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林 | 古埃及文明消亡的现代反思

古埃及文明消亡的现代反思

郭子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

【提要】古埃及文明曾在人类历史上大放异彩，但在公元七世纪中期以后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这本是历史事实，但由于学界对文明、文化、文明起源与消亡等问题的判断标准不一，学者们提出了有关古埃及文明消亡的不同见解。史学研究应坚持理论标准的前后统一。统一国家、文字体系、文化认同是古埃及文明形成的标准，也是古埃及三千多年文明史上的重要因素。三者的消失意味着古埃及文明的终结。生产力停滞不前及其导致的综合国力式微，长达千年之久的外族统治，古埃及文字、信仰及实践缺乏社会基础，共同促使古埃及文明走向消亡。

【关键词】古埃及；文明起源；文明消亡；象形文字；基督教

古埃及文明（约公元前3050—公元642年）在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50—前1069年）达到鼎盛，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新王国结束之后，利比亚人、努比亚人、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先后入侵和统治埃及，古埃及文明逐渐走向灭亡。在公元后的一千多年里，古埃及文明几乎被世人遗忘，成为“失落的文明”，直到19世纪初才重新被人们了解。

传统上，学者们一般将埃及古代史作为单独的叙事主题，认为古埃及文明在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后消失，或者在拜占庭帝国占领时消亡，最晚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后结束。进入21世纪，一些学者倾向于强调古埃及文明以某种方式存续于现代世界。一些学者认为，“几乎没有任何领土像埃及那样，拥有如此多串联整个历史经验的线索……埃及文化的很多方面在几千年里显而易见地保留下来，并能够得到证明。”也有学者认为“作为一种概念和理想的古埃及不仅得以幸存，还实现了繁荣”，法老文明依然活跃在现代埃及。更有学者从文化影响的角度出发，认为在与东地中海世界的交往过程中，“博大精深的埃及文明深深地影响着地中海世界的其他文明，特别是希腊文明，并通过希腊文明，对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产生深远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埃及文明从来没有真正消亡过，多姿多彩的埃及文明元素正以各种样式和方式存活于当代文明诸形态之中。”

显然，这里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持古埃及文明消亡论的学者们，尽管在文明消亡时间上存在分歧，但都强调外来统治者征服并统治埃及导致文明“终结”。认为古埃及文明没有消亡的学者们，聚焦古埃及文明因素的传承和影响，尤其是某些文化现象在后世社会的若隐若现。实际上，关于古埃及文明消亡的讨论，既涉及理论标准问题，也关涉文明消亡原因问题。

一、同一个理论标准下的古埃及文明兴衰

学者们在古埃及文明消亡问题上观点不同，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文化”“文明”“文明消亡”等历史概念的内涵及成立条件的认识不一致。或者说，学者们在判断古埃及文明存与亡的问题时，秉持的理论标准不同。

“文化”与“文明”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关于“文化”的定义有很多，“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文本指出，人们使用的文化定义至少有150个”。一般来说，“文化被长期用来指代描绘人类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活动、信仰、制度和产品。”“在世界史研究者的笔下，文化通常等同于那些定义文明的政治、精神和艺术成就。”“斯宾格勒对文明和文化进行了区分，认为文明是对文化衰亡之前几个阶段的体现。”斯宾格勒指明了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即文明是文化或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19世纪中叶以前，文明被用来与蒙昧和野蛮对立，表达的是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一种社会状态。19世纪下半叶，人们在检讨“蒙昧”和“野蛮”等术语的基础上，提出了替代性术语——“史前社会”和“前文明社会”。无论用什么样的词语表达文明社会之前的社会，文明都是表达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人类社会状态。也就是说，从人类社会演进的角度看，文化是包括文明在内的大概念，文化可以分为前文明社会阶段和文明社会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几乎与社会等同。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在文明社会阶段，文化是用来判定文明社会产生、发展和消亡的重要元素之一，构成文明社会的主要内容。无论如何，在世界历史研究领域，谈及某个文明消亡的时候，都不能把文明等同于文化，更不能用文明社会的文化元素替代文明本身。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是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恩格斯发展了摩尔根的学说，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人类社会经过蒙昧和野蛮阶段，发展到文明阶段的历史，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释，提出了判断文明形成的标准。在恩格斯看来，“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生产力、生产关系、商品货币关系、私有制、阶级和阶级剥削等，都是国家可以概括的。也就是说，文明产生的两个最主要标志是国家的产生和文字应用于文献记录。这是唯物主义史观关于文明的基本判断，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起源判断标准。实际上，国家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文字应用于文献记录也不是突然发生的事情，有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在这两个因素演变过程中，伴随发生的是人们关于文字、民族、国家的文化构建和认同。很难想象，在没有形成共同的语言文字认同、文化认同、权力认同的情况下，人们能够去从事建立国家的事业。同时，有关文明社会产生标准的理论概括，也是“由今及古”的反思与概括，是以文明社会产生以后的社会为根据进行的理论思考。这就决定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文明产生的条件和标志正是文明社会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核心要素。换言之，国家、文字、认同是国家产生的条件，是文明社会的重要特征，也应该是文明消亡的标志。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古埃及社会发展开始加速。从大约公元前4000年开始，古埃及先后经历了三个文化阶段，包括涅迦达文化Ⅰ（约公元前4000—前3500年）、涅迦达文化Ⅱ（约公元前3500—前3200年）和涅迦达文化Ⅲ（约公元前3200—前3000年）。学界称这三个文化阶段为前王朝时期。大量坟墓及随葬品表明，涅迦达文化I时期的人们采取农业定居生活方式。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发展起来，引起商业贸易发展。涅迦达发展成为上埃及最早的城镇，或许也是精英们居住的地方。随葬陶器和其他物件上出现了很多刻画符号，是古埃及圣书体文字的雏形。当时可能存在一个狩猎—战士群体，使用权标头等武器，拥有某种权力（至少是战争和狩猎权力），但没有产生王权。涅迦达文化II时期，埃及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上埃及形成几个重要城镇，最具代表性的城镇是涅迦达、希拉康坡里斯和底比斯。希拉康坡里斯100号墓壁画描绘的形象表明，它是一座王墓。到涅迦达文化Ⅱ时期，埃及王权产生，若干个诺姆国家形成。

涅迦达文化Ⅲ时期，阿拜多斯的U—j墓及其随葬品表明，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150年，是国王蝎子I的坟墓；墓中出土了125件粘土容器和碎片、160个小型骨头和象牙标签，这些物件上的刻画符号，已用于记录随葬品的名称和归属关系，是古埃及最早的一批圣书体文字。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根据坟墓的规模、结构、随葬品多寡，确定了涅迦达文化III时期的国王世系，但这些国王不是来自同一个王室家族，更不是来自同一个城市国家或诺姆国家，而是不同诺姆国家的统治者。考古学家在阿拜多斯的坟墓中发现了大量随葬品，包括蝎王权标头、公牛调色板、利比亚调色板、那尔迈权标头、那尔迈调色板等。这些物件上面刻画的图案，展现的主要是国王主持农业仪式和发动征服战争。根据考古材料，至少可以确定，蝎王是一个较为晚近、拥有王权的国王。在蝎王权标头上，蝎王已经佩戴上了王权的象征物——白冠，还发动了兼并战争。那尔迈调色板表明，那尔迈佩戴着上埃及和下埃及的王冠，发动统一上下埃及的战争，开创了埃及统一局面。

前王朝时期的大量墓葬和随葬品表明，古埃及人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逐渐形成并得以巩固。从涅迦达文化Ⅰ至涅迦达文化Ⅲ，大量坟墓由社会上掌握权力和较多财富的人建造和使用，坟墓规模越来越大，随葬品越来越多，体现了古埃及财富的增加和王权的增强，也体现了古埃及人来世信仰的形成和发展。希拉康坡里斯100号墓壁画、权标头和调色板上的浮雕，展现了古埃及人希望来世继续享有今世生活的观念，也体现了古埃及人对哈托尔女神的崇拜、对荷鲁斯神的崇拜、对国王具有牛的强大力量的信仰，更表现了古埃及人关于君权神授的王权观念。对来世永恒、哈托尔和荷鲁斯神、国王拥有强大动物力量、国王天然掌握强大权力的信仰，构成了古埃及人的文化认同。同时，希拉康坡里斯100号墓壁画、权标头和调色板（尤其利比亚调色板和那尔迈调色板）上的浮雕、U-j墓中的随葬品都表明，古埃及人已经拥有了埃及人、“九弓”（埃及人之外的部落或人群）、利比亚人的概念，已经严格区分埃及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形成了明确的埃及民族和国家观念。

由上述可见，最晚到公元前3100年左右，古埃及人建立起统一国家。随着统一国家的建立，用于记载事件的圣书体文字（即象形文字）逐渐成熟，成为此后近三千年埃及人使用的标准文字。古埃及人多神崇拜和君权神授的文化观念逐渐形成，并成为古埃及本土人关于自身及其国家认同的基本理念。概言之，到公元前3100年左右，随着统一国家的产生、文字体系的形成、文化认同的成型，古埃及进入文明社会。

古埃及圣书体文字从公元前3200年左右形成之后，始终是古埃及人使用的官方文字，尤其是古埃及神庙、墓葬、官方档案以及文学作品的主要文字形式。古埃及留存下来的金字塔内壁、帝王谷坟墓墙壁、各种石碑铭文、纸草文书等，都是古埃及人使用圣书体文字的明证。最晚用圣书体铭文书写的古埃及铭文刻写于公元394年，但公元四世纪，埃及人赫拉波罗试图解读象形文字，未能成功。这说明，到公元四世纪末期，埃及人已经完全不理解古埃及传统的圣书体文字（象形文字）。语言文字的消亡意味着古埃及人不能通过流传至当时的文字材料理解传统社会，古埃及传统文化记忆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古埃及人在三千多年时间里，始终信奉多神，致力于神庙和坟墓建筑以及相应的仪式活动，创作了大量与宗教信仰直接相关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古埃及人相信国王权力拥有神圣属性，坚持神圣王权观念。然而，公元六世纪末，多数埃及人皈依了基督教，供奉埃及传统神祇的神庙被城市基督徒摧毁。随着埃及人改信基督教，以传统多神信仰为基础的神圣王权观念瓦解了。宗教信仰的重大变故和神圣王权观念的终结，颠覆了埃及人的民族和国家认同。

古埃及文明形成之后，埃及本土人（哈姆塞姆人）在长时期内作为统治者管理国家。埃及先后经历了31个王朝和八个阶段，包括早王朝时期、古王国时期、第一中间期、中王国时期、第二中间期、新王国时期、第三中间期、后期埃及。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是古埃及统一而强盛时期。第一中间期、第二中间期和第三中间期是古埃及相对混乱阶段，有两个或更多政权对立的现象。第二中间期时期，喜克索斯人在下埃及建立王朝，与上埃及的本土埃及人建立的王朝相互对峙。第三中间期和后期埃及，利比亚人、努比亚人、波斯人先后建立王朝，统治埃及，但埃及本土人始终是统治阶级。在希腊罗马人统治时期，统治阶级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仍是埃及本土人。然而，到公元七世纪中期，阿拉伯人征服罗马帝国总督统治的埃及之后，迅速把阿拉伯人迁移进埃及，实施阿拉伯人的统治方式，埃及传统政治制度不复存在，哈姆塞姆人的国家变成了阿拉伯人的国家。

简言之，文字体系、文化认同、统一国家在，则文明在；国家、文字、认同亡，则文明灭。作为古埃及文明社会主要元素的国家、文字、认同的形成，标志着文明的形成；其消失，意味着古埃及文明的终结。这是符合逻辑的判断，是理论与历史的统一和理论标准的前后一致，是关于文明起源、发展与消亡应有的理论认识。关于古埃及文明消亡的原因也应该沿着这条理论路线，从三个元素本身探寻根源。

二、长期外族统治对古埃及文化的消融

与文明的起源一样，文明的消亡也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新王国结束之后的七个世纪里，本土埃及人断断续续地建立王朝统治，其余大多数时间处于外来人的征服与统治之下。第22、23、24王朝的统治者具有利比亚人血统，第25王朝由努比亚人建立，第26王朝统治者也有利比亚人血统。这几个王朝的统治者虽然不是埃及本土人，但都按照古埃及传统进行统治，没有改变古埃及社会的发展方向，埃及本土人构成统治阶级的主要成分。

在波斯人统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公元前525—前404年，公元前343—前332年），只有大流士一世真正对埃及进行经营。他修建水渠，发展农业，经营贸易，可能还编纂法典，甚至将自己佩戴着传统埃及国王双王冠的形象铭刻在神庙墙壁上。大多数波斯国王只是派驻总督管理埃及。波斯人没有主动改变埃及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但从客观上来看，古埃及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对于埃及人而言，外族入侵者对其长达一百三十多年的全国性统治，尚属首次。埃及人第一次经历总督统治，认识了不同于埃及传统王权制度的统治方式，感受了古埃及王权的式微，体会到了国王神圣力量的限度。

当然，波斯人的统治对古埃及传统政治和文化影响有限。第一次波斯统治之后，埃及人建立的三个王朝实行的依然是神圣王权统治；.亚历山大大帝进入埃及以后，埃及祭司依然授予他神圣法老的称号。这表明埃及人的神圣王权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只是受到了震荡。文献“培提斯的请愿”或许可以说明波斯人统治早期，埃及本土人对传统文化的坚守。这是大约公元前513年提交大流士一世的请愿书。文献记载了公元前644年到公元前513年之间培提斯家族与地方祭司集团的斗争史。文献谴责地方祭司集团侵吞神庙财产和迫害培提斯家族。虽然统治者几经变化，但培提斯家族始终与神庙祭司集团斗争，并向国王寻求正义。也就是说，在这一百多年时间里，古埃及底层社会的神庙祭司和宗教崇拜没有变化，底层社会的埃及人对国王具有正义属性的认可没有改变。此外，在波斯人统治时期，古埃及人仍然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埃及传统的丧葬习俗未发生变化。

公元前332年，希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开启了近三百年的希腊人统治时期。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公元前323年）后，埃及开始了托勒密王朝的统治。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但托勒密王朝主要依靠希腊—马其顿人和埃及人中的精英阶层进行统治。作为外来统治者，希腊—马其顿人不得不吸纳部分埃及本土精英参与政治。托勒密王朝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语，行政文件和经济文献等使用希腊文，甚至希腊人之间的书信、遗嘱、诉讼文书等都使用希腊文。因此，进入托勒密王朝政府体系的必要条件之一便是掌握希腊语。一些埃及精英还为自己起了希腊名字。“随着时间的推移，托勒密王朝时期下层埃及人自由地与外来人通婚。当希腊人或埃及人的名字出现在纸草文书中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能确定这个人是纯希腊人，还是纯埃及人。”当然，埃及本土人依然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圣书体文字和世俗体文字还在广泛使用，托勒密五世时期罗塞达石碑上的铭文就是一个明证。这块石碑是公元前196年祭司们为纪念托勒密五世对埃及神庙的善行，在全国竖立的若干块纪功碑之一，用古埃及圣书体文字、世俗体文字和古希腊文书写的三段文字，叙述相同内容。

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或许是吸取了波斯人在埃及统治失败的教训，对埃及的多神崇拜传统给予极大宽容和支持，举行埃及传统的宗教仪式。例如，希腊统治者在埃及各地按照传统方式构建神庙，菲莱神庙和埃德福神庙都是他们修缮或建立的。神庙墙壁上的浮雕铭文不仅刻画和铭刻着希腊人国王的肖像和名字，还详细描绘了当时举行的各种传统宗教仪式场景。当然，统治者并非完全照搬埃及传统信仰，而是进行了调和。托勒密一世把萨拉皮斯作为官方崇拜的神。萨拉皮斯是复合神，具备希腊宙斯神和埃及神阿皮斯和奥西里斯的特点，同时满足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宗教情感。托勒密王朝还在埃及推崇迪奥尼索斯神的崇拜，这是一个纯粹的希腊神。这种宗教政策使埃及人的宗教信仰进一步多元化。

托勒密王朝有意推广希腊文化。托勒密一世和托勒密二世在亚历山大城建立图书馆和博物院，聘请世界各地的文人和学者，到这里从事学术研究，借以传播希腊文化。托勒密王朝将宣传阵地遍布埃及各地。在数目众多的城镇和村庄里，社团起到了宣传希腊文化的组织作用。社团的主要职责是管理“体育馆”。体育馆是保持和发展希腊文化的基本机构，社区年轻人在这里接受希腊文化和体育训练。对于社区成年人来说，体育馆既是他们聚会的地方，也是他们从事文化和体育活动的中心。体育馆也有条件地允许埃及本土人使用。这些进入体育馆的埃及本土人受到希腊体育的影响。在埃及城市和乡村，一些专业化的希腊人社团，如音乐社团、歌舞社团等，通过不同方式宣传希腊文化。托勒密王朝为这些社团提供物质支持。希腊人的巡回演出团和滑稽戏团深入最偏僻的乡村。经过长期熏陶，埃及本土人对希腊文化有了深刻理解。

当然，在希腊人统治时期，古埃及传统文化存续了下来。埃及开罗博物馆54313号文物是托勒密五世向埃及公牛神阿皮斯奉献土地的石碑，表明国王仍在崇拜埃及传统神灵；埃及开罗博物馆46592号文物是托勒密王朝早期托特神的祭司派特奥西里斯的木棺，木棺的形制和圣书体文字装饰及其记载的内容表明，祭司的葬礼采用了古埃及传统丧葬方式。埃及宗教的神秘主义和非理性因素得到发展，希腊人把埃及智慧神托特等同于希腊神赫尔墨斯，创造了以托特或赫尔墨斯为主神的宗教学说“赫尔墨斯主义”。埃及的伊西斯神崇拜传播到希腊和小亚细亚。早在托勒密王朝统治埃及之前，希罗多德就认为很多希腊神源自埃及。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希腊人更多地看到了埃及神与希腊神的相似之处，把阿蒙神与宙斯相提并论，认为希腊的阿波罗神以埃及荷鲁斯神为原型。.希腊人的绘画和建筑借鉴了埃及绘画和建筑艺术的很多内容。希腊历法受到埃及历法的影响，希罗多德早就有所论述。托勒密时期，这种历法上的影响表现得更为明显。马其顿月在埃及逐渐失去太阴月特征，到公元前二世纪被吸收进埃及月体系。

希腊—马其顿人统治下的托勒密埃及，由于统治者采取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希腊文化借助政治优势，大量导入埃及本土，对埃及传统文化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往往体现为两种文化的交融，而非一方对另一方的倾轧。于是，我们既可以看到相对独立呈现的古埃及或希腊文化元素，也可以看到两种文化交融的产物。当然，从客观上说，在托勒密埃及，埃及传统文化已失去强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被多元文化稀释；而在与希腊人和希腊文化的长期交往中，埃及人也逐渐形成了系统性接纳并适应异文化的心理和思维基础。

罗马人统治时期（公元前30—公元642年），埃及是罗马的一个行省，埃及本土人再也未能建立起自己的王朝。包括希腊文和拉丁文在内的希腊罗马文化不断进入埃及，埃及人的文字、宗教信仰、文化理念不断变化。到公元六世纪，古埃及人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化认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公元七世纪中期，阿拉伯人到达埃及时，埃及人关于自己传统文化的认同已荡然无存。最终，埃及变成了阿拉伯人的埃及。应该说，最晚从希腊—马其顿人开始，近千年的外族统治使古埃及人失去了复兴机会，为古埃及传统文化的变化提供了条件，成为古埃及文明消亡的直接原因。

三、生产力水平停滞不前

古埃及人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成就，在新王国时期成为地中海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却在新王国结束以后不断遭到外族入侵和统治，与古埃及生产力状况密切相关。

古埃及是农业文明，其农业生产依靠天然充分的日照和定期泛滥的尼罗河。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访问埃及，形象地称“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尼罗河不仅为埃及人提供日常生活用水，还为埃及农业提供丰富水源。更重要的是，每年定期洪水泛滥为埃及农业生产带来肥沃土壤。在尼罗河泛滥洪水退去之后，古埃及人把种子洒在松软肥沃的黑土地上，然后驱赶家畜在上面踩踏，完成农业耕种，接下来就等待收获季节完成收割。只要尼罗河定期泛滥，水位高度正常，农业就能丰收，经济和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甚至能够积累相当多的财富。这种简单的农业生产使古埃及人习惯了“靠天吃饭”的生活方式，使埃及人失去了改进生产工具的动力，导致古埃及的生产力几千年几乎停滞不前。

从早王朝（约公元前3150—前2686年）开始，古埃及人就使用铜器，第1王朝国王哲尔的坟墓里出土了836件铜制品，包括121件铜刀子、102件铜扁斧和262件铜针。古王国时期，埃及人使用的铜器越来越多，并在制作技术上有所改进。新王国时期，古埃及进入青铜时代发展期，提升了青铜制作技术。在第18王朝维西尔莱克米尔的墓中，有一幅壁画，描绘了铜器冶炼场面，十几个工人在冶炼青铜和制作门板。从这幅画来看，埃及人已经发明脚踏风箱，用于青铜冶炼和青铜制品的制作。在第18王朝，一些坟墓壁画描绘了工匠制作金器、工艺品的场面。还有一些壁画描绘了制作木质、石质和铜质生产工具的场景。铜是新王国时期的贵重物品，被用作等价物。据第19王朝早期的一篇文献记载，一个叙利亚女奴隶价值4德本1凯特银子，买者需支付6个青铜器皿、10德本铜、15件亚麻外衣、1件寿衣、1件毯子和1个水壶。正因如此，在新王国时期，青铜工具没有广泛使用，人们仍大量使用石头和木质工具。这种情况持续到公元前七世纪。

埃及尼罗河两侧是大面积沙漠，西奈山和红海将埃及与亚洲分离开，北有地中海，南有尼罗河五大瀑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古埃及不易受到周围军事力量的攻击。古埃及人长期不注重军事发展，直到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55—前1650年）才着力发展军事体系。新王国时期，埃及在采用了西亚传入的马拉战车之后，军事力量达到古埃及历史上的鼎盛，但约公元前1000年之后，军事力量落后于地中海东北部的西亚强国。

相比较而言，早在公元前二千纪下半期，赫梯已发明锻造铁器的技术，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使经济发展起来；改进了军事装备，军事实力大为增强。赫梯成为与埃及争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霸权的强大国家。到公元前一千纪前半叶，亚述、新巴比伦、波斯也都学会了铁器锻造技术，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大大增强，先后成为西亚北非地区的强大国家。古埃及最早的铁制品出土于图坦卡蒙墓，是一把铁质剑鞘，很可能是赫梯人制作的，从米坦尼传入埃及。第25王朝（约公元前747—前656年）以后，埃及人逐渐接触到铁质生产工具。第26王朝时期（约公元前664—前525年），埃及人开始使用铁器，但没有根本改变埃及社会的生产力状况。由于统治者励精图治、国家统一和相对安宁的外部环境，第26王朝出现了古埃及历史上的短暂复兴，但无法改变国力相对式微的大趋势。公元前六世纪，波斯帝国强大起来，埃及综合国力无法与之对抗，最终被波斯征服。

波斯人统治时期和两个波斯王朝之间的时期，埃及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状态，埃及无法恢复和发展生产。继波斯之后，希腊、罗马发展起来，先后占领和统治埃及。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统治，使埃及内部社会恢复了安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埃及成为地中海世界的粮仓，但希腊—马其顿人和罗马人统治者拥有强大军队，且掌握着相对先进的经济管理体系，埃及人很难推翻外来统治者并重建本土王朝。应该说，生产力的停滞和综合国力的式微是古埃及文明消亡的重要原因。

四、文字缺乏传承性

古埃及语言经历了古埃及语、中埃及语、新埃及语、世俗语和科普特语的变化，这些语言阶段拥有相应的文字字体。其中，圣书体文字（相对应的是中埃及语和新埃及语，一直使用到罗马人统治时期）被希腊人称为“神圣雕刻”，使用时间最长，几乎是神庙和坟墓墙壁、棺椁和雕像上的唯一字体。中规中矩和装饰效果，是古埃及人在比较坚硬的石头和木头表面用圣书体文字铭刻铭文的重要原因，绝非由于它易于理解和记忆。圣书体文字看似象形文字，实为字母文字。一般来说，圣书体文字单词或者由表音符和限定符两部分组成，或者由单个表意符（既发音，也表意）构成。中埃及的构词符号多达700个，其中单音符号25个，双音符号145个，三音符号74个，它们都是辅音，没有元音符号。即使在使用这些文字的时代，没有口口相传的教授，这种文字也不易识读。在后期埃及，世俗体文字得到使用，其形体就像中国汉字的狂草体，很难辨认。不仅构词符号众多，语法结构也较为复杂，不易于理解和记忆。这些文字构架起来的语言显得神秘莫测，埃及人称其为“神的话语”。据估计，在古埃及文化最为发达的新王国时期，具有读写能力的人不超过总人口的2%至5%，主要是国王、王室成员、神庙祭司、书吏、工匠等。

古埃及一篇名为《对各种职业的讽刺》的文献里面，有几句话很有说服力：“瞧！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超越文字……书吏所在的办公处比任何办公处都大。没有任何事物像它那样。”“瞧，除了书吏的办公处，没有任何办公处可以免于监督者的监督。书吏本身就是监督者！但是，如果你懂得文字，那么它将使你比我在你面前提到的所有职业者都更好。”可见，古埃及文字必然是少数人的特权。掌握了文字，就意味着拥有了进入精英阶层的通行证，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甚至可以享有特权。为了保持特权地位，为了使子孙后代持续享有文字带来的生存优势，古埃及精英群体必然强调对文字的垄断，重视子孙后代的文字教育，不愿将文字传播或普及到广大民众。底比斯的美迪那村庄是“帝王谷”国王坟墓的建筑工人聚集地。坟墓建筑工人需要在墓壁上铭刻铭文，须具备读写能力。考古学家在美迪那遗址发现了很多写有文字的陶片，是学生学习文字时的“练习本”。结合古埃及文献和考古发现，我们可以判定，古埃及教育发生在宫廷、神庙、职业村庄和家庭里，应该不存在像中国古代那样的学校。

正是由于具有非教授不能识读且为社会精英群体垄断的特点，古埃及文字未能形成大体量民众基础，缺乏广泛传播和持续传承的根基。希腊文和拉丁文是拥有元音字母且易于读写记忆的字母文字，比较易于传播和传承。

希腊人统治埃及时期，希腊—马其顿人是统治阶级，希腊文是统治阶级的官方语言。埃及本土精英要想进入统治阶层，就必须接受希腊文化，尤其需要学习和掌握希腊文，将其作为工作文字。埃及本土祭司马涅托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仅学习希腊文，还用希腊文撰写了《埃及史》等书，奉献给托勒密国王。罗马人统治初期，希腊语是官方语言。公元三世纪末，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改革官方语言，在包括埃及在内的各个行省，以拉丁语代替希腊语，但改革并没有使拉丁语成功取代希腊语，希腊语仍是埃及官方语言。拉丁语仅用于书写法律案件官方报告的标题、日期等，而官方文书的主体内容基本用希腊语书写。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政府在埃及极力推行拉丁文化。公元529年，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所有多神教场所。亚历山大城图书馆被烧掉，正是这种文化政策的结果。到罗马人统治晚期，尽管拉丁语在埃及官方语言中占据一定地位，但底层社会很多人仍讲希腊语。经过希腊语的长期影响，埃及人的语言发展为科普特语，在希腊文中加入埃及世俗文的七个字符形成科普特文。公元四世纪初，科普特语和科普特文成熟起来，使用到公元1000年。科普特文字基本是古希腊文的书写形式。

古埃及文字没有民众基础，本身又不易于理解。不易掌握和理解的文字，不可能得到埃及民众的热爱，不可能被外来人接受，自然缺乏传承动力和传播潜力。在面对诸如希腊文和拉丁文这种易于理解和记忆的文字的长期影响时，古埃及文字逐渐走向消亡。

五、文化内涵和价值理念缺乏聚合力

古埃及是古代世界宗教信仰非常浓厚的文明，是一种“以神为本”的文化。每个人都有自己崇拜的神祇，每个王室家族崇拜若干个大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保护神。据不完全统计，古埃及人曾经崇拜过一千五百多位神祇。古埃及人的神大多数是具象化的，是古埃及人敬畏日升日落、尼罗河洪水定期泛滥、隼鹰高空翱翔、蜣螂粪球出生等自然现象的直接体现。埃及人没有探讨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没有将其抽象化。当然，古埃及人针对一件神奇事情，也会给出解释，但可以给出若干个解释，不是用一个解释替代另一个解释，而是将这些解释层垒起来，只要这些解释可以让他们感到安全和舒适。关于太阳，埃及人创造了几个太阳神，包括阿图姆、拉、阿蒙、哈拉凯悌。几个太阳神互相补充，都深受崇拜。

古埃及人没有创造出贯通全体神祇的教义，只是用神话把神祇联系起来，形成赫利奥坡里斯神学、赫尔摩坡里斯神学和孟菲斯神学。根据各种神话，世界起源于混沌之水中的一个小岛；太阳神阿图姆是造物主，他的儿女舒和泰芙努特结合，生下地神盖伯和天神努特；后两者生下奥西里斯和伊西斯、塞特和奈菲提斯。地神盖伯命令奥西里斯统治埃及，塞特嫉妒哥哥并将其谋杀。伊西斯复活奥西里斯，并怀上荷鲁斯。荷鲁斯长大成人，与塞特争夺王位。在众神裁判下，荷鲁斯成为埃及合法国王，是正义和秩序的代表；塞特成为沙漠保护神，时刻觊觎埃及王位，是混乱和非正义的代表。.神话的根本落脚点是王位争斗的和解，宇宙平衡的达成，人间秩序的恢复。这意味着，荷鲁斯肩负着维护宇宙平衡和埃及社会秩序的重任，是永恒的埃及国王，埃及历史上的每位国王都是荷鲁斯的化身，国王拥有神圣身份和神授王权。

作为荷鲁斯化身的国王，不仅肩负维持宇宙和社会有序运转的使命，还是唯一能够充当人与神之间桥梁的神人，承担着为埃及大众谋求永生的职责。国王首先需要众神的支持和赐予，需要得到众神的保护，他们从而广建庙宇，以供神祇在其中生活。国王在神庙里向神祇献祭，举行各种仪式。埃及精英群体和普通民众要想宇宙和社会稳定有序发展，要想实现永生，就必须参与神庙的修建，出席仪式活动。据古王国时期制作的帕勒莫石碑记载，早在第1王朝国王阿哈统治时期，国王定期举行节日和仪式，并修建神庙。古埃及神庙里面每日举行三次献祭仪式。古埃及人还举办很多重要节日。据统计，新王国时期底比斯地方每年大约举办60场节日，例如国王的加冕节、塞德节、欧派特节和美丽的河谷节日等。节日实际上是一种仪式或仪式集合。在这些仪式当中，核心人物是国王。仪式的最终目的要么是实现王权的更新，要么是实现国王生殖能力的更新，从而达到宇宙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和国王以及民众的永生。那些描绘仪式场面的浮雕和铭文很具说服力。在底比斯北部阿蒙霍特普二世建造的阿蒙圣舟堂的墙壁上有26幅浮雕，按次序记录了阿蒙霍特普二世的神圣诞生、加冕仪式和献祭仪式。浮雕描绘了王权的神圣来源和众神的赐予。在其中一个场景里，一句话刻写在阿蒙神后面，是在国王阿蒙霍特普二世加冕并奉献了祭品之后，阿蒙神对国王说的话：“我给予你所有生命、所有统治领域、所有健康、所有幸福、所有祭品和食物、所有美好的东西，像拉一样永恒。”国王从太阳神和众神那里获得神圣王权和国王以及民众的永生，恐怕是神庙以及各种仪式的根本目的。

国王是宇宙运转和社会有序发展以及民众永生的重要保证的理念，也在国王的名字和丧葬习俗中表现出来。国王的名字最早在前王朝末期就出现了，但国王的完整名字在古王国时期形成，在加冕时宣布，由五部分组成，强调国王的神圣身份和统治埃及的合法性。例如，新王国国王图特摩斯一世的头衔是“荷鲁斯：强壮的公牛，玛阿特所钟爱者；两夫人：像火焰一样照耀大地，拥有强大的力量；金荷鲁斯：拥有极好的年份，使众多的心获得生命；上下埃及之王：阿阿海派尔卡拉；拉之子：图特摩斯”。古埃及人还认为，国王具有权威、智慧和真理的属性。古埃及人曾赞扬拉美西斯二世：“权威的言词（胡）在你的口中。判断力（西阿）在你的心中。你的言语是真理（玛阿特）的圣殿。”实际上，胡、西阿和玛阿特都是古埃及的神。这样，在古埃及人看来，国王不仅是太阳神拉的儿子，还受到其他神的保护，更具有某些代表正义和秩序的神的属性。正是因为国王具备了这样的属性，古埃及人才希望国王能够永生，在来世继续发挥维持宇宙和社会良性运转的职能，进而确保埃及民众的永生。从而，国王登基之后就着手建造庞大奢华的坟墓，在坟墓墙壁铭刻上指引其永生的咒语铭文；国王去世以后，其尸体被制作成木乃伊，存放在坟墓里；国王的后代举行丧葬仪式，祈祷去世国王实现永生。古王国时期的金字塔铭文详细记载了国王的丧葬仪式。广大臣民希望去世国王在来世继续保护他们，使其达到永生。很多石碑铭文将死者坟墓和祭品的给予者归于国王。

古埃及人对神祇寄予了各种期望，包括获得神祇对今生的保护、赐福、消灾解难，也包括对来世永生的赐予。一旦埃及人面对这些神祇难以应对的局面，他们一定会对神祇和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进而放弃对这些传统神的崇拜，接受新的神灵崇拜。波斯人和希腊人统治时期，埃及人逐渐意识到他们信奉的神祇似乎不能解决埃及面临的问题。罗马人统治时期，尤其从公元三世纪开始，埃及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发生变化，出现了中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破产、人口逃离的现象。这样的新社会问题，是古埃及传统神祇无法解决的，更是埃及传统信仰难以解释的。正值此时，基督教为埃及人送来了新神——上帝。基督教宣扬普度众生的教义恰恰符合埃及人的现实需求。基督教大约在公元一世纪传入埃及。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基督教的隐修制度在埃及产生。公元四世纪末，在埃及总人口中，基督徒的比例在50%至90%之间，基督教已成为埃及主要宗教。公元五世纪末，非基督徒在埃及人口中的比例急剧降低。约公元535年，埃及最后一个崇拜传统神伊西斯的神庙被关闭。公元六世纪末，埃及乡村大多数人皈依基督教，城市异教徒也不敢公开崇拜传统神祇了。

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和生活实践，使埃及文化内涵和价值理念体现出强烈的“以神为本”的特点。很大程度上，人变成了神的奴隶，沉浸于对神灵的崇拜和对来世的追求中，忽略了对现实生活的追求，在自然界面前失去了独立性、主动性、创造性。这使得古埃及人没有影响广泛的英雄人物，没有广泛认可的民族精神，没有记载真实历史的自觉。这种缺乏历史传统、缺乏民族凝聚力、缺乏现实生活色彩的文化，无助于文化的延续和传承，无助于民族抗争精神的养成，无助于集体主义观念的形成。这样的文化几无生命力可言，在面对外来侵略时，只能与民族和国家一起上演一场场悲剧。

结语

随着统一国家、文字体系、文化认同的成型，古埃及文明形成。在整个古埃及文明史上，古埃及人始终追求国家统一，使用象形文字，坚持多神崇拜基础上的君权神授和来世永恒信仰，并通过神庙和坟墓建筑以及宗教仪式等践行之。公元七世纪中期，阿拉伯人到埃及的时候，古埃及人的传统文字已经不为人所认识，古埃及人的传统宗教信仰和民族认同已经不复存在，古埃及人的统一国家也变成了阿拉伯人的国家，埃及文明从事实上消亡了。埃及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埃及人容易开展农业生产，但也使埃及人忽视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力几乎长期处于同一水平。不易受到外来军事攻击的地理条件，使埃及人长期忽视军事组织的改善和军事设备的改进。当周围世界各国凭借相对先进的铁器技术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增强了综合国力的时候，埃及相对落后了，成为外族征服和统治的对象。在长达千年之久的外族统治过程中，埃及本土人偶尔发动起义，但再也未能建立起传统的王朝统治；埃及人逐渐学习并使用希腊文和拉丁文，放弃了象形文字；埃及人逐渐接受基督教，抛弃了多神崇拜。外族人的长期统治，固然是古埃及文明消亡的重要原因，但埃及人未能组织起全国规模的强力反抗，未能寻求“民族复兴”，主要是因为古埃及人的文字、信仰及实践远离广大民众，缺乏复兴动力，没有传承基础。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古埃及人缺乏强烈的历史和文化自豪感，没有可以为民族凝聚、文明振兴、文化传承提供强大动力的文化基因，没有坚定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在面对外来统治和文化冲击时，上演了一幕幕历史悲剧，在历史的洪流中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文明。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