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世纪上半叶，英国意图在新获得的非洲殖民地推广棉花种植，从而满足英国国内棉纺织业的原棉需求，减轻对于美国原棉供应的严重依赖。在英国棉花种植协会推动下，英属非洲殖民地纷纷采取棉花种植推广措施，主要包括劳动力控制、提高原棉质量以及市场销售控制等。英属非洲殖民地的棉花种植推广取得一定成效，尤其是在乌干达、苏丹和尼亚萨兰等地，但未能达到殖民者的预期，一些殖民地的原棉产出也被当地棉纺织业吸收。棉花种植推广活动导致非洲很多地区陷入依附性发展之中，加剧了非洲社会的分化，并引发非洲农民的反抗与抵制。20世纪上半叶英属非洲殖民地棉花种植推广的历史，折射出非洲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复杂进程及其深远影响。关键词 英属非洲殖民地 殖民主义 棉花 英国棉花种植协会 原棉供应
棉纺织业作为英国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从一开始就严重依赖于海外的原棉供应。到19世纪下半叶，美国成为英国棉纺织业主要的原棉供应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原棉危机频频爆发情况下，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殖民者纷纷将目光投向非洲大陆，试图将非洲殖民地打造成为原棉供应地。寻找全新的原棉供应地，与欧洲殖民者对于非洲的殖民征服和殖民统治确立相伴随。非洲殖民地的棉花种植推广活动，引发非洲社会经济的剧烈变革，推动非洲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非洲经济作物推广的历史上，棉花的特殊性在于，它受到欧洲殖民者如此高程度关注，而其实际推广的效果却让殖民者极为失望。因此，这一案例生动地揭示出，殖民主义的政策意图与其实际效果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
围绕着非洲殖民地的棉花种植推广，国外的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研究者认为强大的殖民地国家有能力组织殖民地棉花生产，代表性观点有“剩余出路(vent for surplus)理论”和“不发达理论”。前者认为欧洲殖民者通过引入棉花等经济作物，充分利用了非洲社会的潜力。后者则强调，棉花种植回报低并且不稳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而这与现有的粮食生产是无法兼容的，再加上非洲农民无法控制贸易条件，因此导致非洲财富大量流出非洲大陆，非洲殖民地的棉花种植暴露出欧洲殖民主义对于非洲的严重剥削。这两种观点对于殖民者棉花种植推广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但都强调殖民地国家在推广棉花种植方面的意图和力量，忽视了非洲农村社会的能动性以及棉花种植引发的社会分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者更多强调将殖民者的棉花种植推广置于非洲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不再只是关注非洲农民遭受的严重剥夺，也开始强调非洲社会能动性，力图展示非洲农民对于殖民者棉花种植推广活动的应对，注重分析殖民地政府的棉花种植推广活动如何加剧了酋长与农民之间以及非洲家庭内部性别和代际关系的不平等。近年来，日益勃兴的全球史研究也影响到非洲棉花种植史研究，相关研究开始关注跨殖民地联系、全球联系对于非洲殖民地棉花种植历史的复杂影响。 非洲的经济作物推广史在国内学界已有部分研究，围绕着殖民主义与非洲单一经济的形成也有较多论述。然而，相关研究较多侧重于殖民宗主国的政策目标，而较少关注非洲社会在经济作物推广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概括论述较多，针对特定经济作物的个案研究相对较少。我们需要深入认识棉花种植推广在英属非洲殖民地由自然经济向殖民地经济转变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剖析非洲社会在面对殖民者棉花种植推广时表现出的历史能动性，关注非洲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复杂性。
从19世纪上半叶起，英国棉纺织业严重依赖于美国的原棉产出。英国每年消耗400万包原棉(每包为500磅)，其中80%来自美国，15%来自埃及，另有5%来自世界其他地区。1861-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欧洲爆发严重“棉荒”，原棉价格暴涨，棉纺作坊大量倒闭。这次“棉荒”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首次“原材料危机”，引发全球范围内出现全新的劳动力、资本和国家权力的网络。当时欧洲列强试图寻找能够替代美国的原棉供应地，纷纷将目光投向非洲，在塞内加尔、冈比亚、塞拉利昂、黄金海岸、尼日利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推广面向出口的棉花生产。正值欧洲殖民者准备在非洲殖民地推广棉花种植时，美国内战结束，美国棉花重新供应世界市场并且所占份额持续上升，到1897-1898年，美国棉花供应达到顶点，占世界原棉出口的86%，继续成为英国棉纺织业主要的原棉供应地。然而，由于棉子象鼻虫(boll weevil)肆虐导致美国原棉产量锐减，再加上美国国内和亚洲蓬勃发展的棉纺织业的巨大需求，以及投机商操纵棉花市场，这些因素导致19世纪90年代原棉供应的国际环境变得极为复杂。1901-1904年英国棉纺织业利润下降，工厂停工，工人失业，而印度和埃及的原棉供应无法解决英国原棉供应问题。
在这一情况下，欧洲殖民者迫切希望找到全新的原棉供应地，因而将目光投向新获得的非洲殖民地。棉花与欧洲列强对于非洲的殖民征服与殖民统治密切相关，推广棉花种植成为新成立的非洲殖民地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温斯顿·丘吉尔鼓吹棉花是“将英国工业民主社会的物质利益”与热带殖民地“联结起来的细线”。殖民者期待非洲大陆取代美国南部而成为世界主要的原棉供应地，英国记者E. D. 莫里尔(E. D. Morel)曾预测道：“西非黑人在异乡土地上作为奴隶或者被雇佣的奴仆所做的事情，完全可以让他们作为自由人或者地主在非洲完成。”英国本土的棉花利益群体也组织起来，试图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政策施加影响。1902年，英国棉花种植协会(British Cotton Growing Association)成立，其成员包括政府官员、纺纱厂主、制造商、贸易商和运输商等。作为私人的营利性组织，它积极寻求伦敦和各殖民地政府的支持，以推动非洲殖民地的棉花生产，缓解英国棉纺织业对于美国原棉的严重依赖。 欧洲殖民者深信富饶的热带非洲有着棉花生产的巨大潜力，特别是因为非洲很多地区有着棉花种植和手工棉纺织业的悠久历史。在殖民统治时代以前，西非萨赫勒地区的棉花种植已经有数百年历史。尼日利亚北部城市卡诺(Kano)的染布业远近闻名，这里的棉布行销萨赫勒地区，甚至穿过撒哈拉沙漠销往北非，卡诺被誉为“西非的曼彻斯特”。在南部非洲，19世纪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发现赞比西河流域有土生土长的棉花，当地非洲人织就的棉布质地优良。另外，正是由于非洲社会的棉布需求长期存在，因此棉纺织品成为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重要商品，欧洲商人竭力迎合非洲社会对于棉布的消费需求和审美标准。 欧洲殖民者普遍相信，即便是在原本并未广泛种植棉花的地区，只要推广棉花种植，这些肥沃土地就能大量产出棉花。按照欧洲殖民者的观念，热带非洲殖民地拥有广袤而肥沃的土地，阳光充足，气候温和，并且非洲人有着大量的闲余时间，来自欧洲的需求刺激和科学知识就能有效地开发这一潜力。英国殖民者将棉花种植推广视作确立和强化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强调有必要采取强制手段迫使“懒惰的、得过且过的非洲人”种植棉花，因为“棉花要比其他作物更能将非洲农民引入货币经济之中，无论结果如何，棉花都将给整个非洲带来全新前景”。 英属非洲殖民地的棉花种植推广活动，是在英国政府推动和支持下，英国棉花种植协会与各殖民地政府合作开展的，意在使殖民地发展服从于帝国本土利益。英国棉花种植协会在棉花种植推广的最初阶段起着重要作用。尽管英国政府声称全力支持“帝国棉花”事业，然而无论是保守党政府还是自由党政府，都不愿意为非洲投入太多资金。20世纪初，各殖民地政府刚刚建立，它们自身能力极为有限，无法为英国棉花种植协会提供有效支持，而英国殖民部和伦敦的科学机构缺乏包括棉花在内的热带农作物的种植技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原棉供应问题的严峻性日益凸显。1917年英国政府设立帝国棉花种植委员会，负责调查帝国范围内扩大棉花生产的可行性。1921年，帝国棉花种植公司(Empire Cotton Growing Corporation)取代帝国棉花种植委员会，它与殖民部和殖民地政府合作，在热带殖民地开展棉花种植技术研究与推广，而英国棉花种植协会主要作为决策咨询机构和贸易代表机构。随着各殖民地成立销售委员会，殖民地政府在原棉生产和销售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英国棉花种植协会集中关注尼日利亚、埃及、乌干达、苏丹、尼亚萨兰、坦噶尼喀和南非。英国棉花种植协会的主要工作包括设立轧棉作坊、棉种改良、棉花收购以及棉花技术推广。作为私营机构，英国棉花种植协会需要借助殖民地政府来推广棉花种植。殖民地政府在制定棉花销售相关法规方面给予英国棉花种植协会以特殊照顾，限制棉花收购和轧棉过程中的竞争，并且允许英国棉花种植协会对棉花品种、棉种分发地点以及棉花种植技术做出严格限制，以回报英国棉花种植协会提供的农业服务。在英国棉花种植协会推动下，乌干达殖民地政府于1908年颁布《棉花法令》(Cotton Ordinance)，对于原棉收购、轧棉和出口做出严格规定，很多殖民地随后颁布类似法令。 英国殖民者自诩在经济手段和道德上更为“优越”，宣称主要依靠自由劳动力和市场力量来推广棉花种植。然而事实上，欧洲殖民者之间的区别只是强制程度的差异。英国殖民主义需要在自由市场条件下运用强制手段来推广棉花种植。英国诉诸种族观念来化解自由放任与强制生产之间的悖论，宣称“'尼格罗人’是病态的，需要在监管和强制之下实现自由”。按照这一观念，非洲人无法“理性地”回应经济刺激。英国棉花种植协会自视为欧洲“文明使命”的推动力量，希望“尽可能地引导黑人沿着自然发展道路前进”。到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之后，英国殖民者广泛运用宣传、税收、法律规范和监管措施推动非洲农民种植棉花。殖民地政府的推动，再加上国际棉价上涨和交通运输发展，这些因素有助于非洲农民接受棉花种植。英国殖民者的棉花种植推广措施涉及劳动力控制、提高原棉质量以及市场销售控制等方面。 第一，劳动力控制。英国殖民者最初寄希望于种植园模式的棉花生产，但是这类种植园并未取得成功。例如，1902-1914年，英国棉花种植协会在西非先后建立了十多个私营的棉花种植园，由于管理不善、棉产量并不稳定、资本不足或者农业技术经验缺乏等诸多因素，这些种植园均以失败而告终。在东部和中部非洲，英国殖民政府起先鼓励白人移民建立棉花种植园。例如肯尼亚殖民当局在尼扬扎省把将近53万英亩土地拨给白人种植园主。在乌干达，殖民政府官员、英属东非公司以及白人移民利益群体鼓吹发展种植园经济。到1914年，乌干达一共出现了130家欧洲人和亚洲人经营的种植园，大多数在布干达地区，总计约5万英亩。类似的棉花种植园也出现在尼亚萨兰和斯威士兰，但是规模较小。这些棉花种植园通常需要较高的资本投入，采用西式种植技术，由欧洲人监管，雇佣非洲劳动力。它们面临着劳动力严重匮乏问题，非洲农民不愿到种植园务工，尤其是农忙季节需要打理自己的庄稼。白人农场主很快丧失了对于棉花的兴趣，转而种植其他经济作物。例如，肯尼亚的白人更愿意种植咖啡，在坦噶尼喀则是剑麻，在尼亚萨兰为茶叶和烟草。白人种植园模式的失利，意味着殖民者日益依赖非洲农民来种植棉花，殖民者得出结论称“土著在自己土地上劳作，比在欧洲人的种植园要好得多”。 事实上，在布干达、尼亚萨兰以及西非部分地区，当地农民积极应对棉花生产这一新机遇。在东非的布干达，一些农民开始接受棉花种植，因为每年有两个雨季，棉花生产不会与粮食作物生产发生冲突，不需要农民彻底改变种植方式，因此棉花种植是对于原有农业体系的补充。而且，布干达农民以往已经有种植和销售树皮布(barkcloth)的经验，因此对于经济作物种植并不陌生。类似地，在尼亚萨兰的希雷河(Shire)流域，有利的生态环境条件，再加上种植棉花可免于到欧洲种植园劳作的重负，因此当地农民积极种植棉花。殖民统治的确立和逐渐完善，严重限制了当地农民获取现金收入的其他机会，殖民时代广泛建立的森林保护区剥夺了当地农民的狩猎权，而陶制品和食盐的大量进口也导致当地制陶业和制盐业的衰败，这些在客观上也有助于棉花种植推广。当地农民的棉产量持续增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经超过欧洲人的棉花种植园。到1923年，殖民地农业总监承认“依靠欧洲人来开发保护的努力显然已经失败”。 英属非洲殖民地政府通过征税、强迫非洲人以棉花的实物形式缴税等手段来推动非洲农民种植棉花。有殖民官员主张通过市场刺激手段来推动非洲农民种植面向出口的棉花，但问题是英国棉纺织业开出的原棉收购价格较低，很多非洲农民不愿意种植棉花，或者更愿意将原棉产出卖给出价更高的非洲本土棉纺织作坊。例如，1901年尼亚萨兰殖民地政府将人头税翻了一倍，同时给那些在白人的棉花、烟草或者咖啡种植园劳作的非洲人减免50%的税额。1910年，英国棉花种植协会与尼亚萨兰殖民地政府合作推出《棉花法令》，通过税收和市场控制手段迫使农民种植棉花。面对这种超经济压力，非洲男性如果不想前往白人种植园和矿山务工，就只能按照政府的要求种植棉花。按照法令，非洲农民需要在棉花收获之后将棉秆全部拔除、烧掉，以根除害虫。如果非洲农民不遵守法令，则会被惩罚。法令还通过控制棉种来限制农民的生产自主性，销售的所有棉种都需要经过殖民地农业部批准。尼亚萨兰殖民地政府授予英国棉花种植协会以殖民地范围内的原棉垄断收购权，殖民地所有的棉花产出都需要在殖民地轧棉作坊加工，而不允许卖到邻近的莫桑比克。非洲湖泊公司(African Lake Corporation)代表英国棉花种植协会收购尼亚萨兰的原棉产出，轧棉作坊在轧棉过程中将棉籽控制起来，以免农民们直接接触棉籽。非洲农民如果违反《棉花法令》会被罚款5英镑或者监禁1个月。类似的棉花法令，意在提高原棉质量和产量，同时强化政府对于非洲农民生产和劳动力的控制。 以非洲小农为主的棉花种植模式，需要英国殖民者借助非洲当地精英的力量。例如，在北尼日利亚，殖民政府命令地方官员通过当地精英来组织棉花生产，要“告知埃米尔、当地酋长和民众，只要他们种植棉花，欧洲商人就会上门收购”。在乌干达，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酋长成为殖民地政府棉花种植推广的先锋，酋长在布尼奥罗(Bunyoro)、布索加(Busoga)、安科莱(Ankole)、托罗(Toro)和布基苏(Bugisu)等地组织集体棉田。在当地政府农业官员帮助下，酋长们专门划出用于种植棉花的土地，并且通过殴打、监禁和罚款等方式迫使农民完成政府规定的棉花种植任务。这些棉田位于酋长或者首领所在村庄之中，并且紧邻道路和行政中心，殖民官员认为很容易对这些棉田进行监管。这种集体棉田在东非十分普遍，是英、德等国殖民者最初推广棉花生产的重要途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殖民者意识到强制的集体棉田种植效率低下，转而鼓励非洲农民将棉花生产纳入家庭经济之中。 除了英属非洲殖民地广泛存在的小农模式外，苏丹还出现了以佃农棉花生产为基础的灌溉种植模式，即“吉泽拉计划”(Gezira Scheme)，这与法国殖民者在马里设立的尼日尔办事处(Office du Niger)一道，成为殖民宗主国在非洲推广棉花种植的特殊案例。1925年，英埃苏丹政府推出吉泽拉计划，在青尼罗河修建大坝，培育出大面积的灌溉棉田。吉泽拉计划采用佃农制，由苏丹种植园辛迪加(Sudan Plantations Syndicate)将土地分配给小农租户种植，每个佃户可获得12.6公顷土地，其中4.2公顷专门种植棉花，4.2公顷休耕，2.1公顷种植小米，2.1公顷种植饲料，每年轮替。公司提供棉花加工、销售和技术服务，政府主要负责大型灌溉工程。实际收益由种植者、公司和政府共同分享。吉泽拉计划要求农民必须种植一定量的长绒棉，并且所分配的土地只能继承而不得买卖。由于当地降雨量不确定，并且加入计划的佃农可获得可灌溉土地，因此这一计划对于当地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到20世纪30年代末，吉泽拉计划已经扩展至42万公顷，其中棉田9万公顷。到殖民统治结束时，吉泽拉计划已经涵盖2，5000户佃农，此外还包括大量的工资劳动力。 第二，提高原棉质量。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中等纤维长度的高地棉(upland cotton)在世界棉花供应中占主导地位，欧洲的纺纱机通常按照这一标准设计制造。非洲和印度出产的一般是短纤维棉并且纤维长度不均，颜色和质量混杂不一。英国殖民者为提高非洲原棉质量采取的措施主要为以下三种。 首先，是棉种改良。英国皇家植物园(Kew Gardens)在近代英国殖民扩张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负责为自治殖民地和王室殖民地提供农业和植物学知识支持。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英国皇家植物园在棉花种植方面没有太多研究成果。因此，英国棉花种植协会当时在非洲殖民地进行了大量的棉种试验。英国棉花种植协会最初将美国棉种免费分发给非洲农民，并且派专家教非洲农民棉花种植技术，以免美国棉种被土著棉种“污染”。例如，1908年乌干达棉花法令规定只允许种植美国高地棉种，政府负责棉种分发，禁止农民重复使用往年的棉籽作为棉种。然而，这些进口棉种并不适合所有殖民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因此欧洲植物学家在非洲各地长期进行棉种杂交试验，将美国、埃及、西印度群岛和印度的棉种引入非洲殖民地，希望借助“科学”手段提高殖民地的原棉质量。早在1898-1899年西非科学考察中，植物学家奥古斯特·舍瓦利耶(Auguste Chevalier)已经注意到土著棉种的产量要比新引进的棉种产量更高，并且有更强的抗病性。此后，欧洲植物学家开始将外来棉种与当地棉种杂交以培育高产棉种，其中一些表现相当优异，例如多哥海岛种(Togo Sea-Island)、布干达当地种(Buganda Local) 和尼亚萨兰高地种(Nyasaland Upland)。 其次，是棉花种植新技术推广。英属非洲殖民地政府大多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逐渐建立起农业技术官员体系，在此之前，由英国棉花种植协会负责向非洲农民宣讲农业技术，建立试验棉田，培训当地教师和技术员。帝国昆虫研究局(Imperial Bureau of Entomology)和1903年成立的帝国研究院(The Imperial Institute)，为英国棉花种植协会提供技术支持。英国殖民官员和英国棉花种植协会通常批评非洲人在农业方面“无知”、“落后”或者“懒惰”，他们通过建立示范棉田、宣讲种植技术、分发当地语言的宣传手册等方式推广棉花种植技术，例如单一作物种植、深耕、垄作栽培，在收获之后清除棉秆。与非洲已有的混合农业种植方式相比，这些农业技术有助于提高棉产量，但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 再次，是提供奖金激励。英国棉花种植协会通过奖金激励来鼓励非洲农民种植英国棉纺织业需要的原棉品种。例如1920年，英国棉花种植协会为尼日利亚农民提供的土著棉种的原棉收购价为3.5便士/磅，而改良棉种的原棉为4.5便士/磅。在一些殖民地，英国棉花种植协会为达到标准的农民提供“棉花奖”，这些标准涉及棉田料理，单位产量，所用棉种质量以及棉花采摘、分类和存储等方面。英国棉花种植协会希望以此“推动更好地种植棉花，使用改良棉种，采取轮种，合理施肥以及尽可能产出质量最好的棉花”。 第三，市场销售控制手段。英国殖民者不仅试图推动非洲殖民地产出高质量的棉花，而且设法让非洲棉农以适当价格卖给殖民者。英国殖民者的棉花销售控制手段主要包括下述三种。 首先，设立轧棉作坊。英国棉花种植协会从成立之初就强调棉花收购环节的过度竞争会导致质量低劣的棉花卖到利物浦，因此它一方面维持着非洲农民自由种植和销售棉花的假象，另一方面竭力遏制那些影响殖民政府对于原棉实现市场销售控制的因素。按照英国棉花种植协会的条款，轧棉作坊作为唯一合法的棉花收购方，它有权拒绝收购未达标的棉花，从而迫使农民按照殖民者要求来种植棉花，以实现对于殖民地原棉产出的垄断收购和质量监控的双重目标。英国棉花种植协会正是凭借着对于轧棉作坊的垄断，从而实现对于殖民地棉花生产的监管，而不需要直接控制土地和劳动力。政府设立的轧棉作坊还负责分发下一季的棉种，并且按照国际标准进行分类、清理和打包，以适应欧洲本土棉纺织业的需求，这些作坊因此起到原棉质量控制的作用。 其次，改善交通运输条件。热带非洲大部分地区无法使用牲畜来运送货物，而只能依靠人力搬运。棉农需要将棉花扛运到地区市场、轧棉作坊或者铁路仓储站，但是很难依靠人工扛运到沿海港口。原棉具有体积庞大、价格低的特点，而修建铁路成为运送原棉的重要途径。20世纪初，尼日利亚北部、乌干达和尼亚萨兰殖民地政府通过建造铁路来解决原棉运输问题。坦噶尼喀的乌苏库玛(Usukuma)直到“二战”结束之前一直是劳动力输出地，随着铁路延伸到这里，当地棉产量从3万包增至15万包。在黄金海岸的沃尔特河流域、坦噶尼喀的鲁非吉河流域或者维多利亚湖区，殖民者利用河流和湖泊来运送棉花。20世纪20年代以后，卡车取代人力成为非洲棉产区主要的运输方式。 最后，实行固定的原棉收购价。英国棉花种植协会宣扬奉行自由市场原则，但是遭遇到非洲殖民地现实状况的严重限制。在西非地区，英国殖民者意识到，殖民地内部的原棉市场使得棉农得以逃避原棉出口，因此有必要采取干预措施。英国控制殖民地原棉市场，更多是为了通过消除竞争来获取非洲原棉产出，以确保英国本土能够获得价格低廉的原棉。在东非地区，商品经济和自由贸易发展缓慢，一些欧洲商贩和印度商贩通过以货易货、预借现金等方式迫使非洲棉农以极低价格供应棉花。英国殖民当局担心这影响到棉农的积极性，甚至引发大规模的社会骚乱，因此在乌干达和肯尼亚建立官方的原棉市场，要求所有的棉商必须获得政府颁发的许可证，需要明码标价，并且支付现金给棉农。然而，殖民地政府无法避免非洲棉农将原棉卖给欧洲商贩和印度商贩的轧棉作坊。只有尼亚萨兰殖民地政府于1923年成功地将欧洲商贩和印度商贩赶走，使得英国棉花种植协会实现对于当地原棉产出的垄断。英国殖民者所设定的原棉收购最低价，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成了最高收购价。然而，在棉花收购价过低情况下，非洲农民更愿意种植其他的农作物。例如，1902-1903年，在英国棉花种植协会鼓动下，尼日利亚南部农民大量种植棉花，但是英国棉花种植协会给出的收购价极低，英国棉花种植协会的当地专家请求适当提高棉花收购价格，但是遭到拒绝，它声称这是为了避免非洲民众期望过高。“一战”后，在国际棉价下跌情况下，为调动非洲农民种植棉花的积极性，英国棉花种植协会不得不提高原棉收购价。
在殖民宗主国之中，英国在殖民地棉花种植推广投入最多，成效也最为明显。到1913年，从非洲出口到欧洲的棉花有74%来自英属殖民地。1902年英国棉花种植协会开始在布干达推广棉花种植，到1905年逐渐扩展到布尼奥罗、布索加和安科莱地区。乌干达的原棉出口从1908-1909年的725吨，增至1928年的27,697吨。吉泽拉计划推出后，苏丹棉花出口迅速增多，到20世纪20年代末增至16万包。尼日利亚的棉产量虽未达到英国棉花种植协会的预期，但到1926年也出口了5万包。非洲殖民地的原棉出口，价格低廉且供应稳定，有助于缓解英国对于美国原棉供应的严重依赖。 尽管如此，整个殖民统治时代，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棉花产出仍然远少于埃及，在全球原棉贸易中仅占1%，并且在欧洲宗主国进口原棉之中所占比例极小。1927-1928年，世界原棉产出为570万吨，撒哈拉以南非洲仅为6.2万吨，只占到全球总产量的1%。埃及和苏丹的原棉产量相当于非洲其余地区原棉产量的6倍。1934-1938年，非洲的原棉年产量为65.1万吨，而埃及和苏丹产量占到其中的77%。到1960年，非洲原棉产量为87.6万吨，而埃及和苏丹的产量占到其中的68%。很多殖民地的棉花种植推广活动并未取得成功，例如在黄金海岸，从1902年开始，英国棉花种植协会鼓励沃尔特河流域的农民种植棉花，但是成效极为有限，英国棉花种植协会到1912年停止这一努力。黄金海岸的北方领地(Northern Territories)有着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的悠久历史，英国殖民者原本期待这里成为原棉产地，但是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到1920年，英国殖民者不再将北方领地视作潜在的原棉出口地区。在东非的肯尼亚，英国棉花种植协会于1906年开始在维多利亚湖区和沿海地带推广棉花种植，但是棉产量较为有限。在南罗德西亚，英国棉花种植协会从1904年开始推广棉花种植，此后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棉花种植推广进展缓慢，既是由于殖民地白人移民群体的反对，他们担心这将影响到自己所需要的黑人劳动力供应，也是因为黑人农民更愿意种植回报更高的粮食作物。到20世纪40年代，随着殖民地经济结构和白人诉求的变化，黑人农民的棉花种植开始发展起来，1949-1950年原棉年产量达到近2,000吨。 总体而言，英属非洲殖民地的棉花推广活动并未达到英国殖民者的预期，其原因主要是以下三种。 第一，棉花种植推广受到生态环境条件的严重制约。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英国殖民者对于非洲农业生态环境所知甚少，不了解当地降雨模式、土壤条件、病虫害等方面的基本情况。英国殖民者设想棉花能够适应温暖而湿润的热带环境。实际上，撒哈拉以南非洲在棉花种植所需的土壤、降雨和日照等方面都不具备明显优势。首先，棉花生长需要五个月有规律的降雨，而热带非洲的降雨是不规律或不可预测的，如果降雨延迟或者降雨量不足，会导致棉苗无法正常生长，过度降雨则会引发涝灾。非洲主要河流湖泊区域的棉花种植区，如乌干达的维多利亚湖地区、坦噶尼喀的鲁非吉河流域或者尼亚萨兰的希雷河流域，这些地区的棉花种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热带地区降雨不规律问题。但这些地区容易遭受其他自然灾害，如1939年强降雨加剧了希雷河流域的洪灾问题，成千上万的棉农流离失所。英埃苏丹通过吉泽拉计划建立灌溉棉花种植体系，从而确保稳定的水源供应，但这样的案例较为罕见。其次，热带地区的昼夜光周期从未达到12小时，而温带地区夏季为植物光合作用提供了更长的日照时间，这意味着，即便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棉花种植业发展前景最好的地区也无法与温带地区相媲美，譬如埃及的棉花单位产量要比乌干达和坦桑尼亚高出30%至40%；再者，土壤方面，热带土壤由于淋溶和土壤侵蚀而缺少有机质，而棉花种植更是加剧了土壤养分流失。 20世纪初的英国殖民者缺少对于热带非洲农业生态环境的基本知识，直至20世纪20年代，当时著名农学家仍感叹“非洲大陆土壤带的分布还未受到研究者关注”。直到1922年英国皇家农学院在特立尼达成立之后，英国殖民官员才开始接受基本的热带农业知识训练。英国殖民者缺少有关非洲农业生态环境的基本知识，严重制约了英国棉花种植推广措施的成效。 第二，棉花种植推广与现有农业体系之间的深刻矛盾。英国殖民者错误认定非洲劳动力是未被有效利用的，严重忽视了当地农业体系原本已经存在的劳动力负担。前殖民时代非洲某些地区的棉花是与豆类、木薯、水稻或者玉米间种的，主要是由非洲妇女来种植，摘棉花是在主要粮食作物收获的高峰期之后，以免与粮食作物种植发生冲突。棉花与其他农作物间种，不仅使得非洲农民在棉花价格或者产量过低的情况下优先考虑粮食供应，而且也减少了种植棉花的劳动付出。很多地区的棉花是多年生的，农民并不是一年一种棉花，第二年、第三年的棉产量最多，到第四年或者第五年再将棉花连根拔起，然后再种植其他农作物。棉花与其他粮食作物间种还大大减少了虫害，并且有助于维持农作物的物种多样性。总体而言，在小块土地上实现棉花和粮食作物间种，这是非洲农民在当地农业生态环境中形成的生存策略，这一混合种植体系在满足非洲农民维持生计需求的同时，为非洲大陆的棉纺织业供应了大量原棉。 英国殖民者推崇的棉花单一种植与当地现有的农业体系之间存在尖锐矛盾，严重影响到当地社会的粮食安全。单一作物种植观念来自美国南部，美国农场主试图通过减少其他作物竞争阳光、水和土壤养分，从而增加棉花产量。美国南部的棉花单一种植依靠的是骡子拉的设备来平整土地，但是遭受萃萃蝇肆虐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广大地区无法使用畜力来种植棉花，完全依靠劳动力难以实现单一种植。与可可、咖啡或者棕榈种植不同，棉花单一种植需要在极短的种植季节投入大量劳动，需要定期修剪棉苗，并且不断除草，收获时也要动作迅速并且小心谨慎，以免破坏棉铃品相。棉花种植的时机极为关键，并且棉花种植过程需要极大的劳动力付出，种植每公顷棉花需要投入100至185天时间。殖民者推崇的棉花单一种植严重侵占了非洲农民能够投入到粮食作物或者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时间。大多数殖民地的非洲农民并不打算放弃粮食作物而种植棉花这一无法食用的经济作物，更何况棉花种植需要更为密集的劳动力投入。如果能够为非洲农民提供经过改良、适合与粮食作物实现间种的棉种，当地农民也并不排斥种植棉花。 非洲农民之所以不愿种植棉花，不仅是因为棉花种植的风险极大，需要额外的劳动投入，而且因为他们可以种植其他回报更高、劳动付出相对较少的农作物。例如，20世纪10年代塞拉利昂和冈比亚的花生产量是棉花的三倍，再加上花生与现有种植体系相兼容，并且在市场行情差的情况下还可以食用，这些因素导致殖民地政府推广棉花种植的努力归于失败。乌干达北部的兰戈人在前殖民时代已经种植芝麻并卖给布尼奥罗人，1909年英国殖民者开始在这一地区推广棉花种植，但是收效有限，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芝麻的市场价格下跌，棉花收购价格提高后，当地的棉产量才出现显著增长。 类似情况也包括英国棉花种植协会在尼日利亚北部的棉花种植推广活动。英国棉花种植协会认为卡诺土壤肥沃，适合种植棉花，他们相信这里的棉产量足以满足兰开夏的基本需求，它宣称北尼日利亚“有着世界上最适宜棉花种植的土壤条件”。从1904年开始，英国棉花种植协会在这里分发棉种，建立试验田和收购站，甚至专门建造了从巴罗(Baro)到卡诺的铁路。然而，英国的这些举措未能推动棉花生产，而是助长了当地人青睐的花生种植业发展，当地农民收入相应得以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当地社会对于棉纺织品的需求增长，抬高了当地棉花价格，将当地的原棉产量从出口领域吸引到当地市场。1910年，尼日利亚的木薯年产出为每英亩8至10英镑，而按照英国棉花种植协会提供的价格，每英亩的棉花产出只有3至4英镑，而花生的每英亩产出是棉花的两倍多，并且所需劳动投入更少。此外，苏丹农民和黄金海岸的农民更愿意种植的农作物分别是高粱和可可。这些农作物与棉花相比，明显的优点在于不需要密集的劳动力投入，并且收益相对较高。 第三，棉花种植推广的成效，受到殖民地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的深刻影响。在历史悠久的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地区，当地的手工棉纺织业吸纳了大量的棉花产出，欧洲殖民者企图用进口棉布击垮当地棉布，从而使得当地的原棉出口到欧洲。尼日利亚的殖民官员弗里德里克·约翰·卢加德(Frederick John Lugard)认为，只有击垮当地的手工棉纺织业，才能将当地棉产量纳入“棉花帝国”之中。由于殖民地政府未能完全控制非洲殖民地的棉纺织市场，非洲当地社会对于布料的特殊需求，因此当地的棉纺织业得以持续存在，它们开出的原棉收购价往往更高。例如，尼日利亚卡诺的原棉市场价常常是英国棉花种植协会原棉收购价的两倍，棉花收购条件也没有那么苛刻，因此吸引到更多的当地棉产量。殖民地农业总监P. H. 兰姆(P. H. Lamb)发现卡诺的轧棉作坊从尼日利亚其他地区大量收购棉花，导致殖民地棉花出口急剧减少。到1915年底，英国政府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它宣称“英国棉花种植协会同当地市场争夺棉花产出……这一努力……已经失败”，因而不再继续支持英国棉花种植协会。在国际贸易方面，就在英国殖民者在非洲殖民地推广棉花种植的同时，棉纺织技术迅速发展，而英国棉纺织企业未能有效利用新技术，因而颓势日渐显露，而印度和日本棉纺织业显著发展，日益成为英属非洲殖民地原棉出口的目的地。
非洲社会并非殖民地政府棉花种植推广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以诸多方式应对殖民者的棉花种植推广计划。非洲社会的能动性体现如下。
第一，棉花种植环节。棉花种植推广引发的激烈反抗较为少见，非洲农民反抗较多是通过隐蔽方式进行，一些被迫种植棉花的农民故意在贫瘠土地上种植棉花，忽视棉田日常养护标准要求或者间种禁令，甚至故意破坏棉苗。一些非洲农民为了躲避殖民地政府的棉花种植推广活动，甚至逃到邻近殖民地，例如从莫桑比克到尼亚萨兰或者南罗德西亚。殖民官员往往将农民隐蔽形式的抗议视作非洲农民“懒惰”的表现。也有农民转而种植其他更容易与棉花结合起来的粮食作物，尤其是玉米和木薯，尽管这些粮食作物的蛋白质含量远远低于谷物。在尼亚萨兰的希雷河流域，当地农民并未遵照殖民地政府的棉花种植规范，而是将棉花种植纳入现有粮食生产体系之中。当地农民有两种应对策略，一种是在收获了玉米、小米和高粱之后种植棉花，另一种是与甜薯、豆类作物等粮食作物间种，这两种适应策略在不影响粮食作物种植的情况下提高了原棉产量，使得希雷河下游地区成为重要的原棉产区。 第二，棉花销售环节。非洲农民的反抗，还表现为抵制殖民地政府的棉花销售法令，例如棉农们不把原棉卖给政府指定的收购者，而是卖给私人商贩，以逃避当地酋长征收的赋税，以及殖民地政府或者英国棉花种植协会的原棉质量检查，这种情况较为普遍。由于英国棉花种植协会的固定原棉收购价政策，不论棉花质量如何，收购价格都一样，一些非洲农民在原棉里掺杂垃圾、石块或者水分来增加棉花重量。殖民官员常常抱怨非洲棉农“非法地”跨越殖民地边界将棉花卖给补贴更高的邻近殖民地。例如，黄金海岸的棉花种植者将棉花卖给多哥的德国收购者。1909-1910年棉花收获季节，德国殖民政府建造的通向洛美的铁路通车，从黄金海岸港口输出的棉花由原来每季505包减少至98包。1938年葡属莫桑比克开始实行棉花强制种植制度，不到四年时间超过70万名莫桑比克农民被迫种植棉花。尽管如此，莫桑比克殖民地政府无法阻止民众将棉花卖到邻近的尼亚萨兰、坦噶尼喀和南罗德西亚。布干达的农民们联合反对政府的原棉收购垄断，而将原棉卖给收购价更高的邻近地区，并组织起农民协会，抗议政府故意压低布干达的原棉收购价，要求实现原棉自由贸易。 第三，种植其他农作物。欧洲不愿付出足够高的棉花收购价，而棉花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这导致殖民地政府的棉花种植推广活动很少受到非洲农民欢迎。几乎所有非洲殖民地都有比棉花回报更高的经济作物，例如尼日利亚北部的花生，加纳的可可，坦噶尼喀的鲁非吉河流域和基隆贝罗河流域的水稻。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苏丹南部，英国殖民当局试图在丁卡人和希鲁克人中间推广棉花种植，而当地农民更愿意种植粮食作物，因此导致当地农民与殖民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尼日利亚北部，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适合棉花种植，英国人坚信大规模商业种植棉花能够取得成功，在当地建立轧棉厂，分发种子和肥料，甚至专门修建了一条铁路。由于花生的市场价格高于棉花，即便是歉收或者其他灾祸情况下还可以食用，因此当地农民更愿意种植花生。1912年尼日利亚北部爆发严重饥荒之后，种植花生的农民越来越多，而种植棉花的农民越来越少。尼日利亚殖民地政府为推动棉花种植而修建的铁路，却出人意料地导致花生种植业发展。类似地，乌干达的经济作物生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显著增长，但是增速最快的是咖啡，而不是棉花，这是非洲农民对于棉花收购价过低的反抗，同时也是因为种植咖啡能够带来更多的回报。 直到20世纪40年代之前，英属非洲殖民地政府普遍面临着财政自给原则的严重限制。对它们而言，只要能够增加政府收入，愿意接受任何经济作物生产。因此，如果非洲农民更愿意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并取得成功，英属非洲殖民地政府通常默许非洲农民的选择。殖民地政府运用税收手段来刺激某些地区的棉花生产，更多是为了税收，而不单是为了给欧洲本土的棉纺织业供应原棉。例如，乌干达殖民地政府是在试种橡胶、可可、苎麻、花生、辣椒和芝麻都未获成功的情况下，才开始试种棉花。而且，如果有其他选择，殖民地政府通常不会强迫非洲农民种植棉花。例如，1904年英国棉花种植协会主席赫顿曾向尼日利亚总督卢加德提出，希望政府强制农民缴纳棉花形式的实物税。卢加德则回复道：“以棉花的实物形式缴税是早已被许可的，但是只要他们有现金，我不能强迫他们缴纳棉花。”殖民地政府与英国本土利益群体之间的诉求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英属非洲殖民地的棉花种植推广涵盖的地理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所有英属非洲殖民地都曾尝试过种植棉花。例如在坦噶尼喀，尽管德国殖民政府的棉花种植推广引发马及马及起义，但是英国接管坦噶尼喀后很快就开始在维多利亚湖地区推广棉花种植。在坦噶尼喀中部地区发生严重饥荒情况下，英国殖民政府仍然鼓励当地种植棉花。尽管英国殖民者对于棉花生产的巨大投入，但是英属非洲殖民地的棉产量未达到殖民者预期。在某些情况下，英国殖民者的推动甚至适得其反，不仅使得殖民地民众无法采取其他更有利可图的土地利用方式，而且致使棉农陷入持续贫穷，引发非洲农民对于殖民统治的强烈不满与反抗。从根本上说，非洲农民对于殖民地政府的棉花种植计划的抵制，是反抗被不公正地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非洲不同地区推广棉花种植的规模和程度不一，而棉花种植推广活动对这些殖民地造成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英国殖民者的棉花种植推广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推动非洲殖民地由自然经济向殖民地经济转变。尽管非洲殖民地未能成为英国主要的原棉产地，但是英国的棉花种植推广活动对于非洲社会和生态环境产生深刻影响。棉花种植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殖民地国家控制和干预非洲农村社会的重要手段，英国殖民者试图借助棉花种植将非洲社会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推广棉花种植，既是为了增加殖民地政府的收入，同时也是为了将非洲人变成“经济人”，也就是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这是殖民者所谓“文明使命”的重要内容。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丹，英国殖民官员迫使苏丹南部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英国人清楚棉花生产对于当地来说经济价值有限，但是正如一位殖民官员所说，棉花种植是非洲人从事商品生产、纳税和参与殖民地乃至全球经济体系的“漫长教育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国在苏丹、乌干达和尼亚萨兰的棉花种植推广较为成功，极大地影响到这些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轨迹。在乌干达和尼亚萨兰，非洲农民模式的棉花种植远远超过了欧洲种植园产出，使这两个殖民地政府摆脱了对于帝国政府拨款的严重依赖，也推动非洲小农生产逐渐成为这两个殖民地农业经济的基础。另外，棉花经济的成功，也导致苏丹、乌干达和马拉维等棉产地对于棉花生产的严重依赖。这些地区日益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丧失了自主发展的机会。在面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情况下，很多地区的棉农只能通过提高棉产量来应对价格下跌。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背景下，棉花的国际市场价格严重下跌，而棉产量却在提高，例如尼亚萨兰原棉产量在1935年达到峰值。伴随着棉花种植推广，殖民地内部，甚至是跨越殖民地边界的人口流动变得日益频繁。例如，乌干达棉花种植的繁荣，吸引了来自卢安达-乌隆迪的大量民众，20世纪30-50年代，每年都有超过10万人从卢安达-乌隆迪越境进入乌干达，作为分成制佃农，有些还在当地定居下来。到乌干达独立时，12%以上的布干达农民来自卢安达-乌隆迪。 第二，殖民地棉花种植推广加剧了非洲农村社会分化。包括棉花在内的经济作物种植推广使得非洲殖民地国家日益介入到殖民地社会经济之中。在这一过程中，非洲的殖民地政府从20世纪初单纯的行政控制机构，到20世纪中叶逐渐发展成为社会控制和经济管理的复杂机构。随着殖民地政府的日益介入，棉花种植推广加剧了社会分化，对于非洲男性和女性、年轻人和年长者、酋长及其臣属，拥有一定资本的非洲生产者和贫苦佃农产生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在乌干达，包括棉花在内的经济作物种植所导致的结果是，“只有少数富裕的酋长和地主能够住上砖房，穿上体面的欧式服装，开上汽车，而普通民众生活水平改善程度有限”。由于棉花种植需要非常多的劳动力投入，英国殖民者给出的原棉收购价格低，世界棉花市场价格波动，以及棉花种植对于农民生计和土壤条件的影响，因此棉花种植在经济上并不划算。非洲农民只能依靠家庭成员的无报酬劳动来种植棉花。因此，包括棉花在内的经济作物生产引发当地农村社会关系的剧烈变动，导致恩庇关系的扩展。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殖民统治确立之后，奴隶制逐渐消亡，男性年长者家长对于非洲年轻男性和妇女的控制有所下降，年轻男性和妇女获得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与此同时，殖民主义对于非洲劳动力的控制与改造并不彻底，这是包括棉花在内的经济作物种植推广必须面对的基本现实。殖民者有两种选择：允许非洲农民自由地应对市场机会，然而非洲农民往往选择种植棉花以外的其他农产品，尼日利亚北部就是这种情况；通过税收和监管等手段来强制推行，甚至采取公然的暴力措施，这要借助当地酋长来推行。非洲酋长和地方首领通常是殖民地政府棉花种植推广最早、最主要的受益者。由于殖民者的力量有限，它们将棉花种植推广和监督的责任交给土著权威。在乌干达，英国棉花种植协会和殖民当局借助布干达国王“卡巴卡”(kabaka)和当地酋长来推动面向出口的棉花生产，酋长们监督下属在公共土地上种植棉花。在布干达，直至1928年殖民地政府实行原棉收购垄断之前，棉花生产成为农民与政府之间互利关系的基础，农民得以从事经济作物生产，而殖民地政府获得稳定的税收来源，并且满足帝国本土的原棉需求。在没有中央权威的社会，例如乌干达的特索人(Teso)或者兰戈人(Lango)中间，殖民官员委派邻近地区的首领来负责棉花种植推广。这些政府任命的酋长负责监管棉花生产，推行棉花种植法令，并且恐吓不愿种植棉花的农民，殖民地政府给这些酋长以经济回报。一些辛苦劳动、能够获取肥沃土地并且运气好的农民也能从棉花种植中获益，虽然这些非洲农民只占极少数。 棉花种植推广还加剧了非洲家庭与婚姻关系的激烈变化。棉花生产的劳动力分工并不存在固定模式。在东非地区，丈夫和妻子共同种植棉花，丈夫砍树并清理出棉田，而妇女和儿童除草和间苗，采棉则共同完成。在肯尼亚沿海地带，妇女还要去除棉籽，而在布索加，成年男女摘棉花，儿童和老人将棉花分类。在大量输出男性劳动力的地区，棉花生产的重担落在非洲妇女、儿童和老人的身上。妇女承担起砍倒树木和清理棉田的任务，而这些以往是由男性完成的。丈夫在外打工的家庭，丈夫如果无法寄回工资，这样的家庭将面临危险，尤其是预支的棉花收购价使得她们陷入持续的债务负担之中。与此同时，殖民者引入的长纤维棉种方便了手工轧棉，客观上为非洲妇女提供了提升自身经济地位的途径。 第三，棉花种植推广加剧了非洲很多地区的粮食不安全。非洲很多地区的粮食作物和棉花的生产节奏相互冲突，严重影响到非洲家庭的粮食安全。只有像鲁非吉河流域或者希雷河流域这样的肥沃的冲积平原，或者是居住地有两个雨季的农民能够逃避这一困境。另外，由于棉花生产者价格被严重压低，种植棉花的非洲农民收入并未显著增多，同时非洲农民的粮食购买力也被严重削弱。英国殖民者的棉花种植推广打破了非洲农民的粮食作物种植节奏，非洲农民不得不种植生长周期更短、劳动力投入相对较少的粮食作物，例如玉米和木薯。玉米成熟更快，收割要早于棉花，然而玉米不像高粱那样抗旱，储存时间较短，并且营养成分相对低。木薯可以在荒地上种植，很少需要照料，且抗旱能力强，不需要等完全成熟就可以食用。然而，转种木薯容易造成土壤地力耗竭，另外木薯的营养价值有限，而且需要进行深加工以去除其中的氢氰酸，因而使得其中原本就不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含量也被去除。尽管如此，东非和中非棉花种植区的木薯种植规模急剧扩大。尼亚萨兰希雷河流域的农民成功地将棉花种植纳入原有的粮食作物种植之中，抗旱能力强、生长周期长的高粱因为无法与棉花种植兼容而被放弃。吉泽拉计划推动苏丹成为重要的原棉产地，但是也将佃农命运与棉花产量变动和国际原棉价格波动“捆绑”在一起，因而导致广泛的贫穷和持续的粮食不安全。1914年至1927年，棉花产量较高，佃农获得巨大回报。然而好景不长，1927-1931年，黑枝病导致原棉产量锐减，1929年原棉国际市场价格暴跌，佃农日益陷入贫困。尽管1935年棉花产量恢复到黑枝病之前的水平，但是由于佃农欠下政府巨额债务，因此他们既无法从中获益，也无法摆脱吉泽拉计划，如同这一计划的“牢犯”。
棉纺织业作为英国工业革命的核心，使得诸如非洲殖民地这样的帝国边缘与帝国本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英国殖民者在非洲殖民地推广棉花种植，最直接动机是为了解决帝国本土棉纺织业对于美国原棉供应的严重依赖。从更深层次看，棉花种植推广是殖民主义试图改造非洲传统经济结构，从而将非洲殖民地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重要手段之一。包括棉花在内的经济作物生产使得非洲逐渐沦为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英属非洲殖民地的棉花种植推广的历史，揭示出工业资本主义为获取热带非洲原材料而采取的方式和手段，同时也勾勒出这一殖民诉求与非洲当地生产过程、交换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相互塑造的复杂图景。
英国殖民者的棉花种植推广，是以对非洲土壤、气候和劳动力资源的错误认知为基础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在棉花种植方面并不具备明显优势，棉花是非洲农民最不愿意接受的农作物，因为棉花种植需要非常多的劳动力投入，殖民者开出的原棉收购价格不高并且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棉花也不像花生、水稻可以食用。非洲农民的棉花种植大多数情况下是在殖民者的强迫之下进行的，有些情况下殖民者通过所谓的“自由市场手段”这样的隐蔽方式。大多数非洲殖民地的棉花生产主要依靠非洲农民完成，他们在维持生计的粮食作物之外种植一到两英亩的棉花，棉花产出主要用来交税或者购买消费品，不需要资本投入或者技术革新，主要依靠现有的家庭劳动力完成，殖民主义的棉花种植推广未能带来非洲农民的农业生产模式的深刻变化，而更多是依靠现有的农村生产关系来推广棉花种植。 大多数非洲殖民地的棉花产出并未达到殖民者的预期。殖民者将这归咎于非洲人的“懒惰”，然而主要原因在于殖民者并未充分意识到生态环境条件的严重限制，也未充分考虑棉花种植推广与现有农业体系之间的深刻矛盾，严重忽视了当地农业体系的劳动力需求。不同殖民地的棉花种植推广的历史存在巨大差异，而且，棉花种植推广对于同一殖民地社会内部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也存在巨大反差。只有少数的社会群体能够从棉花种植中获益，例如乌干达的酋长，尼亚萨兰希雷河流域的棉农。恰恰因为如此，英国殖民者只能依靠强制手段来压榨非洲农民，并且尽可能地降低棉花生产成本并实现产出最大化。很多地区的非洲农民无法同时种植粮食作物和棉花。即便殖民者采取强制手段，殖民地的棉花产出也很少达到预期目标。非洲社会并不只是殖民主义政策的消极接受者，棉花种植推广活动招致非洲农民的激烈反对。类似于德属坦噶尼喀的马及马及起义这样的公开抵抗较为少见，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非洲农民竭力逃避棉花种植。非洲社会塑造着棉花种植推广措施的实际效果，表明非洲社会在殖民主义的结构性限制之下仍然维持着一定程度的能动性。总而言之，生态环境因素、殖民主义的结构限制以及非洲社会的历史能动性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英属非洲殖民地棉花种植的历史进程。原文载《世界历史》2021年第6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公众号：世界历史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