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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亚与东亚的历史上，粟特人都曾经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是精明的商人，也是出色的情报人员和武士。他们在自己的辉煌时代，极力维系家乡的自治权力。不少人还向东迁徙，在中原和周边地区定居。为东亚大陆的历史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内陆沙海中的商业城邦
粟特人的故土，就是中亚历史上的索格迪亚纳。这片西域沃土位于亚欧大陆的正中央位置。虽然身处相对干旱的内陆，却受到了阿姆河和锡尔河的滋润。所以当地一直都是比较适合耕作与放牧的地区。在人种和语言上，粟特人属于典型的高加索人种，属于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族的一支。他们皮肤白皙、高鼻凹目，不少人还有着绿色或者蓝色的眼珠，头发成褐色或者栗色。他们使用波斯征服者带来的阿拉米字母。这套源自早期中东文明的字母，一直都是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的通行语。
公元前6-5世纪左右，索格迪亚纳就出现了复杂的绿洲农业灌溉网络。经历了波斯帝国的征服和统治后，当地又在公元前4世纪迎来了马其顿帝国的希腊化殖民者。不少希腊战俘和同盟者，被安排在中亚驻屯，并将希腊式的城邦格局引入中亚。这对后来的粟特历史，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甚至可以说，粟特人黄金时代的商业城市结构，就像是古希腊城邦在亚洲腹地的复刻。
公元前2世纪后，匈奴和月氏的战争，引发了中亚民族迁徙的多米诺骨牌。当时的斯基泰大国康居，趁着大月氏西迁与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衰败，控制了各索格迪亚纳城邦。他们和粟特人其实属于同文同种的族群，但在经济和生活模式上有很大差异。当粟特人已经发展出比较成熟的城市文明后，康居人还是典型的游牧国家。由于二者的君臣关系，再加上撒马尔罕的音译“康国”和“康居”名字的相似性，汉文史书经常将二者混淆，认为康居就是康国的祖先。
中亚的希腊城市遗址 也是后来粟特城邦结构的雏形之一张骞出使西域时，就是由大宛王护送到康居控制的粟特城邦，再由粟特城邦进入大月氏领土。此后，当地城邦又受到贵霜帝国、白匈奴等势力的间接支配。但在被阿巴斯王朝直接控制前，一直保持着独立地位。作为一个有着鲜明族群特色的种族，粟特人源源不断地对外输出财富、技术与其他人才。公元5-6世纪，索格狄亚那当地的绿洲农业，又迎来了第二个大发展时期。几个主要的城邦国家最终定型：古书中的康国，就是著名的撒马尔罕，位于索格迪亚纳的中央。撒马尔罕的南边有史国“羯霜那”，把持着连接索格迪亚纳和巴克特里亚的要道铁门。再往西就是重镇安国，也就是历史名城布哈拉。这条道路继续向西，可以通达波斯、南俄草原乃至黑海地区。著名的赭石，就是在大唐和阿拉伯之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石国，位于今天的塔什干。由此地向东，可以越过阿尔泰山，进入蒙古高原。而在撒马尔罕的北部则有曹国、东曹国和西曹国。其中东曹国是粟特人前往西域和中原的必经之地。而米摩贺米国的位置，则位于撒马尔罕东方60公里的片治肯特。在这片土地的四周，都是闻名于史册的战略要地：西边是阿姆河下游肥沃的花剌子模绿洲，南部是因为希腊移民而得名的巴克特里亚。东边还有盛产良驹、农牧皆宜的费尔干纳盆地。
军商合一的粟特贵族
这些城邦最早的经济基础就是农业。由于其土地丰饶，使得阿拉伯人的地理书称之为世界四大乐园之一。但是绿洲本身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当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超出了土地承载力后，城邦就会像古希腊人那样，通过官方或者民间组织移民，在其他地区建立殖民地或者城市群。比如天山山脉的七河地区，就是这样的移民点。
索格迪亚纳位于亚欧大陆正中心，也位于内亚贸易网络的大动脉上。所以从这里可以东南通达印度，北方通达草原，东北方通达中国，西边通达波斯和欧洲。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贯通亚欧的世界眼光，使他们十分重视商业的发展。在粟特人的国家里，商业是十分重视的经济行为。粟特婴孩出生之后，大人会在他们口中放冰糖，并在手掌中心放置明胶。意思是希望孩子长大后能用甜言蜜语进行贸易，能像明胶粘物一样，用双手抓紧财富。长大之后的粟特人，就会学习用阿拉米字母记账。一个男子长到20岁，就要到远方贸易。
见识过粟特人贸易能力的玄奘感叹道：在粟特人的社会里，有一半的人务农，另一半的人靠贸易获利，社会各阶层都是如此。他们将追逐利润作为至高的目的。由于商业是重要的经济支柱，所以商人的社会地位较高。中亚穆格山要塞出土的阿拉米字母文书显示，粟特社会分为自由人、商人、工匠和奴隶等群体。其中自由人大都有土地和动产，甚至私人武装。他们农商兼营，在某些场合被称为贵族或者武士阶层。这个群体占到粟特社会人口的三成之多。
自由人阶层的另一特点，就是军商合一。粟特人长期受到游牧集团的袭扰和支配，自身也就有了尚武习俗，十分彪悍。玄奘记载粟特人往往分为若干城邦，彼此间互不统属，所以经常争斗。这些人不仅手工业发达，而且性情勇烈，善于骑马作战，杀敌时一往无前。安伽、虞弘、史君等在华粟特人的墓葬里，都有波斯风格的骑射狩猎图，这与他们好战尚武的民风是分不开的。较强的军事技能，是粟特人能在动荡的西域生存繁衍，并在异乡开辟殖民地的重要保证。所以几百人的粟特商队，和几千人的粟特移民团，其实就是一支小型军队。常年游走于绿洲城邦和草原部落的他们，不仅凭借祖传的贸易路线和家族积累的关系，构建了强大的情报网络。还经常以敏锐的商业嗅觉，积极参与到蒙古高原、西域城邦、河西走廊和中原地区的混战。支持开出优惠贸易条件，或者最有希望取胜的一方，在险中求得富贵。在外人眼中，这些粟特人不仅有过硬的军事素养，还精通多种语言的交流技能，有有丰富的贸易和军事情报。而商人身份则可以作为间谍身份的掩护。所以无论是突厥系的草原部落，还是东方的鲜卑人和汉人，又或是像吐谷浑这样的半农半牧政权。都乐意聘用粟特人作为外交特使，赐予粟特首领以武职，让他们纵横捭阖。
汉晋之际的粟特军商
早在三国和西晋时代，就有少数粟特人穿过西域盆地，来到了凉州地区。他们甚至还参与到了蜀国北伐曹魏的战争当中。公元227-228年，凭借马超在西羌中的威望与关系网，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凉州地区的诸部族首领，派遣月氏胡侯支富和康居胡侯康植等20多个头目，接受诸葛亮的节制指挥。其中月氏人可能是羌族中的小月氏，而康植则是以国名康国为汉姓的粟特人。
根据粟特人的贸易传统，这是典型的投机操作。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和精明的商业头脑，往来于有着资源和情报需求的几个割据政权之间。投资有潜力的一方，并从他们那里得到想要的物资是惯用手段。由于当时曹魏还没在西线集结重兵，所以曹魏对于第一次北伐缺乏提防。蜀汉举国进攻曹魏兵力空虚的凉州，是比较有优势的。所以粟特人才大胆地选择了与蜀汉联络。在这一盟约背后，诸葛亮看中了这些粟特军商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情报，以及重要的骑兵与战马。而粟特人看重的可能是做工精良的蜀锦。他们可以把蜀锦远销西域，获得丰厚的利润。如果计划顺利，他们也许会得到蜀汉的允许，将贸易网铺展到蜀中和东吴。这是粟特人在东亚战争史上一次较早的亮相。但是随着蜀汉北伐的失败，这些粟特人和羌族等民族一起，受到了曹魏和西晋的镇压和收降。
粟特人的经商能力 让他们也具备了很强的情况搜集水平公元311-312年，一位在洛阳待过的商团首领奈伊凡塔克，给撒马尔罕的贵族资助人写信，汇报了中原的永嘉之乱。奈伊凡塔克受资助人之托，来到东方贸易。由于发现胡汉矛盾日益严重，诸侯王征战不休，所以他以相对安全的武威为基地。此人在信中描述了他派人到洛阳和安阳进货的情况。在洛阳，匈奴军队攻破了都城，城里的印度人和粟特人社区一片萧条，商人大量饿死。晋怀帝也逃出了洛阳城避难。他们买卖的货物包括药材、金、银、黄铜，还有非常紧缺的白面。但是他们没有收购到宝贵的生丝---这才是他们希望获得的宝物。一同出土的另一封书信，则记载了一对滞留中国的粟特母女的情况。粟特商人那奈德，带着妻子米薇與女兒莎恩，从撒马尔罕到敦煌做生意。但他將妻女留在敦煌，自己返回撒馬爾罕，一去三年。被留在敦煌的米薇母女盤纏用盡，不得不要求那奈德想办法，將她们帶回撒马尔罕。而那奈德的生意合伙人法克汉德，已经欠債逃跑，致使母女必須承担债务。女儿则在母亲的信中附议，请求父亲给她们寄些钱来，因为她们即将成为奴隶。
除此之外，米薇也写信給她的母亲蔡特思。表示她虽然有门路，却沒有钱，也沒能得到丈夫亲戚的允许而无法离开。除了这六人之外，米薇也曾向一位官员求助无果。唯有一位拜火教祭司愿意帮助她。这两封商业情报书和家书，于1907年在长城烽燧下被人找到。书信因为战乱而没能被寄回康国。在粟特文书里，像伊奈凡塔克和那奈德这样在中国的商人，也被称为“自由人”。说明也是身兼贵族武士、间谍和国际商人的多面体。
南北乱世的双面间谍
在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代，更多的粟特人前往东方贸易。他们在河西走廊乃至漠北草原，都延续了自己的殖民据点模式。一个贵族负责建立一系列居民点或者城市，由被称为“萨保”的军事与商业头目进行自治。粟特人再以这些据点为中心，充当各族政权的使者，间谍和雇佣军人。比如在公元429年，北魏世祖太武帝带领军队长驱漠北，打败宿敌柔然的大檀可汗。在取胜后，他从凉州的粟特胡商那里得知，如果再深入追击两天，就能彻底打垮可汗的残部。这让太武帝又气又恨。由于粟特人具有重要的军事与商业价值，北方的地方政权非常重视留用粟特商人，从他们身上收取足够的商税和军事情报。
割据凉州的北凉政权，就借助地利，收容了大量的粟特商人。北魏为了得到这些粟特人，就以北凉“征收重税，阻断胡商来华贸易”为理由，出兵灭北凉。为此，粟特城邦的首领们遣使北魏，希望出钱赎买这些商团和他们的家属，以便恢复他们的自由地位。最后在452年得到了批准。可见这些粟特殖民者，并没有因为战乱而失去自主性。他们与故乡有紧密的联系，并在受难时由故乡出面营救，以便继续在东方进行比较独立的外交和贸易。到了公元490年，柔然可汗下令附属的高车和自己一起进攻北魏，激发了高车人的反抗。高车首领阿伏至罗迁徙到阿尔泰山与天山山脉之间的土地建国。高车派出的使者，就是一个名叫越者的粟特人。他带着象征使节的两支箭来到北魏宫廷表示臣服。
北魏时，有一个名叫安吐根的粟特胡商，将自己的祖籍归结到古代的安西王室，以此来抬高身价。他以西域胡人的身份，以及祖上世代经商的职业背景，受到北魏皇帝的委托，成为了北魏驻柔然的使节。到了北魏末年，政权混乱，柔然可汗阿纳环想趁乱南下入侵，于是派安吐根回到洛阳刺探情报。安吐根为了在柔然和北魏两边都留下后路，于是趁机向北魏的实权人物高欢透露了柔然入侵的计划。在北魏的防备下，柔然没有得逞。毕竟，维持地区强权的均势，比较符合粟特人的利益。后来的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安吐根凭借自己在中原的情报网做出判断，东魏的优势比较大。于是他劝柔然人与东魏结好，并积极推动了柔然与东魏的联姻。
粟特人不仅为鲜卑人效力，还充当南朝和吐谷浑政权的使者，实行远交近攻的策略。比如在公元553年，西魏从梁朝手里夺取四川，阻断了梁朝与吐谷浑还有柔然的外交线路。吐谷浑深感威胁，于是取道蒙古高原，向北齐派出结盟使团。但是在回国途中，使团遭到西魏的伏击。有着典型粟特名字的将军翟潘密和240名粟特胡商，以及数万匹彩色丝绢，都被西魏缴获。粟特首领担任武职，而且携带了大量贵重礼品，充分地说明了粟特贵族具有军人和商人的合一属性。
隋唐的粟特武士与安史之乱
历史即将进入隋唐时代，很多粟特人凭借灵敏的政治敏感度，和过硬的军事素质，正确选择了新的效忠对象。今人所熟知的隋唐关陇集团，是以鲜卑人和胡化汉人为主的统治集团。事实上，河西还有山西的一些地方武装，是由粟特人主导的。以山西太原的粟特人虞弘为例，他是一个典型的粟特地方势力代表。根据墓志铭记载，他的祖先是西域部族“鱼国”的酋长。后来这个草原上的聚落被柔然可汗收降。他本人在柔然担任高官，并被作为使者派到北齐。由于北齐与柔然关系恶化，于是他被强行留用。后来又在北齐、北周与隋朝为官。他在北周时统领并州、代州、介州的三州乡团，并被封为检校萨保府。
粟特与突厥人的武装 在唐朝军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放眼整个时代，虞弘的经历很具有普遍性。由于重视收集军事情报，而且善于押宝，所以不少世袭的粟特武人都兼任府兵制军府的首长。对唐朝，他们是中央或者地方军府的官员。但是在粟特人自己的世界里，他们佩戴波斯式王冠，使用西方的金银器皿，形同一方诸侯。在文化和身份认同上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到了617年的隋末大乱时期，作为河西地方实力派的粟特人安兴贵与安修仁兄弟，拥立当地军官李轨建立了独立政权。一年后李渊创立唐朝，改元武德。对政治十分敏感的安氏兄弟，建议李轨早日归降中央，但被李某拒绝。于是兄弟二人果断发动粟特武装造反，捉拿了李轨，带着河西地区归顺了唐朝。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现存的62块唐代安-康两姓粟特墓志铭显示：37人有武散官或者职官的官位。28人的祖辈和父辈，在北朝时担任就受封各种武职。随着唐代的门荫制度，他们的后代也有武职。其中很多人参与了唐朝北伐突厥的战争，立下过赫赫战功。
不仅是在官府，民间的粟特人也很活跃。在唐与突厥战争的期间，高僧玄奘希望出关到印度求取真经，而他的护卫石盘陀，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粟特人。此人善于骑射，熟知沙漠的地形与各民族风俗。他的名字显示，其祖先来自石国。名字里的“盘陀”在粟特语里是“神的仆人”的意思。石盘陀的经历也很具有代表性。当时的粟特卫士唯利是图，为往来东西的各族客商充当保镖或者向导。一旦发现旅途过于危险，或者雇主付不起高额的护送费用。锱铢必较的他们就抛下雇主，甩手不干。尽管如此，玄奘凭借惊人的毅力和友好国家的资助，还是一路向西，来到了石盘陀的故乡索格迪亚纳。他在留下的《大唐西域记》里，为后人留下了关于粟特城邦的宝贵记载。
在唐朝击败了突厥人后，突厥中的一批游牧粟特人归降了唐朝。对于这些新归附的粟特人，唐朝政府的政策是给首领加封官位和爵位，留他们在长安宿卫。对于部落民，就在遥远的敦煌、吐鲁番等地，聚落变成“归化乡”加以管理。使他们称为编户齐民，逐渐同化于汉人。在长安、洛阳和扬州等地，也有专门的粟特社区，集中居住着粟特商人以及家属。比如长安就有19个粟特坊。他们依旧被唐人看作外侨。到了唐朝中后期，萨保的权力渐渐降低，主要职能是宗教工作，负责组织祆教祭祀，维护民族文化认同。与此同时，迁居到内陆的粟特武将也打破了族内通婚的传统，开始与突厥，乃至汉人贵族通婚。他们的后代在文化信仰上也开始多样化，道教、佛教、儒家都有涉猎。名字由具有印欧色彩的阿、芬、达、盘陀、射，变成了汉文化的忠、孝、富、贵等等。有的人甚至终身放浪形骸于山川林木，成为僧人或者道士。仅有姓氏、墓志铭或者生活用品，保留了自己的西域出身。
在边境上的六胡州和营州地区，还有一些保持着印欧人原始形态，几乎完全自治的粟特部落。他们自由散漫，汉化程度很低，但却非常迷信。721-722年，六胡州的胡人因为赋税太重而叛乱，就有粟特人康待宾自称可汗。叛乱平定后，很多叛乱的粟特部落一度被唐朝内迁到河南和江淮地区分散管理。即便如此，这些人还是因为水土不服，风俗异于汉人而北逃回故土。在整个北方边境上和河北地区，都有数目可观的粟特人。和内陆的同胞相比，这些人依旧保持着骑射传统与拜火教信仰，以部落为单位生产生活。和萨保一样，部落头目兼具宗教首领、商团领袖与将军的多重身份。所以很容易被发动起来。而按照粟特贵族商人-武士-教头合一的传统来看，安禄山的出现也绝不是偶然。
根据著名的文献《安禄山事迹卷》记载，安禄山就是典型的粟特式头目。他利用粟特人善于贸易的特点，在用贸易筹集巨额军资，打造武器铠甲。甚至批量生产伪官的印信和符节。还借贸易的机会，用粟特商人的身份作掩护，在各地搜集情报。同时，安禄山还在聚集粟特商人的时候举行宗教仪式。他让几百个侍从站在身边，摆上丰盛的祭品，命令巫师成日敲鼓。他本人则装扮成祆教的天神。指挥祭拜。他的突厥名字“亚牢山”是战神的意思。而在粟特语里就是“闪耀的光明之神”。正是因为宗教力量，那些流散到内陆，被压迫为编户齐民的粟特游牧民，还盗窃官马，北上投奔精神领袖安禄山。
也是因为有着宗教和经济上的广泛影响力，安史叛军有着极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承平日久的内陆州郡民兵所无法比拟的。战争开始后，经常出现小股叛军轻松地击败大队地方军的情况。尽管有安禄山等人的叛乱，但是安史之乱依旧不是一场狭隘的民族战争。战斗双方都大量使用西域和东北亚的外族军队作战。双方的高参集团里也不乏汉人存在。粟特人里出了安禄山这样的叛将，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选择与唐朝政府站在一起。由于出色的战功，唐朝中后期打破了节度使必须由汉人或汉化番人充当的传统。包括安禄山在内，到大唐灭亡为止，一共有30个拥有康-史何-李等姓氏的粟特人，担任过节度使。任职藩镇有33个，占唐代出现过的藩镇数目的40%。后来还有李抱玉、李抱真和李国臣等人，因抵抗吐蕃有功，被封为郡王。粟特人再次因为立功而保全了大唐。
最终的结局
随着安史之乱的平息，东土的文化也丧失了包罗万象的自信，彻底露出了对外来文化的抵触面。占据文化制高点的中夏君子们，开始坐而论道，大发空论：一切都是胡人引发了唐朝的衰败！于是乎，被他们玩弄过的无辜胡姬，瞬间成了妲己褒姒那样的替罪绵羊。在这样的舆论导向下，民间排胡的情绪潜滋暗长，州县里恶劣的“杀胡”事件时有发生。藩镇混战时，胡商的财富往往成为掠夺的重点。在保守而压抑的文化氛围里，很多中原的安姓的粟特人，自称祖先是和中原没什么过节的安息王。康姓的粟特人，则把祖源追溯到西周的康叔。若干代后，这些人几乎与汉人同化。
但事实上，边疆的粟特后裔，也就是中夏君子眼里的罪人们，却在若干代后继续为保卫边疆而战。
很多粟特人选择向胡风弥漫的河东藩镇靠拢。唐朝中后期，那里新建的祆神庙证明了他们的移民轨迹。河北藩镇武士的强大战斗力，与他们的到来不无关系。这些人被有着粟特血统的沙陀族接收，并被重新整合。而新崛起的契丹帝国，则从反面加强了部分粟特后裔的中原认同。虽然血统不可考证，但是出自沙陀系王朝的名将杨业，和他的亲兵们，其实是粟特和沙陀武士的最后硕果。在宋辽战争中，还有一些康姓的粟特裔将领在战场上厮杀。
大量的粟特人加入沙陀势力 撑起了五代著名的军事集团而著名的杨门女将，则与另一支游牧后裔有关。杨延昭的儿子杨文广，有位堂兄叫杨琪，此人曾娶当地大族慕容氏为妻。慕容氏是鲜卑后裔，世代习武。这位慕容氏的女子，成了后来穆桂英的原型之一。并被文人演绎出了“穆桂英挂帅”的传奇。北宋时期，这些游牧后裔完全汉化。面对新崛起的契丹人，他们的文化认同自然是以“中国”自居。最终，这些边疆上的粟特裔卫士，也成了汉族主义的象征。
在河西走廊，随着唐朝在西域势力的沦陷，河西地区被吐蕃帝国攻下。吐蕃人为了方便统治，削弱唐人的反抗精神，对当地的汉人和粟特百姓进行无差别压迫。汉人州县和粟特聚居点被打散，合并成部落。他们在衣冠服饰上被强行吐蕃化，并由吐蕃或者粟特贵族担任部落使，进行统治。但是在著名的张义潮起义里，这些粟特后裔纷纷起事，参加归义军政权，恢复唐文化的认同。张义潮的部下和盟友安景旻、康通信、康使君和曹法镜等人，都是粟特贵族后裔。
在民间，很多粟特年轻人改姓了佛教，并参加寺院的僧兵团加入抗吐战争。后来，坚持汉族本位的张氏节度使，被粟特后裔的曹氏取代。粟特后裔也活跃在归义军的各级政权。凭借着灵活的外交手腕和开阔的国际视野，归义军与于阗、回鹘等势力友好往来，组织联盟。在西域坚守唐文化的孤岛，发展多种多样的宗教文化。敦煌祆教祠里的祆教女神图，就是这一时期绘制的。
而在索格迪亚纳本土，随着波斯化的阿巴斯王朝建立直接统治，粟特城邦逐渐失去了独立的特性。粟特人逐渐被伊斯兰化和波斯化。他们在和波斯人的军事与商业竞争中，彻底败下阵来。中亚东部的粟特人，则被喀喇汗王朝影响，接受了突厥化影响。阿拉伯文和突厥语，也就成了粟特地区的流行文化。直到11世纪，喀喇汗王朝编纂《突厥语大辞典》时，天山北麓还有使用粟特语和突厥语的双语族群。但是祖先的文化对于他们而言，已是恍如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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