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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珐琅彩瓷，为清宫瓷器中最弥足珍贵、华艳妙丽之作。先在景德镇拉坯烧制，继而于紫禁城御作坊加绘珐琅彩，再次入炉烧成。有别于一般清瓷，瓷胎画珐琅制作严谨细致，尽显工匠画师艺技功架，由清圣祖敦鉴亲赏，每品皆属独一无二之作。 康熙皇帝乃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帝之一。他为满族在中原奠定了国家统一的长远基础，为多元民族国家创造了发展经济与文化的有利条件。康熙盛世，西方使节纷纷入朝。清圣祖天资聪颖，嗜读古书，勤于政务，重儒尊孔，后来接受西洋科技，学贯中西。纵然艺术并非其器重之领域范畴，但圣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爱好，让他成为瓷艺创新的推手。
为钻研科技，康熙皇帝于紫禁城内设立作坊，研制各式科学仪器、创作多样实用及装饰器物。由于作坊邻近其寝宫，圣祖能在创制过程中亲作监督品评。造办处统筹各大小作坊，俨然一所尖端实验室，成为宫廷画师、工匠及技师，精心研发崭新科技、手艺造工和物料的场地。对于晓畅科学、以欧洲人为主之来华洋人，圣祖甚为欢迎，并召引进宫，藉此汲取西洋之科技新知、技艺与物料，以填补中国在此领域的空白。 康熙一朝，欧洲教士抱着宗教热忱到临中国，带来各式新奇西洋器物，以上献圣祖，望藉此进宫传教，扩展耶稣会的影响力，西方画珐琅器亦因而传入清宫。圣祖对画珐琅深感着迷，起用远从欧洲来华的画珐琅艺匠，并引入西洋彩料，命宫中御作坊设法仿学照造。清宫初制珐琅器，依循欧洲当时流行的风格，于铜胎器上通体绘珐琅，满饰花卉纹样，与色地的华丽鲜彩，形成强烈对比。
首批于清宫内绘制的瓷胎画珐琅，与这些金属胎器的饰纹与用色非常相近。珐琅彩料，除了铜胎，亦有使用在宜兴紫砂及景德镇白瓷上。尽管景德镇早已掌握釉上加彩技艺，烧制五彩鬪彩等釉上彩器，但似乎没有成为宫廷珐琅作之蓝本。初时宫廷作坊的珐琅匠或为欧洲画师，他们也许认为瓷身釉面光滑，难上珐琅，遂要求御窑厂特制局部或全素瓷作加彩之用。 清宫画珐琅之艺，始自康熙五十年（1711年），却于圣祖在位的余下约十年间，臻趋完美。当时仍依赖进口彩料，或多或少限制了成品数量，以致画珐琅器极为罕见。迄此为止，尤以胭脂红或粉红色料最为难得，除与本土颜料发色迥然不同外，其呈色元素来自黄金，令它更形珍罕。为求突破彩料供应受进口之局限，清宫珐琅作对色料研制锲而不舍。雍正六年（1728年），御作坊终在怡亲王允祥的监督下，成功提炼出十八种新色。
景德镇不久之后也采用珐琅彩，以绘饰瓷作，但与内宫作坊相比，两地制器迥然有别。北京珐琅作的早期作品，彩料色泽丰富讲究，每器也略有不同。景德镇所造之洋彩或粉彩瓷，用色配搭不久便发展出固定规范，随后即萧规曹随、较欠弹性。 两地作坊之另一重大区别在于生产规模。景德镇造瓷一贯量多，分工仔细，往往由不同艺匠专门担当各产瓷工序。紫禁城内造办处的珐琅作则是另一经营模式。除受宫中位置空间所限，作坊规模相形细小外，艺匠多单独创作及完成制品，精心细研，故所产画珐琅彩器，皆为匠心独运的逸品杰作。正如此盌，虽与康熙同朝作品风格一致，牡丹之饰也非寡，但他例布局略异，各不相同。细审之下，匠工精炼，尽显高才玮艺。 这时期的画珐琅，纹饰设计应该深受西方画珐琅艺匠影响，是以早期作品大多绘饰极富异国风韵的华丽花卉纹样。另有一类珐琅作，则由宫廷画师奉命绘画，或与珐琅艺匠携手合作。正如此牡丹图盌，吸收了中国花卉绘画的精华，以缤纷色彩描写牡丹盛开，葩华秀发，绿叶相倚，展现一片繁华之象，照证康朝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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