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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建功 
明代末年，中国书法史上出现了著名的四大书法家，他们分别是邢侗、张瑞图、米万钟、董其昌。四大家中邢侗与董其昌的书法格外受世人推崇，人们称其为“北邢南董” 。但是，清代之后，人们在极力赞美董其昌之后，又不得不说“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邢侗、顺天米万锺、晋江张瑞图，时人谓'邢张米董’，又曰'南董北米’……”，大量的史料表明，邢侗在明代其人品与书品已经冠盖天下。可是，《明史.文苑传》为什么一反常态极力贬低邢侗呢？说“然三人者，不逮其昌远甚” 。 仔细查阅明清史料发现，自从清朝入关之后，董其昌名声仿佛渐渐大于邢侗，这是什么原因呢？“邢侗与董其昌” 是什么关系？ 今简单介绍：
邢侗年长董其昌四岁，万历十四年（1586）邢侗辞官时，董其昌还未中第，邢侗辞官三年后，董其昌才考中进士，俩人在仕途上并无关系。但有资料表明，俩人在书法研究方面却有密切联系，而且董其昌还想用自己临写的《十七帖》换取邢侗的手摹本。特别是在确认和宣传王羲之的真迹《澄清堂帖》方面，俩人同心合力，贡献很大。因此可以认定二人确实有往来。准确地说，邢侗与董其昌是在万历十九年（1591）认识的，董其昌在《邢子愿法帖序》（1）中记述：
“余为庶常时，馆师田公宗伯病且剧。同馆议以一人行者，余为请急，卒成挂剑之游。子愿太仆曾为近体一章，推余意气，论交自此始已。余出春明过德平，子愿驰百里觞余，张太学之第曰：'此地不乏官舫，今日乃仙人过耳。’余既久卧山中，而冯元成时以小草往来燕齐，得与子愿谈对。两君皆作五君咏，谓李本宁、王百谷、冯元成、子愿与余也。余愧不能当，未有和歌。子愿亦复千古，今王司封结集其书刻成五卷见寄，且所取惟晚年行押尺牍，不矜庄而自合者，尤为具眼。夫子云之玄，待之异世，林宗之鉴，直取神情，岂特翰墨之林一段奇事耶？子愿书名满海内，非授梨致石之难，惟是自谓大好者，若水乳和合，莫为拈出耳。得司封此举，如子愿复生，俾余闻广陵旧曲，真翰墨中一段奇事，亦非直翰墨林中一段奇事也！嗟叹不足，书此以附不朽。”
通过董其昌的记述看出，邢侗曾为董其昌作过一首近体诗，称赞对方意气。査邢侗《来禽馆集》确实有一首《松江董吉士元宰以座师田宗伯丧南归，慨然移疾护行，都不问解馆期，壮而赋之》（2）言：
射策人传董仲舒，玉堂标格复谁如。
环堤御柳青眠丝，近苑宫桃绛笑初。
乡梦数过黄歇水，生刍先傍马融居。
多君古谊兼高尚，硕谢铜龙缓佩鱼。
万历十九年（1591），董其昌是一名庶吉士身份护送座师田宗伯丧南归，而邢侗已经以四品官阶锦衣还乡。如果说邢侗是少年得志，董其昌则是大器晚成，这个比喻最恰当不过了。邢侗是因为礼部侍郎田一俊的事对董其昌产生好感的，并主动与交往。田一俊曾教习过身为庶吉士的董其昌，田一俊死在任上后，董其昌为此事请假把田一俊的灵柩护送回乡里安葬。邢侗与董其昌这个时期互相赞扬，完全是俩人发自肺腑之言。 后来，董其昌又来徳平会唔张太学时，因为徳平是邢侗外祖母家，邢侗还专程去德平陪他饮过酒。不过，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邢侗与董其昌往来信札并不多见，邢侗古今名人书法评里有一篇《题董太史字卷》（3）：“仆生平见元宰真迹几百种，此卷大有李邕、徐浩风，虽小下晋人一等，总之，名世业也。是日广川刺史北卿先生饷至，彩毫遂濡，墨为题此。此时，波撼河楼，不减岳阳。惜笔势不堪作敌。” 邢侗在明代交际甚广，朋友遍天下，但他为人非常谦虚，他首先在书评里肯定了董其昌的字，他认为董其昌的字有李邕和徐浩风格，但仍不及晋人，无法与“二王相媲美”。而董其昌也对致趣相同的邢侗深为佩服，曾经承认邢侗为晩明书坛领袖。据邢侗《与董太史》（4）中写道：“侗今者一牧竖贱夫耳，荷明公奖其开拔，实之坛宇，会无轻微毛发之效，而冒大众邱山之誉，扪鹰自语，籍何缘契，蒙被至斯。吴用卿每颂情笃，屏营侧立，莫克担荷。继得陆翰学传示，枉方幽襟，结言千里，深于平生。匆匆酿酒，未副所期。业沾咳唾，自刻漏顷，不也忘也。适值窗友行，托见至心。肃肃仪刑，蚤暮如对。侗悚息言。”
通过以上信札可以进一步看出邢侗是多么谦虚，他婉拒董其昌冠以的“邱山之誉” ，不难看出，俩人在交往初期确实互相敬慕。关于董其昌来临邑拜访邢侗的记载，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5）中记道：
《十七帖》硬黄本，宋元魏泰家藏，淳熙秘阁帖亦有刻，予在都下友人，汝阳王思延家得硬黄本，曾借临几卷。已于济南邢子愿卿见所刻石，即王本也。余以临卷质之，子愿谬称合作，第谓赵吴兴临《十七帖》流落人间，当不下数十本。请多为之，足传耳。余自是时写此帖，以懒故，终不能多也。
从以上话语中看出，董其昌不但到过德平确实来临邑邢侗家里拜访过，而且还看到《来禽馆帖》刻石，并提出以自己的临本换取邢侗刻本，又遭到邢侗婉拒。后来，随着俩人交往的加深，分歧也逐渐开始显露。主要的分岐是两个人对赵孟頫书法的看法不同。 邢侗对赵孟頫甚为推崇，而董其昌则反之：“ 邢子愿侍御尝为余言：右军之后即以赵文敏为法嫡，唐宋人旁出耳。此非笃论。文敏之书，病在无势，所学右军，犹在形骸之外。右军雄秀之气，文敏无得焉，何能接武山阴也，虽然其可传者，自成一家，望而可知，为赵法非，此则鲜于康里得并驱墨苑矣。 ”“ 古人作书，必不作正局，盖以奇为正，此赵吴兴所以不入晋唐室也（6）…..”
董其昌为何对赵孟頫不服，其原因不得而知，但是，其傲慢自大的态度，在这里却可见一斑。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再好的朋友没有了共同语言也不会长久。关于两个人最终分道扬镳的原因，邢侗在《与抚台尹春环年丈》（7）中记道：“德州鄙事甫竣归，拟构栩栩园诗，乃云间董思白翰编舟自北来，特以尺素游唔言，不得已，遂取道武城。意在叩渠笔诀，故不惮仆，仆烦也……”
通过阅读这段话，不禁恍然大悟，董其昌之所以频频来临邑，表面上是与邢侗研究书法，实际上是另有所图，第一次是想换邢侗的《十七帖》，第二次是想偷学邢侗的笔诀。邢侗早已洞然观火，察觉了董其昌的真正意图，无意之中，对自己的朋友尹春环流露出来对董其昌的不满。
邢侗交友不分贵贱，一些慕名而来的贫穷书生和文士有时吃住他家长达一年之久，邢侗都视为宾客，分文不取，临走还奉送路费，是终导致“减产奉客，遂致中落”。若不是董其昌惹恼了他，邢侗是不会轻易这样说的。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俩人在开始接触时彼此都较仰慕，而随着交往地逐步深入，渐渐了解了对方的为人和性格，关系则开始疏远起来。
董其昌记道：“邢子愿谓余曰：右军以后，惟赵吴兴得正衣钵，唐宋皆不如也。盖谓楷书得黄庭，乐毅论法 ，吴兴为多，要亦有刻画处，余稍及吴兴，而出入子敬，同能不如独胜、余于吴兴是也(8)”。 他又说：“余书与赵之敏较，各有短长，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十一，吾得十七；又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9)。”
以上话语看出，邢侗认为历代人学习王羲之书法，只有赵吴兴学到正书真髓，唐宋的书法家都不如，而董其昌坚持说自己已经超过了赵吴兴。由此可以看出董确实是很自负的。邢侗去世之后，董其昌更是肆无忌惮评论赵孟頫：“余十七岁学书，二十二岁学畵，今五十七八矣，有谬称许者，余自较勘，颇不似米颠作欺人语，大都畵与文太史较，各有短长，文之精工具体，吾所不如，至于古雅秀润，更进一筹矣，与赵文敏较各有短长，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赵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赵书亦输一筹（10）……。”“赵文敏临禊帖，无虑数百本，即余所见，亦至伙矣，余所临生平不能终篇，然使如文敏多书，或有入处，盖文敏犹带本家笔法学，不纯师，余则欲绝肖，此为异耳(11) ”
但是，董其昌晚年又说：“余年十八学晋人书，便已目无赵吴兴；今老矣，始知吴兴之不可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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