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 朱礼敏 作者单位 |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DOI | 10.19619/j.issn.1007-1938.2021.00.082 引用参考文献格式： 朱礼敏.民国儿童读书会的嬗变：时空分布与价值重审[J]. 出版与印刷, 2021(6): 79-87. 摘要 | 民国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中的重要阶段，在中西文化互动交融的时代语境下，读书会这一新兴文化现象得以扎根并本土化发展。文章结合案例对民国儿童读书会从时空分布、主体分类两方面进行爬梳，并以阅读史的视角对儿童读书会从读物遴选、组织方式和阅读效果等三个维度展开论述，以期对民国时期儿童读书会的历史意义进行再探。 关键词 | 民国；儿童读书会；儿童阅读；社会教育 → 查看HTML全文 一、引言 读书会作为一种社会参与的阅读行为组织方式，是近代社会文化剧变进程中催生的特殊文化现象，也是文化史和阅读史关注的重要领域。民国时期，儿童读书会在政府大力支持和社会广泛参与下，以图书馆和民众教育馆为主力，秉承“引起儿童阅读兴趣，养成儿童自修习惯”[1]的宗旨，为广大学龄儿童与贫困失学儿童提供图书阅读和接受教育的机会，因此成为近代中国推广儿童阅读、施行启蒙与社会教育的重要一环。但当下学界对民国时期儿童读书会的关注较少，大多是基于史料分析民国时期儿童读书会发展概况。笔者通过查阅民国时期相关资料，发现许多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儿童读书会在书目拣选与活动组织方面至今仍有较强的借鉴性，并且初步具有了社会化抚养的雏形。因此，通过对读书会相关史料的搜集与整合，以揭示书籍和阅读行为的社会特征[2]，是笔者在本篇文章中致力探究的着力点。研究时，笔者对民国时期儿童读书会相关的史料进行梳理，分析其时空分布，并运用阅读史的理论和方法剖析历史上这一共同文化实践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发。 二、民国儿童读书会时空分布概况 在史料收集阶段，笔者主要在民国和晚清报刊库、大成老旧期刊库、《大公报》全文数据库和《申报》全文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并采用两种检索策略：首先，检索民国时期三类大型文化机构图书馆、民众教育馆和主要出版机构有关儿童阅读和儿童阅读推广的史料；其次，分别以“儿童读书会”“儿童读书互助会”“儿童读书班”“儿童阅读会”和“儿童阅书会”等为关键词在上述数据库中检索，得到民国儿童读书会的相关统计数据。（见表1） 表1 1912—1949年民国儿童读书会统计情况
目前，学界对民国时期最早的儿童读书会的成立时间尚无定论，但笔者通过资料梳理得出民国儿童读书会应不晚于1922年出现的判断。1922年，《教育杂志》刊登《儿童家族阅书会简章》，该简章明确了儿童家族阅书会的成立宗旨，并对读者的权利与义务、活动开设详情以及入会条件进行了简要介绍[3]7。儿童家族阅书会开启了民国儿童读书会迤逦的篇章。纵观民国时期儿童读书会的发展历程，其发展概况深受政治时局与社会思潮的影响。因此笔者将儿童读书会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22年至1929年的萌芽阶段，1930年至1936年的繁荣发展阶段，1937年至1949年的曲折前行阶段。 1.萌芽阶段（1922—1929年） 纵观20世纪20年代，虽经济形势逐步好转，但囿于国内时局混乱，儿童教育事业难以获得稳定发展的土壤，加之公共阅读场所稀缺，儿童读物种类有限且办会经验匮乏，儿童读书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相当滞缓。现有文献中最早将儿童与读书会联系起来的组织是儿童家族阅书会，其宗旨是“本会以传布新旧学识于地方人士，及养成在校儿童自修习惯”，“在校儿童及其家族均可向会内借书读阅，家族读书会向会员供应儿童用书及成人用书”。在权责关系规定方面，该会规定会员无需缴纳会费，拥有借书、阅书、参加研讨会与学艺会的权利，但应承担自捐或募捐图书杂志的义务[3]7。 2.繁荣发展阶段（1930—1936年） 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出现了实质性且持续的增长，以江南地区和东北地区为中心向外扩展，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在20世纪30年代初比一战期间增加了40%，人均生产总值在同一时期上升超过20%，且保持可观的增长[4]。与经济发展相对应的是文化界的高度繁荣。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儿童的主体性地位显著提升，越来越多有识之士重视儿童教育，为儿童谋福利的呼声日渐高涨，并提出“儿童是人类社会的基石，也是造就将来社会的主要因子”[5]。1931年至1935年，“四四”儿童节和“儿童年”相继设立，并引起极大反响。与此同时，社会对儿童阅读也越发重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儿童读物数量增多，种类日益丰富；其次是儿童阅览室的逐步扩建与完善。中国儿童读书会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步入繁荣发展时期，此阶段有如下特点。 （1）苏浙沪皖儿童读书会较多 这一阶段的儿童读书会开设较为普遍，主要集中在苏浙沪皖地区。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儿童读书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组织起来，每年均保持一定的增长率。较早开埠的苏浙沪地区凭借其雄厚的出版资源和较为完备的城市资源设施较早开始主办儿童读书会，安徽省由于地缘优势发展也比较迅速。表1统计的29所儿童读书会中，苏浙沪皖四地占18所。作为民国经济中心之一的江南地区较为注重儿童启蒙教育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初至抗日战争前夕，商务印书馆与世界书局、中华书局和儿童书局等共出版童书有千种之多。[6]鉴于儿童阅读空间的稀缺，1933年，图书馆以及民众教育馆响应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号召“附设儿童阅览室”[7]，以增加儿童阅读机会，促进儿童教育发展，保障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在如此有利的条件下，儿童读书会在富庶的沿海现代化城市较早扎根发展起来，并形成一定规模。 （2）种类丰富，组织更加成熟 这一阶段儿童读书会种类丰富，且组织更加成熟。1930年至1936年，儿童读书会的承办主体多元且各具特色，民众教育馆、图书馆、书店、出版社以及学校都为我国儿童读书会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在会员组成方面，这一阶段相对前一时期而言更加丰富。不少读书会入会条件中提及：本会会费概行免收，会员不拘男女，小学生能粗识文字者或中途失学儿童均可入会。书店和出版社主办的儿童读书会还对外埠小朋友开放，有效扩展了儿童读书会的影响力。在持续时间上，大部分读书会属于长期集会，也有很多有特色的短期读书会，比如课外读书会、暑期读书会等。此外，这一阶段的儿童读书会在组织上也更加成熟，大都规定了读书会名称、宗旨、会址、读书会目标、读书会职员设置、读书会活动方式、读书会奖惩制度以及会员权利和义务等。 （3）“精品”读书会社会反响良好 在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20世纪30年代，儿童读书会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有一定的提升，其中不乏优质的读书会。比如，广西省立民众教育馆儿童读书会办会宗旨中提及“最大的宗旨是想辅救一班失学的儿童和一班没有住宿学校的小朋友”[8]212，体现了读书会在推行儿童启蒙与教养上的文化担当。另包括现代儿童读书会、安徽省立第一民教馆儿童读书会、中心小学读书会以及云南省立民教馆昆华儿童读书会等举办的活动丰富多元，“连新闻界都异常注意，乐于宣传”[9]。 3.曲折前行阶段（1937—1949年）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的一声炮响，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阶段。炮火连绵，民生凋敝，出版业与图书馆业遭到重创。全面抗战伊始，日伪为巩固奴化统治，对我国出版业实行出版统制政策，颁布出版法规，迫害进步出版人，查封进步出版机构，销毁进步出版物。图书馆界损毁惨重，仅全面抗战爆发第一年，各地图书馆损毁就多达2156所[10]。我国读书会事业的发展也迎来了当头一棒，发展势头从迅猛趋向冷寂，这一阶段仅有少数儿童读书会成立。但不容忽视的是，战时的儿童读书会在深受重创的同时彰显了重要的进步意义。比如致力于“推动儿童救亡工作，并谋回汉民族精诚团结”的小皮院儿童读书会[11]有效团结了回汉两族。抗日战争胜利后，虽有读书会重新成立，但发展势头已经远不如20世纪30年代。 三、民国时期儿童读书会的分类 从主办单位来看，民国时期儿童读书会可以分为五类：民众教育馆主办的读书会、图书馆主办的读书会、书店主办的读书会、出版社和期刊社主办的读书会以及学校主办的读书会。 1.民众教育馆主办的儿童读书会 民众教育馆，起源于通俗教育馆，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筹备的新兴社会教育事业。由政府承认并推行的民众教育馆事业始于1928年，当时全国拥有185所民众教育馆，至1936年，全国民众教育馆数量已多达1612所[12]。民众教育馆以“灌输民众的智识，陶冶民众的德性，锻炼民众的身体，改善民众的娱乐，传授民众的技能，指导民众做有目标的公民”为宗旨，担负起了全国社会教育的重任，也是民国时期主办儿童读书会的主力军。 在会员准入方面，由民众教育馆组织的读书会对会员的年龄、性别、学习程度无特殊限制，比如安徽省立第一民众教育馆儿童读书会的入会要求为“凡年在九岁以上，十四岁以下不分性别，粗识文字者报名后即得为本会会员”[13]，徐州民众教育馆儿童读书会的要求为“凡城内小学学生略识文字者，均得报名为会员”[14]，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的要求也大抵如此，但追加“须经本馆指导员历经两周检查合格后方可成为会员”的条件。 在组织运作方面，民众教育馆借自己创办的馆刊向社会公众介绍读书会的成绩概况、组织办法、大会简章和发展近况等[15]。读书会举办的活动也相当多元，除阅读、背诵、讨论、作文与竞赛外，民众教育馆也会组织体育锻炼、歌舞演出等文娱活动，对在读书会表现优异的孩子还设有奖励机制。 2.图书馆主办的儿童读书会 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通俗图书馆、民众图书馆和私立图书馆纷纷建立起来，读书会是实现其社会教育责任的有效途径。由图书馆主办的儿童读书会充分贯彻“平等、开放及免费”的原则，提供给适龄学童、失学儿童以及家贫无从致书以观者阅读以及接受阅读指导的机会。 图书馆读书会与其他读书会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阅读指导。读书会希望通过阅读指导达到以下目标：第一，增进读书的速率；第二，训练读书的记忆力；第三，养成读书的理解力；第四，养成组织的能力等。[16]湖南省立第二民众教育馆民众图书馆儿童读书会章程中提到“本会以激起儿童阅读兴趣并指导阅读方法为宗旨”，在疑义之解答、读物之选择和读书记忆法等方面给予指导，在看报方法、看杂志方法和看小说方法等方面给予阅读指导。[17]部分读书会馆员提供对会员儿童的辅导，比如江苏吴县县立图书馆儿童读书会，儿童在阅读书籍时如果遇到疑难问题可以与图书馆馆员研究讨论；[18]安徽省立图书馆儿童读书会在重组读书会的广告中也提到“对于儿童读书指导，颇具成效”[19]。 3.书店主办的儿童读书会 书店主办的儿童读书会中，以上海现代儿童读书会最为著名。现代儿童读书会最先由四马路望平街口联合书店主办，“因感于儿童物之缺乏，特聘请专家编辑'小学生丛书’百种，并为儿童谋福利计，特创办儿童读书会，入会费每年两元，可得价值四五元之赠书三十五种，并有奖赏书券二三十元之希望，及五大权利之享受”[20]。后来联合书店与现代书局合并，读书会更名为现代儿童读书会，合并之后现代儿童读书会的会费不变，但奖励更优，升级为“五大权利、八大奖赏、十五种大利益”[21-23]，颇受孩子和家长的欢迎，孩子参与读书会的热情相当之高，从1931年第一次征集会员，两年之间现代儿童读书会的会员数已高达5000人[24]。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儿童读书会对儿童的读写能力尤为关注。联合书店出版的“小学生丛书”涵盖中国名人故事、外国名人故事、现代名人小传、自然科学讲话、国耻讲话、小学生书信、小学生歌曲等多种类别图书[25]。加入会员的小朋友可以即时将作品投寄《儿童月报》刊登，将照片投寄《儿童俱乐部》刊登。 4.出版社和期刊社主办的儿童读书会 随着社会读书风气日起，许多图书出版社和期刊出版社为增加图书报刊销量，也开始创办各色读书会。出版社、期刊社主办的儿童读书会带有一些商业性质，一般都有会费要求，儿童缴纳会费后可享有赠书赠刊权益和买书优待。比如儿童文艺杂志社儿童读书会，符合基本学历要求的会员只需缴纳两元会费，即可享有价值五元六角全年赠书赠刊服务、半价购书服务以及阅读指导服务，另外参加读书会举办的读书竞赛还可获得丰厚奖品。[26] 出版社与期刊社主办的读书会在会员扩充上会使用一些营销技巧，会员介绍不同数量新人入会可以得到价值不等的权益，包括会费减免或赠书赠刊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读书会的经济收益。另外，在活动组织上，由于会员遍布各地，这类读书会一般没有固定的阅读场所，但会定期开设阅读大会与读书竞赛，读书会对儿童的阅读指导方法一般刊印在读书会的期刊上。 5.学校主办的儿童读书会 学校主办的儿童读书会分为两种：其一是多所学校组成的儿童读书会联盟，典型代表是江苏中心小学读书会；其二是单所学校创办的读书会，典型代表是光启读书会。会员准入方面，所有在校的小学生均有资格加入读书会，享有借书阅书的权利，另外成绩优秀的学生还能获得额外的赠阅书报。[27]在书目种类上，学校依托其自身图书馆藏资源，读书会会员可选择的书目非常之多。中心小学读书会整合多校图书馆资源，举办儿童读物展览会，设立儿童巡回读书库，并制定儿童读物征集办法：“第一，各校儿童将自己的读物由各校读书会分会长转交给中心小学陈列。第二，各校将所有图书种类与册数开单送到中心小学。第三，各校图书馆由各校派人负责陈列和收集。”[28] 综上，民国时期儿童读书会主办方不同，其办会宗旨和活动形式往往不尽相同，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存在差别，但是它们都以普及文化智识为己任，为民国时期阅读推广与社会教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 民国儿童读书会的历史意义 《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一书曾提出著名论断：“将阅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可以解答是谁在读，读的内容是什么，在哪里读这些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可以解答更复杂的怎么读和为什么读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从中得知阅读这一文化实践对读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与效果。”[29]因此，笔者将从读物甄选、组织方式和阅读效果三个维度展开论述，以期对儿童读书会的历史意义进行再次锚定。 1.阅读什么：“儿童本位”的导向 民国时期儿童读书会在书目拣选上立足“儿童本位”。正如卢梭提到的“大自然希望儿童成人以前保持其孩子的样子”[30]，即要求成年人与教育者要尊重儿童的天性与心理特点。儿童读书会以普及儿童文化，启发儿童智识为目的，注重儿童身心全面健康发展，在书刊种类和读物质量上取得了极大的进步。 民国时期，那些文以载道、顺民教育类的《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朱子家训》《增广贤文》等蒙学读物逐渐式微，儿童读物在形式与内容上出现了新气象，众多顺应儿童天性、契合儿童心理特点的读物问世。无锡图书馆曾致信开明书店，信中提及小读者对《金河王》《列那狐的历史》《木偶奇遇记》以及《三公主》等书颇感兴趣[31]，故鉴于儿童好动、活泼的天性，读书会为儿童提供种类丰富的儿童图书、儿童杂志和工具书等。其中儿童图书包括故事、童话、诗歌、笑话、剧本、神话、寓言、手工、公民、自然、作文、演说和日记等类别，其中故事书的占比相当可观[8]211-213。阅读的期刊主要有《儿童月报》《现代儿童》《儿童俱乐部》《小朋友》《儿童杂志》《儿童世界》以及《儿童画报》等。这些刊物以儿童为中心，怀着满满的对儿童的关切与爱护，刊载诸多小读者喜闻乐见的文章，比如《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鹦鹉》等。 除了组织儿童阅读故事之外，读书会还特别注重儿童志向及品格养成，常组织儿童阅读孙中山、孔子、岳飞、华盛顿、瓦特等中外名人相关的图书[8]219。此外，读书会还特别注重儿童科学探究意识的培养，比如以《飞机》为研究专题，组织儿童阅读《飞船和飞机》《少年航空知识》等[32]；在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之际，读书会担负起培养儿童爱国意识的重任，如安徽省立民众教育馆儿童读书会组织儿童阅读《告小朋友书》，并选出涉及中日问题的图书、画册、地图等单独供小朋友取阅[33]。 2.如何阅读：“多元互动”的路径 朗（Elizabeth Lang）认为：“在读书会，阅读行为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参与行为，在此过程中，读者需要将其他人作为样板，需要了解其他人对阅读文本的反应，也需要其他人推荐书、评论书籍。口头交流和群体之间的互动都对读者阅读行为施加影响。” [34]读书会将读者置身于公共社群之中，通过各式各样的读书活动强化社群连接纽带，从而增强阅读交流效果并强化读书会会员间的黏性。民国时期儿童读书会举办的活动多种多样，有阅读指导、阅读、背诵、讲演、写作、阅读竞赛、文体活动等。 阅读指导是儿童读书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读者的阅读经验有限，一定的阅读指导就变得尤为重要。儿童读书会中的阅读指导一般体现在如何选择书籍、怎样使用阅读工具、基本的阅读规范、常用的阅读方法以及正确的阅读卫生习惯等方面。正确且适当的阅读指导可以帮助儿童规避早期阅读中的诸多误区，建立起正确的阅读观念，培养良好的阅读技能。 阅读、背诵、讲演、写作是众多儿童读书会的常规活动。通过循序渐进的阅读与背诵增进儿童对所读内容的理解、记忆与表达，可以提升自己的阅读能力并丰富自身的阅读经验。讲演与写作分别对应的是语言输出能力和文字输出能力，儿童在阅读过程中，通过消化与吸纳，习得、改变并丰富学会的东西。 读书会定期举办的阅读竞赛和文体活动，注重对儿童阅读效果进行考核，丰富儿童课余生活，并予以物质奖励或精神激励，从而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在公共社群中，见贤思齐的心理也激发了儿童的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 3.阅读效果：“社会抚养”的启蒙 儿童读书会的成立有利于激发儿童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在社会化抚育方面有重要启示。 首先，丰富多彩的读书会活动激发了儿童的阅读兴趣，有助于养成儿童的阅读习惯。民国时期的儿童读书会由于贴近儿童天性的图书择选，舒适的阅读环境营造以及趣味多元的活动吸引一众小朋友到“乐园”中读书、玩耍。有小朋友根据自己在读书会的亲身经历总结出阅读的三大益处，分别是：把玩的时间抽出一部分看书可以促进我们的阅读；借来的书更加珍惜，可以敦促在规定时间内读完；可以和小朋友玩耍研究还有先生辅导，氛围更加浓郁[35]。同时，小朋友在读书会的指导下潜移默化地养成了更加健康的阅读习惯，比如：指导儿童看好书，规避坏书；根据不同书籍，不同场景选用不同的阅读方式；看书时不追逐打闹，爱护书籍；定期写读书笔记等。 其次，儿童读书会培养了儿童良好品格，为日后小朋友成才奠定基础。儿童读书会甄选优秀读物对小读者进行爱与美的熏陶，通过体育比赛、猜谜比赛、讲故事比赛等增强儿童的集体意识与人际交往能力。读书会还善于发挥历史名人的榜样示范作用，通过他们的事迹，让儿童明白幼时立志的重要性。此外，东三省沦陷后，读书会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激发小朋友家国忧患意识以及推动民族复兴之决心。 最后，儿童读书会推动了儿童社会教育的普及，提供给失学儿童、家庭贫困儿童以及学龄儿童接受教育的机会。在近代之前，儿童教育内容受传统纲常思想影响，偏重道德教育和智育，忽视儿童天性养成；[36]在教育方式上也比较传统，一直以老师教授为主，学生必须服从师长。儿童读书会担起儿童社会教育重任，在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两方面进行革新。在教育内容上，选择适合儿童的读物，由表及里，由浅及深，既普及了基本智识，又有效提高了失学儿童的识字率。在教育形式上，通过社群纽带，在指导员和小读者之间打造平等的“师生关系”，通过开展各种趣味性强的活动实现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民国时期的儿童读书会具有了社会化抚养的雏形。 五、结语 本文通过考察民国时期儿童读书会发展概况，总结出儿童读书会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发展，20世纪30年代后进入繁荣期，全面抗战爆发后逐渐式微的发展历程。在地域分布上，民国时期儿童读书会主要集中在沿海较早现代化的城市。以民众教育馆和图书馆为主力，民国时期的儿童读书会在书目拣选上立足“儿童本位”，建立公共社群，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读书与文娱活动，在早期儿童阅读推广、普及儿童教育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研究对当代儿童阅读的借鉴意义体现在：第一，民国时期的儿童读书会具有半公益性质，对儿童的无差别对待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社会化抚养”的职能。第二，建设书香中国，社会各界应充分重视儿童群体，给予其充分的阅读保障和科学的阅读指导。幼年阶段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期，孩子们进行集体阅读，接受系统的阅读指导，习得良好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将会终身受益。第三，在活动组织方面，民国时期儿童读书会引入“社群”概念，有着明确的办会宗旨、清晰的章程和完备的组织结构，儿童在享受阅读权利的同时参与到多元互动的活动中去，综合能力得以全方面发展。第四，民国时期儿童读书会大多集中在沿海现代化大城市，偏远地区及广大乡村地区鲜有读书会出现。当下，我国全民阅读活动发展如火如荼，弥合城乡儿童阅读差异，保障东中西部出版资源与阅读资源均衡发展仍是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Title :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ldren's Book Club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Value Review Author : ZHU Limin Author Affiliation :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a crucial stag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era wh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teracted and blended, the book club, a new cultural phenomenon, took root and developed locally. This article combines cases and analyses the children's book club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wo aspects: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subject class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ading histor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children's book club, including the selection of reading materials, the forms of organization and the effects of reading, with a view to discussing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ildren's book club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s :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ldren's book club; children's reading; social education 编辑：许彤彤 审核：靳琼 熊喆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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