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7年1月，北伐军分三路进取浙江、上海、安徽、江苏、豫南。罗炳辉所在的第三军第九师暂划归程潜指挥，出江西入安徽境，连克芜湖、采石矶直迫南京。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后，罗炳辉部开回安庆驻防。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5月29日，朱培德在江西“礼送”中共党员140余人出境。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罗炳辉深深陷入迷惘、矛盾和痛苦思索中。他对共产党员的英勇无私是敬佩的，对土豪劣绅也深恶痛绝，但是，他对共产主义并不了解，而且还恪守着“军人不问政治”、“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信条。因此，当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他所在的第九军二十七师七十九团在南昌城外小营盘驻地被贺龙指挥的二十军缴械，原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找他谈话，要他参加革命时，他表示仍愿留在滇军，没有参加起义军。 在安庆防区内，罗炳辉因主持公道，为贫苦农民说话，遭到了土豪劣绅们的仇视。他向士兵们演说：“当兵的薪饷是在枪林弹雨中冒死挣来的。只有士兵的父母和妻子儿女才能用这些钱。长官若吞吃兵饷，就是喝兵血，吃兵肉！用这种昧良心钱盖房子要着火烧，买田要着水冲，讨老婆生儿子不长屁眼！”士兵们拍掌欢呼，可是军官们对他恨之入骨。他军纪严明，枪毙了两个奸淫掳掠的军官，引起了军官们更大的仇恨。他凭着自己的天良和正义感扶贫济危、抑压豪强，军官们却据此控告他是“共产党嫌疑”。这一切，反倒唤醒了他对共产党人的好感。 1928年11月，在蒋介石以吞并、削弱异己为目的的“陆军编遣运动”中，平日就嫉恨罗炳辉的第七十九团副团长李文彬纠合中级军官，编织了“罗炳辉通共十大罪状”，联名上报南京国民政府、江西省政府、第五路军司令部，欲置罗炳辉于死地。此时，已经任江西省主席兼第五路军总指挥高位的朱培德，见事已闹大，就设计把罗炳辉骗上停靠在吉安的小火轮，船到南昌，才宣布罗炳辉已被遣散了。罗炳辉愤怒至极，去见朱培德。朱培德说：“你有很大战功，为人也忠诚坦白，就是火气太盛，难以与同事相处。此次裁撤，五路军6个师裁掉4个，撤了总指挥部、两个军部、4个师部、8个团部，遣散官兵一万多人。被裁军官2000多位，都不肯走，我不能为你一人而得罪大家呀！”罗炳辉激愤地说：“我来见省主席，一不是要官做，二不是要钱花，炳辉也决不做害民的官。只要人格在，挑葱卖菜也是一生，何必军马大刀！”总算朱培德还念旧情，便写一亲笔信给广东省主席陈铭枢，介绍罗炳辉去广州谋职。12月底，罗炳辉和300多名被遣散的滇军弟兄乘船由九江到达上海。 1929年1月11日，罗炳辉正要上船去广州，突遇故友，强行挽留，他只好退票，与滇军弟兄洒泪而别。17日，罗炳辉正在旅馆，那位朋友一路嚷着闯了进来，说：“你要给我救命钱了！”原来，罗炳辉准备乘坐的新华轮16日凌晨4时在距香港12英里的洋面上触礁沉没了！罗炳辉虽然幸免于遇难，但倍感悲痛愤懑。这些和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袍泽和弟兄，有的在讨袁护国中流过血，有的在北伐战争中立过功，这些国民革命的功臣竟悲惨地葬身海底，而且“淹死之尸体多在船内一时无法可以捞出”。与此同时，江西方面又不断传来朱培德、王均、汉鼎率滇军“剿共”的消息。这一切，都给罗炳辉以巨大的精神刺激。他逐渐看清了该走的人生道路。 2月，罗炳辉到广州，受到广东省主席陈铭枢的款待。有位军界朋友推荐他任黄埔军校中校区队长，罗炳辉婉言谢绝了，不久便决意离粤赴赣。3月，罗炳辉返回江西到高安县，办硝磺矿失败。有人推荐他任高安县公安局局长。高安县县长刘振群北伐时是罗炳辉部下的连指导员，现在见罗炳辉落魄，态度十分踞傲，官气十足，罗炳辉当众吐了他一脸唾沫，怒骂：“老子革命是替你们这些人革的么！”原公安局局长毛正先是个反动军人，曾于1927年3月制造残杀共产党员的“高安惨案”，也不肯向罗炳辉交职，被罗炳辉打了一耳光。罗炳辉回江西后，就不断听到朱德、毛泽东转战湘、粤、赣的消息，还见到过红军张贴的标语，便萌发了拉队伍、投朱毛的念头。这时，他决定策动县政府的老兵，杀掉县长和劣绅，拖枪上山当红军。事为刘振群侦知，打电话向省政府告急，说罗炳辉要暴动。罗炳辉来不及组织，星夜避走南昌，托人疏通，才使事态平息。至此，罗炳辉决心先掌握一支武装，然后再图大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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