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样的天才，500年只出一个

来源：一日一度（ID：yryd115）

作者：度公子

虎年将至，可以想象，过不了几天，大街小巷的“虎元素”也将悄然流行。

 

中国本就是虎族故乡，我们的“虎文化”也由来已久——甚至略早于龙，基于此，很多著名的画家，钟情于画虎。

 

譬如张善孖大师，为了画老虎，还专门养了一只，他因此还获得“虎痴”的称号。除了是一名画家，张善孖还有一个更“出名”的身份，他是国画大师张大千的二哥。

 

 

水远山长、天地日月，皆在张大千的笔下，他当然也擅长画虎，因为二哥的缘故，张大千几乎不画罢了。不过，凡事总有例外，某日醉酒之后，趁着兴致，他提笔挥毫，画了一幅《虎啸图》。

 

后来，这幅画流传出去，收藏家自然也是趋之若鹜。有的人因此专门求张大千画虎，并愿意出到高于其二哥十倍的价钱。

 

张大千这才醒悟，自觉冒犯了二哥，从此之后，他立下两个誓言：其一，永不饮酒；其二，誓不画虎。

 

他是个对自己很狠，对亲朋又极具人情味的画家。

 

 

01

张大千的出生，充满着传奇的色彩。

 

据母亲回忆，想当年怀他时，自己做过一个奇怪的梦。有个须发皆白的老者，领着一只黑色的猿猴，去到他们家里。母亲看着猿猴可爱，多看了两眼，老者于是说道：“既然喜欢，我便送你如何？”言毕，猿猴便迫不及待钻进母亲的怀里。

 

 

等到天光大亮，她腹中的孩子，也就顺利出生了。

 

张大千之后浓髯如墨的形象，似乎与传说中的黑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后来拜师学画，师父为之写了一篇《书画例言》（即卖画的规矩），还郑重地提起此事：

 

“（张大千）生之夕，其母梦黑猿坐膝上，觉而生季，因名猨、字季猨。”

 

“季猨”是张大千的学名——拜师之后才取的。年幼在家里时，父亲为其取名为“正权”，又因为他在众多兄妹中排行第八，家里人亲切地称呼他叫“小八”。

 

正权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母亲还是当时知名的女画家。艺术终究不能换来饭吃，到了正权这一代，家族早已衰落，父亲做些熬卤煮盐的买卖，勉强维持生计。

 

为了讨生活，孩子们的艺术家妈妈，也不得不走街串巷，给别人描花绣帐。

 

生活虽然贫困，父母却没有放松对孩子的教育。正权的读书写字，由其四哥传授，念书的间隙，母亲还特意教他画画。

 

母亲的教育，充满着温情，四哥的管束，则甚是严格，甚至不惜使用戒尺。后来，四哥到“贵族学校”求精中学任教，又专门给家里写信，让八弟前往读书。

 

 

正权读中学的时候，辛亥革命刚刚打响，他们的小家庭却迎来最安定的时光。二哥张善孖作为同盟会的会员，出任本地县长，父母则在县城开起一间叫“义为利”的杂货铺，全家的生活有滋有味。

 

上天最爱开玩笑，幸运中常常隐藏着烦恼。1916年5月份，学校放暑假，正权在回家的路上，遭土匪劫持。张正权全身上下，除了一根漂亮的皮带，别无任何值钱的东西，土匪恼羞成怒：“让家里拿四挑银子（即四千两）赎人，否则就撕票。”

 

张正权跟土匪理论，一来二往之间，竟然把对方说通了，土匪们改变主意，不再抢劫正权，反而要求他当“黑笔师爷”。

 

那一年，张正权只有17岁，敌众我寡，他只能接受“任命”。

 

他这个“土匪”，与别的不太一样，别人抢钱抢粮，正权到某大户的书房，偏偏“抢劫”一本《诗学涵英》。

 

“我学写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诗学涵英》，就是我自修摸索的启蒙书。”若干年后，他早已功名成就，如此回忆这段时光。

 

不只是他们县城，当时的中国，境况相当之混乱，革命事业刚有起色，袁世凯窃取了胜利的果实，张正权的二哥不得已逃亡日本避祸，又过了一年有余，袁世凯倒台，军阀各自混战，局面再度混沌。

 

 

十八岁那年，张正权收到二哥从东京寄回的信，二哥要他到日本留学，学习知识报效国家。

 

几乎没怎么思考，张正权就同意了，他也想见识更广阔的天地。

 

 

02

 

到日本之后，张正权即入学京都艺术学校，专门学习染织。

 

十八岁的张正权，下颏留着浓黑的络腮胡子，渐渐有了男子汉的模样和尊严。为了能和同学交流，他特意学习英语和日语，张正权聪慧，三年下来，即完全掌握了这两门外语。

 

 

张正权的日本同学们，显然不需要掌握外语。某一次，正权和他的朝鲜同学，到日本朋友家里做客，朝鲜同学用英语和对方交流，日本朋友听不懂，搞得很没有面子。

 

那个日本人于是叫嚣道：“自古以来，亡国奴的舌头最软，你现在学习英语，怕不是为了将来当奴才用的。”

 

日本同学并没有针对张正权，他却感觉受到冒犯。朝鲜同学泪流满面，张正权则怒不可遏，他当场宣布与日本同学绝交，拉着朝鲜同学的手，头也不回的离开。

 

从第二天开始，张正权给自己立下规矩，以后坚决不说一句日本话，只穿中国传统的长衫。

 

 

其时，张正权离毕业仅有三月有余，为了学习和生活，他不惜专门雇佣一个翻译。不仅仅是那三个月，张正权之后的人生，都践行着这个承诺。

 

他在思想上鄙视日本人，在知识层面，却虚心学习之。染织技术算是当年的尖端行业，张正权格外看中，其中色彩、构图等方面的知识，除此之外，他还深入了解日本浮世绘艺术。

 

 

从日本留学归来，张正权本可以走向仕途。他坦荡而执拗的性情，不允许其这样做。最终，张正权决定重新拜师学艺，走一条艺术的道路。

 

他先后拜了两任老师，分别是曾熙和李瑞清，这两位大师是中国书法届的翘楚，世有“北李南曾”之说。

 

 

师父告诉张正权，要学画，必先学书法，书法不精，画永远称不上绝妙。

 

张正权从零开始，脚踏实地，每日里苦练不止，渐渐地，他的书法艺术，迎来“脱胎换骨”的变化。

 

 

就在他用功之时，家里突然传来噩耗，张正权的未婚妻，同时也是其表姐的谢舜华，因病不幸去世。张正权无法接受现实，竟然动了出家为僧的念头。

 

他去到松江禅定寺，拜寺院主持逸琳为师，准备着孤灯寒窗，青册黄卷，了却残生。

 

 

逸琳法师为其取名“大千”，取佛家“大千世界”之意，师父希望他胸怀万物，探广究微。

 

正权欣然接受这个名字，若干年之后，“张大千”三个字，响彻了中国艺术界。

 

张大千在寺院呆了三个月，临到剃度的那一天，他却迟疑了，法师要为他烧戒，并且说道：“信徒如野马，烧戒似笼头，上了笼头的野马，才可以称作良驹。”

 

张大千不以为意，两人辩论一夜，不能说服彼此。到了第二日，张大千犹然不甘，转投西湖灵隐寺。

 

灵隐寺号曰“仙灵所隐”之地，来到斯处，他潜心钻研佛理，在最隐匿的寺院，却参透了最世俗的道理：

 

凡大德高僧，往往比世俗还世俗；其贪嗔爱痴之心，比世俗还强烈；其攀龙附会之术，比世俗还高明。

 

既如此，与其做一个出家的在家人，不如做一个在家的出家人，张大千于是通晓大道。

 

 

03

 

当和尚的这段经历，可能于张大千的画技无助，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

 

后来的他，毫不掩饰爱美色、爱美食，精明而狡黠，通过仿造赝品，获得不菲的收入。然而，探索大千世界的那颗赤子之心，他从未丢失。

 

 

张大千的第二任老师李瑞清，鼓励他临摹古代两位僧人，即石涛和八大山人，他们的作品。

 

用了半年光景，张大千把他们的山水树石，模仿到惟妙惟肖的程度。甚至，连前辈画师黄宾虹先生，也难辨真假。

 

 

相较于西洋画，中国画不那么重视光影与透视，但中国画家亦有自己的主张，即“远山无石，远水无波，远人无目”。

 

然而，通过研究石涛的作品，张大千惊异地发现，石涛在描摹远方景色时，经常性画得清清楚楚；到了近处，反而模模糊糊。石涛难道画错了？

 

 

某一天，张大千和几个朋友外出游玩，后来被称作“中国摄影第一人”的郎静山先生，恰好也在此列，他带去一台相机，准备为朋友们拍照。

 

 

因为焦距没有调好，郎先生把相照坏了，张大千顺手拿来，这一看不要紧，他刹那间有被击中的感觉：照片上的人物模糊不清，远处的山水，却分外的清晰。

 

张大千因此豁然开朗，明白了石涛画中的意境。作为明末清初的画家，石涛也许不明白光学原理，但他对生活的观察，竟然细致如斯。

 

石涛“以万物为师”的态度，深刻影响了张大千。1927年，他决定步大师的后尘，游历黄山，以天地为师，从大自然汲取营养。

 

石涛曾赋诗曰：“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心期万类中，黄峰无不有。”张大千以朝圣者的虔诚，登上了这座壮美且崎岖的山峰。

 

 

从这以后近10年时间，张大千潜心研究山水画，很多人倾慕其画笔，恭敬地称呼张大千为“黄山派”。

 

他终于成为中国书画界的一代宗师，彼时的张大千，也就刚满30岁。

 

张大千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中国的命运，一直在走下坡路。

 

1937年，举世瞩目的“七七事变”爆发，日寇随即占领北平。彼时的张大千身在四川，但他的夫人、孩子，包括书画藏品，都还在北平，张大千辗转托人买票，终于回到家人身边。

 

 

他前脚刚到北平，后脚就被日军扣下。日本人将张大千关押在宪军总部，要挟他为日本效劳，还许之以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头衔。

 

和十七岁时面对土匪不同，四十岁的张大千，毫不犹豫拒绝了，他非常坚定地说：“我决不当亡国奴，我一定要南下。”

 

当时处境极其危险，报纸上甚至登出“张大千因侮辱皇军，已被枪决”的消息。万幸，他最终逃出日寇的魔爪。

 

张大千与二哥在重庆相聚，彼时的张善孖正在创作《怒吼吧，中国》，画中包含28头猛虎，象征着当时中国的28个省份。

 

 

张大千看后大受感动，兄弟二人通力合作、举办画展，为抗日募集捐款。

 

他们当时面临很多困难。譬如，日本人诡计多端，严格把控市面上宣纸的流通，张大千独辟蹊径，自造纸张。在关乎民族尊严的问题上，他从不妥协。

 

 

 

04

 

1940年代的张大千，隐居于青城山之下，潜心琢磨画技。

 

机缘巧合之下，他决定前往传说中的敦煌，临摹石窟上的壁画。敦煌位于甘肃最西部，那里气候恶劣，夏天炎热似火，冬天冰封雪冻，还常有土匪出没。

 

 

张大千不以为意，他在敦煌一呆就是三年，共临摹壁画276幅。待到“面壁出关”时，他已然是另一层境界，如柳亚子之言，“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鬓带霜”。

 

来到尘世之时，人间早已换了模样，抗日战争刚好迎来胜利，听到消息的张大千，心情格外舒畅，那一日他破戒饮了三杯酒，“笑嗤胡虏漫披猖”。

 

张大千的漂泊之路，从他四十八岁开始，越走越远。

 

1947年时，他只身前往西康省（即今天四川、西藏），在那片“不毛之地”，他领略到一种原始粗犷、直击心灵的荒凉之美。

 

1950年初，张大千由香港至印度，费时三月，考察临摹印度阿坚塔壁画。

 

两年之后，张大千带领全家，前往南美洲生活。

 

奔赴南美洲之前，张大千决定卖掉自己收藏的三幅绝世珍宝。这三幅古迹中，就包括鼎鼎大名的《韩熙载夜宴图》，张大千出价仅有两万美元，而他最终的成交价格，同样是两万美元。

 

 

很多人不理解、震惊，更多的人则表示，以如此低廉价格出卖《韩熙载》，张大千肯定是老糊涂了。

 

他并没有做解释。张大千先在阿根廷居住，一年之后，举家搬迁到巴西。

 

张大千之所以选择巴西定居，其原因还是他的故乡情节，四川古时被称为“三巴之地”，而且，巴西黑油油的土壤，与川西坝子的，竟然也是一模一样。

 

 

他们一家在巴西定居17年，其间，张大千的脚步遍布欧洲、日本，他穿着长袍、登着布鞋，操着四川话，向世界传播中国精神。

 

在法国巴黎，他拜访了著名艺术家毕加索，那次会面不久，张大千为毕加索画了一幅《墨竹》图，表明他们的交往，就是君子之交。

 

 

1958年，张大千时年60岁，他被世界性专业机构，公选为“当代世界第一大画家”的荣誉称号。

 

张大千的成功，有其自身的努力，当然，也离不开亲人、朋友和师长的帮助，他深知此理，对每个朋友，也都能做到以诚相待。

 

定居巴西时，张大千专门找到一个牧场主，请他从牛群中挑选2500头三岁小牛，再从每只小牛耳中，各取一撮珍贵的毛发。最后，张大千收集了约一公斤牛耳毛，以此为原料，制作出八支精良的毛笔。

 

这八支笔，张大千自留两支，送给毕加索两支，寄给国内好友两支。

 

剩下的两支，他打算亲自送给好友。等张大千到台湾时，朋友早已去世，为了践行承诺，张大千将两支毛笔，焚烧于朋友的墓前。

 

张大千是个很有“人情味”的画家，而且，除了对朋友至真，他同样深爱祖国。

 

 

临去世前几年，张大千决定以庐山为题材，完成他的传世之作。

 

然而，他从未去过庐山，“形成于未画之先，画我心中之庐山，”张大千如是说道。

 

晚年的张大千，身体早已不堪重负，他还深受眼疾的折磨。因为看不清楚，张大千改细笔为大笔，独创了“墨彩全泼法”，在不经意间，他为中国国画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饶是如此，在张大千计划中，这幅庐山图长36尺，高6尺，不论用哪一种画法，都将是一个庞杂的工程。

 

人命永远敌不过天命，虽然画完了绝大部分，《庐山图》还是没能完全竣笔。1983年3月8日，先生伏案题书时溘然长逝，他终究没有机会为作品落款。

 

 

张大千去世一个月后，《瞭望》杂志发表文章，揭开了先生贱卖《韩熙载》的谜底：张大千故意把画卖给大陆，就是为了把中国的传世之作，留在中国的大地上。

 

张大千去世几年之后，因为作品过于珍贵，其画作被列入“限制出境保护名单”，同样作为“国宝”，被我们所珍重。

 

参考资料：

1，刘明山：《张大千(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

2，李浅予：《张大千5000只牛耳制毫八支》

3，百度百科：张大千词条

-作者：度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