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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6月8日，北京地质地形勘测处的工人，在丰台大葆台村进行地质钻探。工人们在一座高大的沙土丘下，发现了大量木炭和木头残渣。 由于马王堆汉墓已经很有名，所以工人们怀疑这里也许是一座古墓，于是马上向上级做了汇报。 很快，北京市文物部门就派两名工作人员赶到了现场。他们看到，这里是一个高8-9米、占地约15亩的巨大沙土丘，长满野草和酸枣树。 地质工人在距地表6.5米深的地方，发现了厚50厘米的木头、40厘米的木炭以及20厘米的白膏泥。 根据多年考古经验，这两名同志认为，沙丘下很可能是一座古墓。 那么，工人们为什么会在这里进行钻探呢？原来，北京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打算利用这座高大的沙丘深埋几个储油罐（符合当时“战备”要求），因此委托地质部门做前期勘探，这才发现了厚厚的木炭层。 市委书记挂帅相关部门会商后决定，由地质工人做进一步补探，以便进一步了解沙丘下的情况。 1974年7月3日，地质勘探处的工人们开始补探。这次他们一共打了13个深度不等的孔，结果除了白膏泥和木头， 又探出一枚汉代五铢钱和一块厚4厘米、施以红漆和黑漆的木头残片。 这两样东西一出土，考古部门基本确定这是一座大型西汉木椁墓，为北京地区首次发现。  发掘现场 大葆台发现西汉墓葬的消息，很快惊动了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和苏秉琦、卢兆萌、王世安等一批专家。 他们到现场调查后也一致认定，应该是一座西汉大型木椁墓无疑。 这一情况很快由王冶秋局长向市委、市政府做了报告，并向市委书记说明了进行发掘的重大意义。 北京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吴德立即指示：“做好大葆台汉墓的发掘工作”，并召开相关会议，做了发掘前的协调准备。 1974年8月7日，“北京市大葆台古墓发掘办公室”宣告成立，由市委书记黄作珍担任主任，开始进行发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具体如下：
发现盗洞1974年8月19日，发掘工作正式开始。 发掘前先要进行钻探，这个工作由从河南安阳赶来的三位钻探师傅主导，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探工。其中一位师傅，三十年代曾是一位盗墓者，参与过司母戊大方鼎的盗掘。 不过，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加入了文保战线，洗心革面开始重新工作。 由于前期准备工作细致周到，发掘进行得很顺利。9月27日，墓口、墓道的位置就已经全部探明。 经过初步探挖，考古工作者了解到，大葆台的这座沙丘是墓葬封土，它距离市中心约15公里。现存残留封土依然高8米，底部直径东西50米，南北90米。初步估算，现存土方约36,000立方米。 这些封土后来在机械化设备配合下，用了一个月被陆续清走。之后，清理墓道内填土的工作马上开始进行。 但就在此时，传来一个坏消息：探工师傅们在清理填土时发现，有一处土层明显出现扰乱。  现场照片 进一步钻探，一个直径2.5米的盗洞赫然出现在人们面前。 从盗洞内的填土中，清理出一件鎏金铜辅首和20枚五铢钱，铜辅首背面还留有朽木和麻布缠绕的痕迹，这些应该都是盗墓留下的残迹。 盗洞的出现，说明墓葬很可能已经被盗，围观的人顿时有些扫兴和失望。 但考古工作者知道，发掘不是寻宝，不能只看墓内有无文物。墓室结构、棺椁和葬制，这些都是很珍贵的科学资料，也是考古工作的价值所在。 而且，这么大的墓，盗墓贼也不太可能盗得干干净净，因此发掘工作并没有因为出现盗洞而有所松懈。 重大发现随着清理工作继续进行，人们发现盗墓者从盗洞进入后，移动了墓室西北角的几根条木，在这里遗留了一把铁刀。 进一步勘探发现，盗墓者还把北侧内外椁的壁板搬到了西侧，还在墓室一角凿了一个方洞，并遗留有一把铁凿。 随着填土被一点点清出，考古人员吃惊地看到，墓室内的大部分“条木”和扁平立木都有焚烧过的痕迹。 这表明，这座墓不仅被盗，而且盗掘后又被焚烧，很可能是为了销毁证据。 不过，大火因为缺氧，烧到一定程度后就自然熄灭垒，所以墓室内大部分木结构都得以幸存，这才有了后续的重大发现。 不但墓室被严重破坏，墓主人的尸体也已不在棺内，而是被拖至棺外、头东脚西放在内椁底板上，但骨骼尚未散乱。 在死者颈部还发现了一段残绳，应该是盗墓者在向外拖拽尸体，搜索死者身上的随葬品时遗留。 这说明盗墓者进入时，尸体的肌肉尚未腐烂（能够整体拖动）。据此可推测，此墓被盗的时间，很可能是西汉末年的战乱时代。  黄肠题凑 1974年10月4日国庆假期结束后，经过短暂休息的考古人员都返回了发掘现场，继续投入紧张的工作中。 又经过一周清理，墓室内最壮观的部分终于呈现在大家面前，这也是大葆台汉墓最有文化价值的一部分：大量条木垒成的墓墙。 纵观整个墓室，四面都用一种“条木”层层垒起，而且“条木”全部头向内，墓墙南面还留有一个木门。 虽然历经千年，但这些条木依旧坚硬如新，呈棕褐色，有的木料表面还可以看到一层淡黄色的树脂油，散发着木质的芳香。 工作人员还在成堆的木料中发现了一根木简，用墨色书写一行汉隶：樵中格吴子运。这应该是运送木料的商人所留。这块木简带有文字，是非常珍贵的实物。 用来垒墓墙的“条木”规整平直，表面还进行过打磨，在一些大条木的两边端头，还能看到十字形墨线，这说明西汉木工已经开始使用墨斗之类的划线工具了。 据工作人员推测，按现有高度共有条木大约14,000根，约合122立方米。最大的一根条木重达32公斤，用料之多令人惊叹。 面对用木头层层叠叠垒起的四面墓墙，考古工作者也很茫然，不知此为何物，因为这种墓墙在以前的考古发掘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文献和实物完全一致大葆台汉墓中这些“木墙”究竟是什么？最终揭开谜底的是一封信。 在发掘期间，北京文物管理处的于杰先生，给另一位文物工作者吴梦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于杰先生摘抄了一些古文献中和这座墓葬类似的记载，并明确提出，木墙很可能就是文献所说的“黄肠题凑”。  于杰先生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一直在从事文物考古工作。他熟知北京史料文献，这封信顿时让考古人员茅塞顿开。 随后大家开始大量翻阅文献资料，果然在《汉书霍光传》中发现这样的记载：霍光死后皇帝赐给他“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这是“黄肠题凑”一词的最早出现。 据文献记载，“黄肠”是在形容材质和颜色，特指柏木黄心；“题凑”是形容木头摆放的形式和结构，特指木头的端头向内。 在发掘现场经过仔细核查发现，不管哪个方向的墓墙，每根“条木”的端头确实都是向内的，和文献所载一致。 那“条木”是不是柏木呢？考古人员请江西省木材工业研究所对木料进行了鉴定，得到的答复是：这些“条木”不但是柏木，而且都是柏木心。 至此，现场实物和文献高度匹配。  经过多方核对后，已经可以确认，这些被考古人员称为“条木”的墓墙，就是文献记载中的“黄肠题凑”。这个结论让大家都非常兴奋，因为文献虽有记载，但千年来却从没看到过实物。 大葆台汉墓首次向人们揭示了“黄肠题凑”的真实形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理出金钱豹骨1974年10月8日开始，发掘工作进入了墓室内部清理的阶段。新闻电影制片厂还在现场进行了考古摄影和新闻录像，留取了必要的资料。 由于墓葬已经被盗，所以并没有像马王堆汉墓那样出土太多文物。即使这样，在清理中仍然整理出数百件随葬品，其中很多是零散的器物碎片，不过也有一些是不失珍贵的文物。  鎏金青铜兽面铺首 在大葆台1号墓黄肠题凑木墙的正南方，设有一个门，宽3.6米，高3米，门上装着图中所示的鎏金青铜兽面铺首，高24.5厘米。所谓“铺首”，其实就是门上的拉手装饰件。
在出土的文物中，有两件尤其特别。 一是发现了一具殉葬的兽骨，在东侧外回廊北端。经北京自然博物馆鉴定，这是一只尚未成年的雄性金钱豹，殉葬豹子在北京地区很少发现。墓内还出现过一次豹的形象，那是一只铜质小豹，造型栩栩如生。 二是出土了4枚象牙棋子，造型为六面长方形，雕工精巧，形象生动，不但是精美的雕刻艺术品，还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玩乐之物。这些都为研究汉代物质文化，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 因为被盗，墓主人的棺椁盖板都已经散架，内外椁的厚壁板被盗墓者移到了西侧。经过认真复原和清理，最终确认此墓使用了二椁三棺，一共五重，结构严密。 一百多块木板全部用榫卯和扣接的方法拼合，没有一根铁钉。 五重棺椁均使用上好的木料，尤其中棺和内棺更为讲究，都使用了制作精细规整的楠木，工艺水平很高。其中最大的一块外裹壁板重量大约有500公斤以上，10名工兵战士搬运都感到很吃力。如此厚重、高大和讲究的棺椁，让考古人员也感到惊叹。  1974年十月下旬，工作人员又在墓葬偏北钻探时发现了大量红烧土和零星兽骨，漆片。随后经确认，第二座被盗的汉代墓葬出现，墓内发现一具尸骨。 经批准，正式将第一次发现的墓葬定为“一号墓”，第二座墓葬定为“二号墓”。二号墓形制和一号墓一样，只是规模较小、年代稍晚。 经鉴定，一号墓死者为40岁左右男性，二号墓为25岁左右女性。专家认为，这很可能是西汉早期的“同坟异藏”，大葆台汉墓实为夫妻合葬。 一号墓和二号墓都出土有众多漆器，西汉时漆器造价高昂。厚葬如此众多的精美漆器，即使对诸侯王来说，也并非易事。 在一号墓的外回廊，还发现了三辆朱轮华毂车的残骸。尤其珍贵的是这三辆车都是实用车，而非通常所见的明器车，为研究汉代车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两座墓室虽然都在早年被盗，但仍出土了陶、铜、铁、玉、玛瑙、漆器、丝织品等400余件。 墓主人是谁随着发掘工作的进展，大家都在思索：墓主人到底是谁？ 从出土的大量器物和规格，人们判断墓主人应该是西汉时北京地区的一位封王。但墓中并没有发现带有明确纪年和墓主人身份的实物，因此只能根据墓葬的结构和器物来进行推断。 其中钱币和铜镜是断代的重要实物。  墓中出土的一件漆器上，刻有“二十四年五月丙辰丞” 墓中出土的钱币都是五铢钱，据文献记载，五铢钱是在“元狩五年”才开始铸造。墓内出现五铢钱，说明墓葬年代应在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之后。 墓内还出土了四方铜镜，根据对铜镜形制的判别，考古学家认为应属于西汉中晚期。 北京地区西汉时属燕国(广阳国)，是燕王都城蓟城所在地，大葆台一、二号墓正处燕国境内，位于蓟城之西南，从这些情况考察，该墓应该是西汉燕王(广阳王)的墓。 根据这些线索，刚开始人们大多认为，这是汉武帝刘彻长子燕王刘旦之墓。但随着大量器物出土，另一位封王刘建也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西汉燕王共有八位，但符合出土文物时间的只有刘旦（在位38年）、刘旦之子刘建（在位29年）。由于资料缺乏，目前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的见解，但普遍认为刘建的可能性更大。 后记： 墓地发掘结束后发掘组认为，大葆台汉墓是国内已经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个带有“黄肠题凑”葬制的墓葬，应该就地将保护起来，如果能建一座专题博物馆就更好了。 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也认为应该保留，至少应该搞个陈列室，“既能反映我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又可以作为外宾参观游览的地方。” 1979年1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建立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1983年12月1日，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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