。所以哥哥弟弟一决定，这个戏的班子基本就搭起来了。我们计划过了春节，2020年的2月9号，年初九开机。 二 于冬：这个时候，大年初一前两天，11月23号，武汉封城，整个疫情开始严峻了，到大年初一的时候，电影院已经停了，这时候刘伟强在香港回不来，要隔离。我们前期筹备的大队人马已经在丹东了，一千八百人在丹东过的年，七百多人的外籍演员和工作人员，两百多位美国人已经全部集结了。 我看到他们在操场上训练，给全国人民拜年，那样的场景是很壮观的。结果疫情一来怎么办？我当时想的是推后14天，先不要做决定，再等一等。但是后来各地的一级响应就来了，省际之间的交通已经断了，辽宁进不去，我要从北京过辽宁跨河北，不能坐飞机，大量的物资、人员要大巴车拉过去，大货车、厢车大量往丹东发，进不去了。 关键还有到了沈阳之后要再去丹东，丹东也需要隔离。省际之间的交通一断，从沈阳过到丹东要隔离，丹东进到我的片场，宽甸县在鸭绿江边也要隔离。在丹东再待14天，根本等不了这么久，而且我很多外籍演员工作签证只有一个月，原来计划是他们飞趟韩国再回来，签证还是有效的，但是他们去了韩国就回不来了，中国也进不来了，一下航班都断了。 汪海林：等于一场戏还没拍。 于冬：一场戏还没拍，但是春节前都已经全部准备好了。其实在春节前，刘伟强已经开始试镜了，很多模拟的，没有演员的戏开始已经试拍了。机器也全部到位了，枪械、大量的装置、装备、物资全在那儿。这个时候叫停，我做了一个最艰难的决定，一个是因为我知道这个任务的艰巨，如果拍不了，10月份根本没可能上映，这是一个季节电影，需要在冬天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这时候美术师赵海在丹东现场跟我说，于老板一天400万损失，怎么办？得迅速做决定，拍不了。这个时候我还得跟电影局去汇报，但我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决定先叫停。 这一停，首先滞留的这1800人怎么疏散？还有这些大量的物资不能扔在丹东，器材得往回退，枪要往回还，有的道具是我们做的，有的是从电影制片厂租的，大量的往回疏散跟撤离的工作，我们做了两个多月。而且滞留在那的人也回不去，最后我们当地都没吃的了，方便面都不够了，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我们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撤离那些外籍演员。在疫情下，那个时候我们是全店最大的摄制组，停拍也引发了行业很大震动。紧接着就是横店、各地影视园区都接到封闭的命令，全国的电影行业电视剧拍摄全停了。 汪海林：因为疫情受到了巨大冲击。 于冬：对。这个时候我就停下了《长津湖》的拍摄，但这个事儿并没有结束，反而给了我又九个月的准备时间。因为我要到年底入冬再拍的话，从三月份开始又有八九个月时间。我就说我们不要浪费这一段时间，赶紧把剧本扎实扎实。当时刘伟强筹备的时候有点匆忙，我们干脆好好再磨剧本。这个时候就在兰晓龙故事的基础上，我们开始把这个电影放大，就是加入史诗，加入时代背景，更多地加入这些历史人物。 汪海林：统帅部的戏是这个时候加的。 于冬：在原来兰晓龙的《冬与狮》艺术人物，回避了历史真实人物的基础上，我们要求做到史诗全景式，所以加入历史人物的时候，要有彭德怀、要有宋世文、要有毛岸英。毛岸英是入朝第一仗就牺牲的，但毛岸英跟七连什么关系？在兰晓龙的剧本里头，只提到了一个桥段，七连在行军的过程当中，敌机来了，他们做树林隐蔽，飞机机群是轰炸大榆洞的，他交代了11月25号，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飞机去致死轰炸。 时间推移到25号这一天，听说司令部有一个刘秘书牺牲，所以它是通过一个飞机交集起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决定要让历史人物跟艺术形象有一个交汇。这个交汇就是他们在朝鲜战场上见过。但是东线战场《长津湖》的连队怎么去到西线的大榆洞，我们设计了一个小故事，让他们护送电台到大榆洞，毛岸英主要负责的是电台的译电工作，他接收电台，这样可能是一个交集，这也是我们在《冬与狮》基础上一次大胆的艺术尝试，让艺术创作跟真实人物有一个交集。 汪海林：效果还挺好。 于冬：效果挺好的。比如说，毛岸英看到伍万里在那儿拿笔，用磨了头的铅笔在写他的签名的时候，毛岸英给了递给他一杆钢笔，他把这个字写完，“伍万里”，又把笔还给他。如果是懂历史的人或者是通过细节去翻阅历史的人，会注意到这个钢笔是毛岸英牺牲之后唯一的遗物，所以这支钢笔的作用在这儿充分体现。 其中还有一句台词，他找伍连长，“谁是伍连长？”传达作战命令，说要开赴1100高地，在新津里阻击美军。我们原来还拍了一段，但后来给拿掉了，我认为也是一个挺好的构思。伍连长跟毛岸英俩人唠家常，说：“你老家哪儿？”“我老家浙江。”“你老家哪儿？”毛岸英想了一下，“我老家湖南”。有这么一个交集，还说了一句“回去问你们家老爷子好”。但是他不知道这是领袖的孩子，也通过一番对话，他是告诉我的家乡在湖南，也就是湘潭，杨开慧的故乡。 汪海林：这段要是留着多好。 于冬：这段戏很可惜没拍，就觉得有这么一个交集是特别有意思的。其实我们这个故事怎么解决史诗跟七连的关系，这是明显的两层皮，通过这么一个有效的、巧妙的艺术结合，把它粘在一起，其实就是表达在国家有困难、战争来临的时候，领袖的儿子跟普通农民的儿子都上战场了，没有特殊，所以有那句台词“上了战场就是英雄”。在那一刻的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国家领袖的孩子到普通劳动人民的孩子，都是为国牺牲、为国奉献。 汪海林：所以我就想着，黄继光的母亲跟毛主席见面，是烈属跟烈属之间的见面。 于冬：那都是后面的了，但在出兵的时候，确确实实毛岸英跟彭德怀历史上是有交集的。因为刚刚宣布了彭德怀是司令员兼政委，第一个元帅，毛岸英是他的第一个兵。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构思，其实是用一种艺术化的表达传达了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每一个中华优秀儿女舍身忘死，不畏强敌，开赴朝鲜战场，保家卫国的精神。其实这场仗就4个字，保家卫国。 三 汪海林：您说到实与虚的关系，杨根思这个线，其实现在看稍微有点愣，它跟主线也没关系，是后来补拍的还是要求加进去，具体是什么情况？ 于冬：在电影《长津湖》里其实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是特级战斗英雄长津湖战役，这是绕不开杨根思的，还有一个就是公路上伏击的冰雕连，也是绕不过去的，但是在兰晓龙的七连故事当中没有。 所以如何把毛岸英事件跟杨根思和冰雕连糅合在这条主线上成为副线是很重要的，毛岸英也是个副线，杨根思在长津湖战役中，他的高地打了人家六次冲锋，守了一天一夜。其实他是在长津湖的另一个战场，不是北极熊团第十师，阻击美军第十军第十师，这边是陆战一师和冰雕连。冰雕连是美军撤退的必经的公路上的一次伏击。 但是由于麦克阿瑟他们晚到，撤退的缓慢，层层阻击，到了冰雕连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志愿军整连队全部冻死了。这也是在长津湖战役里的，所以我们电影叫《长津湖》，但不仅仅是一个七连的故事，如果把整个长津湖战役全景式覆盖的话，是绕不过杨根思跟冰雕连的，所以这个不在兰晓龙剧本里，是我们后来创作、融入到这个故事来的。 汪海林：既要写到具体连队，也要尽量全景式地表现长津湖战役。 于冬：对，所以这个电影很难拍，它是一个宏大叙事。我觉得陈凯歌导演拍的家乡出兵入朝前这部分就是像一副徐徐展开的历史画卷。关于文开还是武开，我们最后选择的是文开。文戏开场，一般的美国片、商业片一定是仁川登陆，我们过去20年前拍的《北纬三八线》也上来就是仁川登陆，但我们用了一个更宏大的叙事，展现了1950年什么是百废待兴，什么是开始搞和平建设。这个时候战争来临，我们的和平被打碎，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所以上来先展现了家乡江南水乡的环境，也是和后来冰天雪地的长津湖做对比。静谧的夜晚，儿子回家探亲，什么是探亲？探亲是基本要转业了，要搞和平建设，不打仗了。所以他说我们仗都打完了，但也有人提出那时候九兵团是要打台湾的预备役，我们可以理解为儿子对母亲的一种安慰，说我不打仗了，你别担心了，实际上是也有这一层含义。但同时也有很多老兵要转业，所以连长回到家了之后，吃一餐饭，把大哥骨灰带回来，向往着给家盖房子，世世代代在水上漂。什么是在水上漂？是最穷苦的人，在地面上连片瓦都没有，最穷苦的老百姓，养育了这样优秀的儿子，在人民军队的熔炉中成长，他们为国尽忠过，回来要尽孝了。这个时候兵团指挥部命令，战争来了，国有战，招必回。所以就跟伍千里说，谁是伍千里？天亮归队！你看陈凯歌拍得多么细致，一个回眸，看着老了的爹娘，回家了，一夜归队。这是我们在兰晓龙的基础上改的，原来是没有的，一夜归队，天一亮，就要划着小船辞别父母。想着是打仗，立春就回来，给你们盖房子，陈凯歌用大调度，大场面拍了九兵团出兵登火车这一幕。登车这一幕实际上就是陈凯歌文人气质当中非常可贵的地方，他一个非常有历史感、历史观的人， 这一幕就是他《刺秦》里的风萧萧兮易水寒。九兵团上车之后，都到了吧？到了。那意境里，火车徐徐开动，一火车的解放军的精锐部队，这都是打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活下来的老兵，一声令下开赴朝鲜，特别有那种史诗气质，很感人。 我给大家分析一个镜头，大摄影师罗攀，我们用的是imax画幅。你会看到这是一个长镜头，哥俩跑，弟弟又跑丢了，哥哥去找他，下来追着车，这火车都要动了，都已经上完车了，搭梯板上去，镜头一直跟着这两个人物跑，肩扛，上火车。这个时候吴京转头对镜头，“都到了吗？”“到了”。镜头再回过来，吴京脸上眼含热泪，敬礼，变焦给到弟弟万里，很惊慌地看着哥哥。这是什么阵仗？上来肩扛到从背后再给回来，这一个镜头拍了三天，精益求精。这些大场面上千人的调度，每一个位置上的汽车、灯光都得动，还有所有群众演员的配合。轨道要布上，肩扛上，上镜头，这是大摄影师罗攀。所以，这个电影从一开场就牢牢地抓住了观众的心，是一个史诗般的大片，美国电影不会拍出这种精神，这是陈凯歌的历史感、历史观。 还有一笔就是火车上一场入连仪式之后，哥哥拉开车门，“弟弟，老子不干了”映入眼帘的是万里长城，这段戏在兰晓龙原来的剧本里是怎么表达的呢？兰晓龙剧本里是一个闷罐子车，弟弟在火车上，天蒙蒙亮的时候，扒着火车上边那个窗户楞的缝，看到了万丈霞光的、峰峦叠嶂的长城。在陈凯歌的镜头下变成了扒开车门，有种叛逆精神，不看了想跳车 这个时候旁边的军列过，唰一下映入眼帘的是长城，把它放大成全屏画面，扑面而来这种震撼力，什么都不用讲了，保家卫国，保的就是祖国的山河，体现了长城对于中华民族的这种符号的象征。 汪海林：这个镜头特别经典。 于冬：御敌于国门之外，我们这一车人就是血肉长城，这个寓意一下升华成为一种精神力量。 汪海林：包括《长津湖》的开场，跟《水门桥》的结尾也是一个呼应。 于冬：对。其实《水门桥》最后哥哥跟弟弟隔空的一种对话是非常感人的。大家在电影院里会看到同画幅、同景别，电影《长津湖》一开场，镜头一摇，落日余晖，坐在船头的特写，吴京出场，哥哥出场，抱着大哥百里的骨灰，同景别到水门桥结尾的时候，弟弟万里出场，同一个画幅，同一个镜头，伍万里入画，这都是陈凯歌作为一个大艺术家的一种非常有深意的描写，有匠心的一次表达。 汪海林：听说从节奏的考虑，后边的镜头还差点被剪掉了。 于冬：我觉得作为商业电影的节奏来讲可能可以剪掉，但是从整个五个半小时的长篇来讲，它是必不可少的，最后大家还是决定这个镜头非常重要。 汪海林：得拿回来。 于冬：对，这个镜头点题了，有个呼应。 四 汪海林：我注意到其实《长津湖》跟后面的《水门桥》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总结《长津湖》的主题，用剧中的话是，我们这代人这个仗不打，下一代人也要打。《水门桥》是新中国万岁，有不同的侧重，那么汇在一起有一个更大的主题。 其实这个影片是拍了新中国人的形象，新中国人就是跟旧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1949年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分界线，这之前的中国人和这之后的中国人，在精神面貌上来讲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一仗，所以我们说这个影片其实塑造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形象，还是新中国人的形象。 李光耀说他当年在国外作为华侨被人瞧不起，朝鲜战争一打，他过海关，所有人都对他肃然起敬，觉得这是个中国人，所以影片关于这场战争对于整个中国民族精神的改变抓得很准。尤其看到《水门桥》讲新中国万岁的时候，才是真正点题了这个题材。其实战争片商业片谁都能拍，但在制片方、出品方、创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才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个精神内涵，这是特别要强调的。 于冬：现在看72年前抗美援朝战争，实际上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这一仗我们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环境，拥有了和平发展的时机。如果这个仗晚几年打，晚十年打，可能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当时打这个仗的艰难决策，实际上我们这次在电影当中也有所表达，你想想1950年的环境，广西十万大山，还有剿匪的，西南还有很多地方都没有解放，新疆还在打仗，东南沿海的岛屿还在跟国民党对峙。 汪海林：浙江外边还要打，一江山岛。 于冬：打仗，一江山岛，还要准备打台湾。所以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打这一仗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确确实实从今天看，它的战略意义非常重要。作为博纳影业，在这样的时候，组织拍摄抗美援朝这么宏大的大片《长津湖》，实际上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是我们这一代电影人的幸运，也是我们这一代电影人的使命担当。 汪海林：所以《长津湖》作为一个大片，我觉得是有多种含义的，首先投资上可能是中国电影空前的投资数额。再一个是影片的长度，原来是已经想好拍两部吗？ 于冬：没有，原来就是一部戏拍。最后刘伟强导演去拍《中国医生》，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大导演过来补位，谁能担这个重任？那就是林超贤，林超贤跟我拍过《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所以我们之间是有信任的，我是求他来的。 对他来讲，这段历史也是非常陌生的，他要做准备。我跟他讲的时候，我说林导演求你来帮忙，他们这些导演，包括徐克都是很讲情义的人。所以，一听我真的是很为难的情况下，他们二话不说，带着人马。进北京先隔离，在隔离点隔离14天出来，带着所有的工作人员一起隔离的时候，一边开会一边隔离。满足防疫要求的同时也不能停下手中的工作，所以我也很感谢他。因为当时他说很多戏现在来不及准备，我就跟他讲剧本当中的这几场打仗都归你，所有美军的主要戏归你，你把美军拍的越强大，我们这仗武器装备的对比越悬殊，观众就越觉得我们志愿军英勇无畏。 所以在分工上大家是各有所准备的，另外徐克导演《水门桥》的结尾ending，我说你就集中拍《水门桥》，所以《水门桥》实际上几乎都是徐克导演的部分。三位导演可以说是带领各自的班底团队，迅速组建起了庞大的工作人员集结。我给他们的压力就是说没有时间了，我们要在建党百年的八一建军节的暑假上，所以现在从十一月份拍到七月份交片，实际上只有八个月时间。这么大的镜头量，八个月时间，大家必须把工作时间摞起来算。最后结尾一下来，我们是四百二十天的拍摄期。把每个导演都拉平来看，四百二十天是什么概念？三百六十五天是一年，而且要抢冬天的季节，但我们后来也拍到5月中下旬才杀青。边拍边后期，边拍边做特效，因为有些镜头你不一定用，但特效也做了，所以也造成了很多的浪费。因为赶时间，所有工作都是预前要调动更多资源加入进来，把特效镜头分出去很多公司，你会看到最后有86家后期制作公司参与了《长津湖》和《水门桥》的特效工作、技术支持。因为要逼真还原这种寒冷的季节，所有演员的哈气，身上随便动一下雪要飘落的质感，都是需要现代电影工业的支撑。其实我特别想说，由于这场疫情我们出不去国做后期，大量特效都是在国内解决，有一部分是找的俄罗斯和伦敦的后期公司。但是也正是这样，我们把全中国的技术力量都集结到这两部电影里头，也是通过这一次的合作，真正检阅了中国电影目前的工业化水平。实际上我们经过了十几年的产业化改革，这次人才基础、技术基础都得到了全面检阅，我们是可以做到世界一流水准的班底的，水平达到了同类型题材世界一流水平的能力。 汪海林：技术能力已经达到了，而且我们现在资金、市场也可以提供这样的条件。 于冬：这样一个标志性事件之后，将来中国电影可以在本土市场形成利润，再在海外布局。首先在东南亚布局，再到全球的华人市场，再进入欧美主流市场，这些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次试水和尝试。这不仅是制作能力的问题，也是话语权和全球市场竞争的问题。 汪海林：预示着一个重新分配的开始。 于冬：对中国电影未来的全球影响力的输出、文化输出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汪海林：其实《长津湖》的推出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汪海林：说一下红围巾的事儿。开始剧本里没有红围巾这段是吗？ 于冬：对，我们的海报上经常会出现红围巾。其实红围巾这一段故事是我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我当时跟兰晓龙看剧本的时候说电影从头到尾没有女主角，是不是应该设计一个女生形象？比如说到了战场之后有个念想，比如给他送到丹东火车站，现在我们是吉安车站，棉服不够的时候，有老百姓把自己的帽子、手套，包括棉衣都往车上扔，因为任务紧急马上要过江。兰晓龙说这个好，写有一个围巾扔过来，被万里一把抓住，这样在战场上实际上是一个念想。但这个红围巾后来被凯歌导演，包括几个导演放大到具有象征意义了。凯歌拍的这场扔红围巾女孩的戏，虽然很短，大家可能不会注意那个女孩，但红围巾到后面有了很重要的象征意义。 汪海林：后来在冰天雪地当中，傲立冰雪中，扎着红围巾，作为一个象征物，影片在那一刻突然有了诗的品格。 于冬：它其实是对于美好的一种向往和纪念，同时也传递了一种超越时空的、不可战胜的精神。陈凯歌拍这段女孩扔红围巾的这场戏我在现场，我陪着陈凯歌在监视器上看，他们一开始的造型是一个老百姓穿着花棉袄，首先军列开到丹东车站应该是个解放军战士，确实有很多老百姓那时候夹着炒面装袋给他们后勤补给，都是一些老百姓组织起来的支援。我说这样的是有，但是我更希望她是一个扎着两个小辫的解放军，更英姿飒爽一点，有着灿烂的笑容。这个笑容要伴随着在他最后最艰苦的战斗中，是一个美好的或者是萌动的这种爱情寓意的想法。 汪海林：机位也是在车上。 于冬：我现在觉得万里应该回去找这个红围巾女孩去，但是这个情节不会在电影里出现。 汪海林：路演的时候这女孩也应该参加一下，很有意思。好，最后谢谢于冬总。 于冬：谢谢海林老师。 电影春节档《四味毒叔》特辑 ： 第一期：这是比《悬崖之上》更好看的张艺谋 【演员】 【导演】 【编剧】 【制片人】 【企业家】 【歌手】 《四味毒叔》是由策划人谭飞，剧评人李星文，编剧汪海林、宋方金、史航五人发起的影视文化行业垂直视频表达平台。欢迎有个性、有观点的导演、制片人、编剧、演员、经纪人、评论人、出品人等前来发声，或脱口秀，或对话，观点不需一致，但求发自内心。“说” 责自负，拳拳真诚在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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