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权力、女性主义、妇女解放...诸如此类的字词在近几年的中文互联网上被炒的可谓是“风生水起”。但仔细观察了妇女平权运动的历史之后,很容易便能看出当今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所谓“运动”已经偏离了平权运动的核心目的以及本质。笔者不禁思考,自女性权利运动发家至今的300多年间,究竟在世界上及本土化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笔者打算通过女性权利主义的基础理论与发展历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女性权力”这一让我们感到熟悉却又陌生的词汇内涵。 基础理论女性主义:是指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社会运动。在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之外,许多女性主义的支持者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动妇女的权利、利益与议题。其理论依据为:现时的社会建立于一个男性被给予了比女性更多特权的父权体系之上。 女性主义的理论自启蒙运动时期起便众说纷纭,各家林立,但都有一个总的目标: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 起源资产阶级妇女运动首先起于启蒙思想深入人心的法国,接着在英国引起反响,又波及北欧等国。继而在美国得到迅猛发展,不久遍及西方社会。法国女性主义是世界妇女运动的第一声,在法国大革命中发展起来。 1791年9月,奥兰普·德古热发表了《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或称《女权宣言》,提出了17条要求,它是世界上第一份要求妇女权利的宣言,表现了一种独特的、完整的女权思想。
在这部女权主义经典文献中,玛丽对当时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认为这种教育使得女性处于一种“无知和奴隶式依附”状态,是造成女性卑下的社会地位的罪魁祸首;她把婚姻视为一种“合法的卖淫”,对女性自甘沉沦于依附甚至奴性状态深感痛心;她主张女性的权利同男性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呼吁给予女性同男性一样的教育权、工作权和政治权。她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就必须消灭教会,废除军阶制,而其中最为根本的则是革除君主专制。 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思考自己的存在主义问题,女性权利主义开始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这一时期在诸多国家和地区都发生了女性权利运动,本文只摘录部分影响较大的以列举。
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社会享有悠久的前现代历史,两千多年来,父权制一直属于社会通识。在封建制度下女权运动的产生与发展的可能性几乎为0。直到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中国女性的压迫才首次受到检视。洪秀全主张男女都是兄弟姐妹,鼓励妇女像男子一样参与革命。这可以解释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男女平等的观念。太平天国前期,施行了妇女参军、参政和参加科举、自由选择婚配等举措,可以说是中国女权主义运动的萌芽。但太平天国的妇女多来自底层,难以摆脱被利用的命运。太平天国后期,包括洪秀全在内的男性统治者们玩弄与残害妇女,女性地位没有提高反而沦为玩物。 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文化,包括女权主义,通过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影响开始进入中国。1903年4月8日,留日中国女学生胡彬夏等人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妇女革命团体。——共爱会,此外多家女性向报刊也在此时的中华大地上涌现出来。 1912年2月初,南京临时参议院在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约法草案中没有“男女平权”的条文。唐群英以女子后援会会长名义联合起多个女性团体组织,要求中央还权于女性。但同年8月25日中国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时,新党纲中仍未恢复“男女平权”条文,唐群英与沈佩贞 等十余人盛怒之下围打宋教仁,林森出面调停,还未交口,也挨了打。她随即书写《驳诘同盟会传单》,抨击宋教仁等一众党派人士。 1913年11月,袁世凯政府规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男子独享,女子参政同盟会等妇女参政运动团体被内务部勒令解散。袁世凯还曾悬赏万元通缉女性运动的领袖人物唐群英、张汉英等,民初女子参政权运动渐趋沉寂。 新文化运动时期,许多女学生受新思潮的影响走上了女权革命之路其中以缪伯英最为著名,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1922年8月,缪伯英遵照党的决定,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 不久又南下,帮助南京妇女组织了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成为中共早期女权运动的代表人物。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新社会女性的角色开始被重新定义,《新中国妇女》是建国后第一本全国性女性主义刊物,毛泽东为其题词,“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运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中共动员农村女性参与农业生产,城市女性进入工厂做工或从事街道集体事业,通过保障女性参与工作的权利来改善妇女的地位。 “女性主义”一词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使用尚处于西方学术研究成果的普及介绍阶段;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在中国文学评论领域涌现了大量研究、介绍“女性主义”理论的论文与著作。 1995年9月,第四次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的到来成了中国女权主义的新起点。在大会召开前夕,中国政府向大会推荐八位“中华百年女杰”,秋瑾、何香凝、唐群英、向警予等中国女权活动家位列其中。其中,唐群英更是直接以“女权运动先驱”名目入列。会上,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承诺把男女平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写入宪法。
如今在高科技文化的催生下,女权主义者获得了另一种赋权方式——网络赋权。网络空间为女权主义者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她们利用网络创建自己的杂志和网页,让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女权主义者可以相互交换各自的经历、思想以及对男性霸权所带来的压迫的理解,并寻求可能的行动策略,基层的、非精 英群体同样可以参与其中,这就打破了以前话语权被主流媒体所控制的局面。网络“尤其使女性青少年能够将她们所受到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以积极的行动和有意义的文化产品释放出来,使读者能够听到她们的声音”。从这一角度看,高科技文化对女权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但网络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女权主义”一次次在网络上被异化、歪曲地进行了解释,且被强行加上了许多原本并不存在的意义。在追求女性权益的道路上也就因此走上了极端化的道路。这种极端的“女权主义”打着“女性主义”的幌子,不断鼓吹女性特权思想的同时,并且比男权社会更加物化女性、限制女权。这种虚伪的女权思想目的是极力的去制造社会的矛盾,鼓动潜在社会民众,达到非正常的目的与利益。 这种明显与女性解放、女性独立相背离的思想,显然是部分群体别有用心的产物。真正的女性权利解放运动,不会以激化社会矛盾为目的,以反智暴力言论为手段去打压、蛊惑他人。 真正的“女权主义”有着一种天然的自信,不会被别人的话语所影响,它将给予坚信它的人一种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将会感染其信徒周围的人也能够接受女权的思想,从而促使平等社会的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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