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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永清:在北京大学谈成人成才成家(下)

 快乐者生存 2022-02-28

在北京大学谈成人成才成家

田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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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三年四月五日上午,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

最后讲“成家”

我这里说的不是成名成家,而是说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大学生基本上“成人”“成才”之后,接着面临的便是“成家”问题。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先立业后成家还是先成家后立业的争论,好像立业与成家永远是一对矛盾似的。其实,人之于事业和婚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是完全可以把两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的。也就是说,处理好了,熊掌和鱼是可以兼得的。有人说,人生好比一个圆圈,事业是半个圆圈,婚姻是半个圆圈,事业有成,婚姻美满,才是完整的幸福的人生。

问题是什么时候恋爱、结婚的好,早了不好,太晚也不好。据说现在有不少大学生对这个问题很着急,到了大二,还没对象,就感到没着没落的,他们想“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抓住一个再说。在大学校园里,青年男女花前月下、成双入对的确实不少。但其结果又如何呢?据说大学生谈恋爱的情况是,结对率高,成功率低。在校时形影不离,毕业后各奔东西。在收获知识的同时,却很难收获成熟的爱情,因此被称之为“走不过七月的恋爱”。恋爱结婚,是终身大事,草率不得,马虎不得,必须郑重对待、谨慎从事。大学生谈恋爱,有的可能有促进作用,有的也可能发展成理性的婚姻,但更多的可能与此相反,因人而异。现在的大学本科生,一般处于十八至二十二岁的年龄段,正是学知识、长身体的大好时机,不必过早涉入爱情生活。恋爱、婚姻都需要精力和金钱的投入,还是等到成人、成才之后,事业上有了一定的基础,经济上有了稳定的收入之后,再恋爱、结婚为好。

我这样讲,也不是说越晚越好,如果有谁成了大龄青年,成了“困难户”,那不但你们自己着急,你们的长辈也肯定着急了。特别是女大学生,还有个恋爱结婚的最佳年龄问题,错过了时机,可能就高不成、低不就了。外国有一种说法,说是“女人如球”:二十岁是足球,二十二个人抢;三十岁是篮球,十个人抢;四十岁是乒乓球,两个人抢,但已推来推去;五十岁时就成了高尔夫球了,只有一个人抢,还一个杆子打得远远的。可见,大学生恋爱结婚,太早了固然不好,太晚了也不好,关键是要把握好时机。

要处理好婚姻恋爱问题,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婚姻观、家族观非常重要。在这方面,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曾经有过一些极为有益的教导。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延安就对男女青年讲过“恋爱三原则”。第一个是政治一致的原则。毛主席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抗日救国,男女之间的爱情首先要有这个基础。我们能爱敌人吗?能同汉奸、卖国贼谈情说爱吗?只有政治上的志同道合,才能谈到此人可爱不可爱。第二个原则即是双方自愿,绝非单方面愿意。我们主张男女平等,反对男尊女卑,反对大男子主义,更不能有变相的强迫。第三个原则即是不妨碍工作。在青年中要提倡工作第一,绝不能恋爱第一,更不能“若为恋爱故,万事皆可抛”。延安时期的男女青年,都是从五湖四海为投奔革命而聚到一起去的。依据毛主席提出的“恋爱三原则”,绝大多数人都能正确处理婚姻恋爱问题,但也有个别人发生了问题,甚至酿成了重大事件。1937年10月上旬的一天傍晚,“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与其女友、陕北公学学员刘茜在延河旁谈话,黄强行要与刘尽快结婚,遭到刘的断然拒绝,黄一怒之下,开枪将刘打死。黄克功时年26岁,参加过长征,出生入死,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年轻干部。毛主席认识他,还比较熟悉。事发后,有不少人为黄求情,黄也致信毛主席,除对自己的罪行表示忏悔外,还请求组织念他多年为革命事业奋斗,留他一条生路,以“便今后为党尽一点忠心”。毛主席阅信之后,很快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了一封信,指出黄克功不但丧失了党性,而且丧失了人性,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必须处以极刑。否则,就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一切普通的人。根据法律和毛主席指示,法院判决对黄执行死刑,并对刘茜的亲属给了安慰和抚恤。

周总理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召开“恋爱座谈会”。他像老大哥那样语重心长地嘱咐大家:“你们都到了结婚年龄,该处朋友、找对象了,但是要注意,不要光看表面,要看人品,要多考虑,要慎重,首先从思想上衡量,看她适合不适合做你的妻子。”周总理还现身说法,他说:“我是过来人,你们都说我和小超(对邓颖超同志的爱称)是模范夫妻,那么,我和小超是怎样走到一起的呢?说实话,在认识小超以前,我有一个女朋友,长得很漂亮。可是接触一段时间后,发现她革命意志比较薄弱,只是革命的同情者,不是革命的战士,因此,我和她只能做朋友,不能做夫妻。然而,我和小超同志接触一段时间则不同了,她有理想、有抱负,革命意志坚定,有共同语言,这样逐步建立了感情,以后就走到了一起。”

我们国家原来的副主席王震同志,解放以后曾经当过农垦部部长,上个世纪50年代,他率领来自全军的十万转业官兵,集体来到北大荒,把北大荒硬是变成北大仓。有一次,王震去北大荒视察,专门召开座谈会,听取转业官兵的意见。在座谈会上,他听到这样一首顺口溜:“北大荒,好地方,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这反映转业官兵在婚姻上遇到困难。为此,王震决定安排他们在冬季农闲时节回家找对象,他幽默地说:“你们回去是一个人,回来要两个人。谁找不到媳妇,就是没有完成任务!”同时,王震还通知四川、山东省委,动员来一大批女青年,一面参加支边建设,一面解决复转官兵的婚姻恋爱问题。王震同志有时还亲自主持复转官兵与支边女青年的婚礼。过去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老兵新传》,不知大家看过没有?这部电影所反映的,大体上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情况。后来,回忆这段往事,王震曾满怀深情地说:“我参加革命以后,曾经下过无数道命令,但最满意的一道命令,还是让北大荒复转官兵回家找对象的命令。”

革命导师恩格斯说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要算作最经典的关于婚姻与爱情的理论。如果把爱情作为婚姻的基础,那么事业则是使婚姻更加牢固的又一块基石。

一种比较学术又带点心理分析意味的“婚姻理论”,是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论”:婚姻好似一座围城,在外面的人想进去,在里面的想出来。这种观点影响了几代人,可谓婚姻常识的第一课。不管你是在城内的还是在城外的,统统被网罗其中,实在是高明。

比较通俗的“婚姻理论”,是说:婚姻如鞋子。款式、颜色都是穿给别人看的,而是否称心如意,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这种说法,看似粗俗,实则很有道理。

现在,有的大学找对象把标准定得很高。男的找女的要符合“三女”标准,即要求女方是美女、淑女、才女,这三条要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女的找男的要符合“三高”标准,即要求男方符合高学历、高收入、高个头三条标准。其中第三条是必须身高一米八以上的,差一厘米的都免谈。如果按照这样的“三高”标准,前两条不说,我的身高仅一米七三,过去还算中等身材,现在就是“三等残废”,一辈子也别想找对象了!大家想想,这样找对象的标准是否定得太高了呢?如果真能找到德、才、貌俱佳的,那当然很好,可喜可贺。但世界上哪有这样十全十美的男人和女人呢?俗话说:瓜无滚圆,人无十全。世上万事事物总是不完美的。年青人应当客观地现实地面对生活,恰如其分地确定择偶标准,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和别人,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的伴侣。打个可能不恰当的比喻,现在买东西讲究“不买贵的,只买对的”,年轻人找对象是否也可以考虑“不找最完美的,而找最适合自己的”呢?

古希腊大哲学家的三个弟子向他求教:怎样才能找到理想的伴侣?苏格拉底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把他们领到一块麦田,让他们走麦田埂,只许前进,不许后退,而且只给一次机会,选择一颗自己认为最大最好的麦穗。

第一个弟子刚走几步,看见一颗又大又好的麦穗,就高高兴兴地摘下了。但当他继续前进时,发现还有许多比他刚摘下的更大更好的麦穗,他只能遗憾地走完了全程。

第二个弟子吸取了教训,每当他想要摘时,他总提醒自己,后面还有更大更好的麦穗。当他走到终点时,才发现自己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机会,只得空手而回。

第三个弟子接受了前两位的教训,当他走完三分之一时,即分出了大、中、小和好、中、差三类,再走三分之一时验证是否正确,等到走最后三分之一时,“该出手时便出手”,选中了一颗最大最好的麦穗。

苏格接底接着讲评,他说,选择配偶就如同你们采摘麦穗:第一位弟子急于求成,结果后悔莫及,你就凑合着过吧!第二位弟子挑花了眼,哪个也看不上,该出手时不出手,结果高不低、低不就,错过了时机,打你的光棍去吧!第三个弟子既积极又慎重,结果采到了理想的麦穗,你和配偶就和和美美地过一辈子吧!希望我们的大学生,在婚姻恋爱问题上,接受前两位弟子的教训,像第三位弟子那样,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又大又好的麦穗——找到理想的伴侣。

苏格接底向他的三个弟子介绍选择配偶的经验教训,也可能是有感而发。据说这位大师级人物选择的配偶并不理想,他的妻子是一位泼妇、恶婆。有一次,苏格拉底正给弟子们讲课,他的妻子冲了进来,先是指着苏格拉底破口大骂,接着又把一盆污水泼到他的头上。面对这种难堪的局面,大家想想,苏格拉底会怎样处理?他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说:“自然界的现象就是这样,电闪雷鸣之后,接着就是倾盆大雨!”大家看,在这种情况下,苏格拉底居然还讲了一通哲理。这可能是他真的修养到家了,也可能是他实在没有办法才这样说的。如果在座的大学生谁选择了这样的配偶,那你不倒霉才怪呢!

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是男女双方你情我愿的事情,正如俗话所说:“郎有情妹有意”。这就可能产生两种情况:一种是越谈越好,白头偕老;一种是越谈越差,吹灯拔蜡。对于后一种可能,地方青年叫“分手”或者“失恋”,听起来来比较文雅;部队官兵叫“吹灯”或者“拔蜡”,听起来比较直截了当,但多少又带有一些既无奈又幽默的味道。下面话分两头,分别说一说遇到这两种情况怎样处理为好。

关于第一种情况,越谈越好,白头到老。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里单说幸福的家庭如何都是相似的。经过一段接触,如果双方都认定对方就是自己心目中最大最好的麦穗,那就应像现在有些年青人说的,“将爱情进行到底”,适当的时候举行婚礼,组成家庭。我认为,幸福的家庭应当具备“三性”:一是亲密性。夫妻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双方应当互相忠诚、亲密无间、无微不至,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二是稳定性。夫妻恩爱,关系稳定,爱情牢固,家族和睦。决不能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动不动就以离婚相威胁,更不能夫妻之间插进一个“第三者”。产生于北京、影响到全国的小说人物形象贫嘴张大民,对于幸福家庭有一段妙论。他说,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一种心情,是一种感觉。平民百姓的家庭,医院没有病人,监狱里没有犯人,夫妻间没有“第三人”,这样的家庭就算是幸福的家庭。我们的大学生们可能觉得张大民的标准太低了,但也应当承认,他的这种生活态度,还是有些可取之处的。第三是长久性。现在有些年青人“不求天长地久,但求一时拥有”,这种态度是值得考虑的。我们中国人对于婚姻问题绝大多数都抱有严肃的态度,婚姻的稳定性相对比较高,讲究夫妻恩爱,白头到偕老。过去人们经常说“少年夫妻老来伴”,现在又有一首歌这样唱道:“从新婚到金婚,整整五十年光阴。从早晨到黄昏,从热烈到深沉,从纯情到忠贞。有情人都是痴情人,老来依然是青春。”现在我国一些恩爱夫妻,也像欧美国家的中老年人那样,开始纪念银婚(二十五周年)、金婚(五十周年)以至钻石婚(六十周年),把天长地久、白头偕老,作为恋爱婚姻的最高境界。

关于第二种情况,越谈越差,吹灯打蜡。应当说这是谁也不愿意出现的情况,但有时也是实在没法子的事情。毫无疑问,失恋会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精神痛苦,尤其是被动接受分手的一方更是如此。问题是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失恋问题。有人说:“爱情是一种锻炼灵魂的东西,爱情能使傻瓜变成聪明人,也能使聪明人变成傻瓜。”有的人失恋后一蹶不振,终日苦恼;有的轻生厌世,自杀身亡;有的反目成仇,残害对方,不但变成傻瓜,而且成为罪犯。

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失恋不失态、失恋不失志、失恋不失德。千万不要自暴自弃,也不必自卑,更不能自杀。要竭力避免这些愚蠢的懦弱的可悲的想法和做法。要采取想得开、放得下、挺得住的态度,任何时候都要对生活、对前途充满信心。既要懂得“捆绑不能成夫妻”、“强扭的瓜不甜”,就像老百姓说的,不要非在一棵树上吊死;又要树立“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天涯何处无芳草”,“大丈夫何患无妻”的信念,收拾自己的尴尬,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继续向前迈进。要相信时间是最伟大的导师和最优良的药品,时间能够抚平心灵的创伤。失恋可能痛苦一阵子,再找到适合的伴侣还可能幸福一辈子。要坚信,痛苦总会过去的,对象总会找到的,问题总会解决的。有志气的失恋男女,应该使有可能与你结合但却与你分手的人感到遗憾,使有可能与你结合也确实与你组成了家庭的人感到骄傲,这才是有出息的表现。

有两件事一直使我难以忘记,感以非常惋惜。一件事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的一位战友,天津人,毕业于北大东语系,是学阿拉伯语的,小伙子既魁梧又英俊,篮球打得很好,真是一表人材,他看上了一位女同学,不知什么原因,人家就是不愿意。他因此单相思,患了精神病,时好时坏,一犯病就到处跑,几个人都追不上。他到底也没有好,就这样,一个北大的高才生,一个年轻的军官,成了个废人。恋爱婚姻问题有时很微妙、很奇怪。有时旁观者看这两个人不适合,但人家却偏偏结合到了一起,而且关系很好。这就如人们常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或借用老百姓的一句歇后语,叫作“王八看绿豆——对眼了”。有时旁观者看这两个人很适合,但人家就是谈不拢。另一件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的一个部下,东北人,本来各方面表现很好,不知怎么他看上了当时中央电视台的女播音员李娟同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他却说是李娟看上了他,因为每晚七点李娟播新闻时,眼睛总是盯着他。这位同志的直接领导找到我,说是不是可以找人陪同他去中央电视台,把李娟同志请出来,向他郑重说明,播新闻时眼睛是盯着全国人民的,而不是盯着他一个人的,以便消除他的幻想。我没有同意他的直接领导的意见,而是让人陪他去精神病医院作了检查,结果证实他患了精神病,后来一直也没有看好。每逢想起这件事,我既感到可笑,更感到可怜。

其实,失恋并不丢人,也不可怕。革命导师恩格斯失过恋,大音乐家贝多芬、大诗人歌德、大作家罗曼·罗兰也失过恋。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号称“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也曾经两次遭受失恋的打击。第一次是来相亲的姑娘看上了介绍人,初恋情人成了别人的新娘;第二次是因为政治运动中的问题,他热恋中的姑娘又忍痛与他分了手。最后终于有一位慧眼识珠的姑娘走近了他,“有情人终成眷属”。

过去人们经常说人生有“三大不幸”:一是幼年丧母,二是中年丧偶,三是老年丧子。生于波兰、卒于法国的大科学家居里夫人经受了这“三大不幸”中的前两大不幸,而且在青年时还遭受过失恋的折磨。她家境贫寒,无钱上大学,只好到一个乡绅家中当家族教师。她与乡绅家的大儿子深深相爱,并且准备结婚,结果遭到乡绅夫妇的坚决反对,以门不当户不对为由拒不同意这桩婚事。乡绅的大儿子又优柔寡断,屈服于父母的压力,双方只好分手了。当时还叫玛丽娅的居里夫人受到沉重打击,一度产生告别尘世的念头。但玛丽娅毕竟不是平凡的女人,她忍痛割掉情缘,毅然去了法国巴黎大学,并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理想的伴侣——青年物理学家居里。大家都知道,居里夫人后来获得物理学和化学两个领域的诺贝尔奖,这在全世界的女性中,都是举世无双、绝无仅有的。从事后看,玛丽娅是经历了一次“幸运的失恋”。如果没有那次失恋,她的历史很可能是另一种写法,世界上也就少了一位杰出的居里夫人,少了位伟大的科学家。

前几天我在一份报纸上看到采访北大第二十八任校长、著名加速器专家陈佳洱的文章。他对居里夫人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居里夫人有很多方面值得敬佩。她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失败了多少次,最后提炼出0.1毫克的镭,不得了。她取得成功后,很多人都找她,说你可成为百分富翁了。她说我的发现应该属于全人类所有,她没有申请一项专利,而且把这个技术无私地告诉别人。她为了把镭应用于医学,亲自跑到前线为士兵治疗。正如她女儿形容的,她是奉献所有而毫无索取。居里夫人真是太伟大了!做一个真正的伟大的科学家,就应该像居里夫人那样。

同学们听我对于恋爱、婚姻、家族问题讲了这么多的话,或许问我:你年青的时候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呢?既然是和大家来谈心,我就实事求是地讲一讲自己这方面的情况。我年青的时候,相信这样两句话:一句是“离不开爹娘,成不了栋梁”;一句是“舍不得娇妻,成不了好汉”。参军后十年间,我没有回过一次家,就是一心搞好学习,搞好工作,总想做出点样子来。虽然也有些想法,但我对婚姻恋爱问题“觉悟”得比较晚,直到二十八九岁才开始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谈恋爱,但这个第一次又以失败而告终,这件事的确给我带来了极大的苦恼和悲痛。后来到了三十一岁,我才又开始谈恋爱。三十二岁结婚,结婚以后我爱人就去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学习,一去就是四年。我是三十八岁时才有小孩的,是个姑娘。三十九岁那年,我又响应计划生育号召,带头做了男性绝育手术。我和爱人商量,有一个姑娘足矣。虽然当时还没有“只生一个好”的政策,但我们还是下决心再不要孩子了。北京有一种说法,叫作“女儿好,女儿好,女儿是爸妈的小棉袄”。大作家冰心有一副对联:“无官一身轻,有女万事足。”上联“无官一身轻”这句俗话大家都知道,下联原来是“有子万事足”,反映了重男轻女的思想,冰心来了一个字之改,成为“有女万事足”,改得非常好。我爱人也是一位军人,一直做军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大校军衔已挂近十年了。我们的女儿发育成长得也比较好,她于2000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现在北京电视台当记者。显然,我拥有一个比较幸福完美的家族。可能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在恋爱、婚姻、家族方面的一些经历和表现,所以在二十多年前,我曾经被评上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计划生育先进个人。

一九九六年秋,我在装甲兵学院当政委时,我的好部下、正团职副处长张金垠同志,在抗洪抢险中为抢救九名遇险群众,慷慨赴死,壮烈牺牲。他的事迹非常突出,非常感人。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同志,特地赶赴石家庄,用两天时间采访张金垠的英雄事迹,并专门制作了一期《焦点访谈》,播出后在全国全军引起强烈反响。当时,为了能将张金垠的事迹宣传出去,我亲自去石家庄白楼宾馆迎接敬一丹同志。她看来了一位将军接她,多少有些感动,连忙说“来个参谋、干事引引路就行了。”我对她说:“我这个将军是解放军中最平凡、最普通的将军,我是个'三无将军’:一是参军后就到军校当学员,没在战斗部队当过兵;二是没有立过功,什么功劳也谈不上;三是没到前线打过仗,这也是我军旅生涯的一大遗憾。值得引以自豪的,只是我曾经被评上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计划生育先进个人。”听到这里,敬一丹同志也笑了起来。

前面我用大篇幅分别谈了“成人”、“成才”、“成家”三个问题,现在可以总括起来说一说了。讲到这“三成”,我就想起了我的老朋友、著名演说家曲啸同志。十多年前,我们曾在一起探讨过“成人”、“成才”、“成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说,我有三个儿子,我对他们的希望是:第一,保证“成人”,起码要做到这一条;第二,力争“成才”,不能保证他们都能成才,但希望他们能够成才;第三,适时“成家”,早了不好,太晚了也不好,关键是“适时”二字。我很同意曲啸同志的看法。的确,年轻人面临着成人、成才、成家三大课题。处理不好这三大课题,你们今后的人生之路就可能比较狭窄、比较坎坷。处理好了这三大课题,你今后的人生之路就可能比较宽阔、比较平坦,你们就可能与时俱进、前途无量,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同学们!我今天讲话的主要内容已经说完了。我第一次来北大和大家见面、谈心,我感到很亲切、很高兴,与你们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离开你们之前,我还想送给你们一点礼物,既不是钱,也不是什么东西,只是几句话。关于赠送礼物,过去有“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的说法。现在社会上又流传这样一种说法: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送礼送点心,八十年代送礼送补品,九十年代送礼送鲜花,二十一世纪送礼送健康。健康是福,送礼最好送健康。我送给大家的既不是脑白金,也不是高钙片,而是几句话,都是与身心健康有关的。

第一句话,建议你们交上两个“好朋友”。一个是运动场,一个图书馆。经常到运动场锻炼身体、增进健康,经常到图书馆博览群书、增长知识。交两个“好朋友”的说法,还是我女儿刚上大学时,一位体育老师对大家说的,我觉得讲得很好。

第二句话,建议你们为自己配备两个“保健医生”:一个是运动,一个是乐观。运动可以促进生理健康,乐观可以保证心理健康。这是我多年的体会。多年来我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日行万步路,夜读十页书。我随身带着计步器,白天不走够万步路不休息,晚上不读够十页书不睡觉。

第三句话,建议你们记住两个“秘诀”:一个是“健康的秘诀在早上”。要黎明即起,闻鸡起舞,锻炼身体,增进健康,自己身心俱健,其乐无穷,将来还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一个是“成功的秘诀晚上”。爱因斯坦说:“人们之间的差异产生于业余时间。”因此,不但正式时间要好好学习、思考、工作,必要时业余时间包括晚上也要好好学习、思考、工作。这样才有可和能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从而做出更大的成绩和贡献。

我的讲话完了。如果我上面讲的,有胡适先生说的“胡说”,请大家批评指正。

最后,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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