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家从前租住在周先生家里，我就是在那间租住的东房间出生的。 周先生家在宜陵镇马家巷内，紧贴大门边，还有一条周家小巷。周姓祖上是个大户人家，从前面大街一直延绵向北有好多进房子。东边一条小巷把所有房子串连起来，由小巷子再通往马家巷。周家小巷是一条一人巷。孩子在里面玩耍，用双手撑住两边的墙壁，再往墙上一蹬，交叉运动向上攀爬，能轻易爬到一人多高，再从上面手一松，落到地面。 周先生家境贫寒，一家五口，全靠教书维持全家生计，常常因为缺钱而变卖家中财物，但凡值钱一点的家具用具，今天卖一件明天卖一件，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每顿喝饱能当镜子照脸、吃完不用刷碗的稀粥。有一次过节，要敬菩萨。家里煮了一点饭，用最小的茶碗剩了一碗，放在老爷柜上菩萨像前，敬献菩萨。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看，饭碗空空如也，师娘嘴里直嘟囔：“这菩萨还真灵，把饭都吃光了。”其实根本不是菩萨吃的，是家里人偷吃的。 周先生家中时常出现等米下锅的窘状。每到这时，都是由师娘出面，向邻居借一点米，先生是绝对不会拉下脸去乞求别人的。每到饭后，他总要双手背在身后，在家里踱着方步，来个饭后百步走。 周先生家里没有教书的场地，私塾就设在相邻的南面一进房屋。那户周姓人家无人居住，两边房间锁着，中间的堂屋无偿借给周先生当学堂，权当伸出援手。先生的桌子靠门边摆放，上有文房四宝及戒尺一根。边上有三张学桌，供十来个学生围坐，学生年龄在5到7岁不等。私塾相当于是个学前识字班，没有课本，没有黑板，先生用毛笔在方块纸上写就，教一个生字，发给一个纸块，由学生自己坐在那里念。 周先生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每天检查学习情况，把每个学生依次叫到面前，要求一个字一个字念给他听。念得不对，就要把手伸出来，毫不手软地拿起戒尺敲打手心，打得嫩小的手上现出两条红杠。未被叫到的孩子看到此情此景，早已胆颤心惊，本来会念的字，一紧张，也吓回去了，免不了又是挨打。 尽管我和先生住对房门，也无半点照顾，照打不误，而我是个打死也不哭的犟孩子。放学回到家，家长不问今天念的什么生字，而是先问被先生打了没有。有舍不得孩子经常被打的家长，中途就让孩子退学了。更有护头的家长，当面责骂先生不该打这么狠。面对家长的责备，先生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显出几许无奈与尴尬，不做无谓的辩解。但多数家长还是信奉严师出高徒、棒打出孝子的古训，并不责怪先生的严苛。 其实周先生是个暴脾气的人，对自己的子女也是一样。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很有出息，早年就考入武汉的大学，后来从事俄语教学，是先生家的骄傲。每每谈及，先生就会露出宽慰的笑容。而老二老三常因琐事被先生吊在房门口，咬牙切齿地用藤器抽打，别人拦也拦不住，以至没有人敢拦。 “周先生会打人”，这个名声早就在外，但先生从来不会口吐脏言，即使偶尔与外人争吵时，只会面红耳赤提高嗓门论是非，甚至会用挖苦讥笑的辞藻让对方难堪，绝不会用肮脏的语言辱骂对方。 近乎苛刻的教育方法，在教会孩子识字的同时，也教会孩子懂得了敬畏与尊师。有不少经周先生调教过的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尊敬师长，学习成绩出类拔萃，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后来镇上在西街靠老公路边，办了一个公办幼儿班，由一位女老师执教。那女老师和蔼可亲，教室里还有一块木制小黑板，门口有一块空地好玩，还能趴在地上用狗尾巴草钓土狗子。我就离开周先生的私塾，到幼儿班去读书了。随着上私塾的孩子日渐减少，周先生也结束了自己的教育生涯。至此，私塾这一传承千年的古老教学形式，在宜陵镇上销声匿迹，成为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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