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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时拾史事独家原创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后梁开平元年，朱温登基称帝，颁布开国诏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宜升汴州为开封府，建名东都。其东都改为西都，仍废京兆府为雍州佑国军节度使。”大唐灭亡，新政权以开封为东都，以洛阳为西都，曾经辉煌的长安失去了往日崇高的地位。在中国城市的历史上，这封诏书具有里程碑意义，首都告别了关中地区，东迁至汴梁，从此刻到靖康之变两百多年，虽偶有反复，但中原政权绝大多数时间都把首都定在开封，包括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 显德七年，殿前都点检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柴氏而代之，建立大宋王朝，他上台后，就像抄作业一样，把国都定在开封。此后的十六年里，他正是以开封为大本营，平定了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基本结束了唐末以来群雄逐鹿的乱局。赵匡胤为什么要把首都选在开封，而不是另择他处？北宋初年的开封究竟有何魔力？能够得到统治集团的认可？  明显的优势 《宋史·河渠志》说：“大梁四方所凑，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古代中原王朝选择国都，要么站在人口分布的角度，定在天下之中，要么选在直面主要威胁的战略要地。开封就属于前者，大致相当于整个人口版图的中心，军队、诏书从这里出发，无论是前往江南的吴越，还是西南的巴蜀，或者河北的宋辽边境，时间差不多都是均等的。四通八达，有利于降低成本，掌控全局。 尤其是在宋初，赵匡胤鉴于安史之乱后唐朝藩镇割据、挑战中央的历史教训，确立了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军事部署，在开封地区维持强大的军事存在，用以震慑地方，无论哪个方向需要征讨或者发生叛乱，从开封出兵都十分经济、便利。反观其他地区，都没有汴梁那么好的条件，若定都巴蜀，则人马要翻越秦岭、三峡，极为不便；若定都荆楚、江南，则难以迅速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若定都河北，幽云十六州已被石敬瑭孝顺契丹，辽国铁骑很快便会兵临城下，皇室将有血光之灾。权衡完毕，还是天下之中的河南地区或者关中地区最适合建都。  这一点，其实刘邦、刘秀、曹丕、司马炎、杨坚、李渊等人都看出来了，他们也以实际行动，将国都选在河洛地区或者关中地区。可五代、北宋的统治者为什么更看重开封呢？四个字：迫不得已。天福年间，石敬瑭说：“念京城（洛阳）俶扰之后，属舟船焚爇之余，馈运顿亏，支费殊阙。将别谋于飞挽，虑转困于生灵。以此疚心，未尝安席。今以夷门重地，梁苑雄藩，水陆交通，舟车毕集，爰资经度，须议按巡。宁免暂劳，所期克济”。一个政权想要生存，钱、粮是必不可少的，开封位于汴河与黄河的交汇点上，水路运输极为便利，若选择洛阳、长安，则路途更远，漕运艰难，成本也相对更高。 一条汴河，连接着北宋的政治中心开封与经济重心江淮，缓解了两大中心分离的矛盾。河北是北宋的边防前线，必须驻扎大量军队，以当地的经济水平，难以养活如此规模的士兵，钱粮从哪里来？从江淮经汴河转运而来。开封维持数十万禁军，还有庞大的皇室成员、官僚机构、黎民百姓，生活物资从哪来？除本地自产外，也仰赖运河连接的江淮诸地。 淳化二年六月，汴河某处决口，宋太宗得知消息，寝食难安，亲自跑到工地巡视督察，他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汴水就是开封的生命线，国家的大动脉，一旦航运出问题，几十万士兵、上百万居民口粮都岌岌可危，后果不堪设想。为了生存，人什么事做不出来，赵光义急也是有道理的。亲王近臣们看见御驾在泥泞中前进，都十分害怕，恳请领导赶紧回去，但赵光义不肯，等到水势稳定了，他才放心用膳，环顾四周，高官们个个全身是泥。 除汴河外，流经开封的运河还有五丈河、蔡河。周世宗显德六年二月，朝廷征发大量民夫疏浚两河，使汴梁的水路交通更为便利，巩固了航运枢纽的地位。《旧五代史》记载：“甲申，发滑、亳二州丁夫浚五丈河，东流于定陶，入于济，以通青、郓水运之路。又疏导蔡河，以通陈、颍水运之路。”五丈河方便了开封以东的交通，乘船可以到达今天的山东地区；蔡河主要是在开封以南，到达陈、蔡之地，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南部。 据宋人张方平在著作中披露，汴河每年往开封太仓运输粮食六百万石，主要为粳米和小麦，相比之下，五丈河、蔡河就要少很多，五丈河每年运输粮食六十二万石，主要为杂色粟豆，作为口粮或者马料；蔡河每年运输六十万石，供给太康、咸平等县军粮。七百多万粮食，是多少人赖以生存的保障，所以漕运是北宋“至急至重”的大事，稍有不慎就会人心浮动，士庶不安。  在此背景下，位于黄河、汴河、五丈河、蔡河交汇处的开封，地位便凸显起来，成为帝国首都，这也是它能够击败洛阳、长安最大的法宝。大中祥符四年，宋真宗驾临洛阳，说：“洛阳宫阙壮丽，然城北地隘，穀、洛浅滞，辇运艰阻，谅非久居之所，第因行礼，暂巡幸耳”，虽然认可洛阳宫殿华丽的优势，但也指出最大的缺点，航运条件差，很多物资进不来，不是能够长久停留的地方。否则一百多万人吃什么、用什么？不把经济问题解决，不把军民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满足，这个政权岂能长久。与洛阳比，长安在此方面的劣势就更大了，关中经济水平有限，早在唐朝就已经无法养活首都人口，皇帝常常跑到洛阳蹭饭。水运到洛阳尚且艰难，更不要说比洛阳还远的长安了。 赵匡胤以开封为都，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郭威、柴荣执政期间，已经组织军民对汴梁城进行扩建，到陈桥兵变时已初具规模，成为一线城市。广顺二年春，郭威命令五万五千人修东京罗城，两旬而罢。显德二年，柴荣认为开封还是太小了，无法满足长期发展需要，遂扩展外城，提前做好了建设规划，还要求百姓不能在规划区七里之内修建坟墓。显德三年，后周朝廷再次动员周边十几万百姓修城。所以赵匡胤上台后，几乎是坐享其成，柴荣惨淡经营、大兴土木构造的城市，被赵家人一场兵变就夺取了。既然有刚刚兴建的都城，赵匡胤直接使用即可，不需要耗费民力财力再造一座，天下尚未平定，统一才是头等要务。 残酷的劣势 虽然开封有着居天下之中、水陆交通便利的优点，但它的劣势也非常明显，那就是位于华北平原之上，无险可守。汉唐时期，至少可以利用幽云地区的山脉作为屏障，到北宋时也已荡然无存了。在位十五年后，赵匡胤也发现了强干弱枝政策的弊端，开封要维持几十万禁军，就需要从外地源源不断地运输物资，消耗的人力物力太高，劳民伤财。 开宝九年，宋太祖西巡洛阳，提出迁都之议，却连遭反对。起居郎李符上奏八难：“京邑凋弊，一难也。宫阙不完，二难也。郊庙未修，三难也。百官不备，四难也。畿内民困，五难也。军食不充，六难也。壁垒未设，七难也。千乘万骑，盛暑从行，八难也。”宫殿、太庙、防御设施都没有修好，天气太热，洛阳经济凋敝，百姓生计困难，军粮也不够，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赵匡胤不听。 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说：“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洛阳漕运不便，无法养活众多军民，自五代以来，开封成为首都已几十年，上上下下都习惯了，突然改变它实在是不好。赵匡胤又不听。  最后是晋王赵光义来劝，宋太祖告诉弟弟，迁都洛阳只是第一步，最终要迁到长安去。目的也很简单，就是要去除冗兵，效仿汉唐凭借山溪之险保障国都安全，开封地处平原，没有山川关隘只能靠人墙，维持大量禁军并非只是为了震慑地方，也是为了弥补国都的劣势。赵光义奉劝哥哥，在德不在险，一个政权最主要是修德，获得百姓支持，如果失了人心，即使有山溪之险也照样灭亡，秦朝定都咸阳，王莽定都长安，隋朝定都大兴，都很快就亡了，函谷关、潼关、武关等诸多关隘没能阻止义军的步伐，刘邦、李渊不照样打进关中了，如果政权得了人心，即使不在险要之地也能长久。赵匡胤没有办法，说：“晋王之言固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太祖皇帝并不认可晋王的意见，只是姑且听从，言下之意是，以后还是要迁都的，维持冗兵毕竟不是长远之计。 几个月后，赵匡胤驾崩，长眠于永昌陵，宋太宗登基后，当然不会想迁都之事，他是持反对意见的。宋真宗即位没几年，开封的劣势再一次显现，契丹军队南下，攻到了离汴梁不远的澶州，朝野震动，有人建议迁都巴蜀，有人建议迁都金陵，寇准力劝真宗御驾亲征，最终达成了澶渊之盟，这已不是开封第一次面临外患威胁，五代时期，辽军就攻入过汴梁。  宋仁宗时，迁都又被不少士大夫提出，范仲淹反对迁都，认为国家太平，岂可有迁都之议，但也认识到“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富弼也说：“今来都城并无险固，所谓八面受敌，乃一古战场耳。若四方各有大盗，朝廷力不能制。渐逼都城，不知何以为计？臣每念及此，不寒而栗。”事实上，无需四方都有大盗，只需北方有就足够了，靖康之变，北宋王朝被金国所灭，二帝北狩，群臣受辱。以宋军当时的战斗力，即使定都洛阳也难以挽回灭亡的命运，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并非拥有地利就可以万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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