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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年轻人结婚普遍较早：十五六岁是高峰期，十七八岁为晚婚，若是二十岁还没有结婚，那就意味着男性要“打一辈子光棍”，女性则属于“嫁不出去的姑娘”。说白了，古时的男婚女嫁，纯粹是为了传宗接代。 常言道：“早结婚，早得子。”可笔者在民俗采风中发现：传宗接代的年限普遍都比较长，长得让人难以置信。荣成市崖头镇大岳家村1990年编《岳氏族谱》载：“吾祖惟忠......明洪武三年......奉旨由晋洪洞迁往山东寿光......翌年......又徙至登州府文登东鄙茸屋田取名岳泊庄（今荣成市大疃镇）......又东迁至朝阳五里院埠村（今大岳家村）......至今廿三世矣”。洪武四年即公元1370年，由此我们可以算出岳氏迁入荣成市已有630年。这里的“廿三世”是村中最小的辈份，实际上现存村中最大的辈份是十七世。假定岳惟忠奉旨外迁时为25岁，现村中廿三世为5岁，最大辈份十七世为70岁，荣成岳氏“传宗接代”的年龄，最短为30年，最长是36.22年，平均是33.1年为一轮。传宗接代的计算方法是：（某后代出生的公元年-始祖出生的公元年）÷（某后代的代数-1）≈传宗接代的时间。例如：某始祖生于1355年，其后裔十七世生于1934年，计算其传宗接代年限是：（1934-1355）÷（17-1）≈36.2（年）。再看荣成市东山镇柳树村的毕氏家族：始祖毕雄于明朝天顺末年，因族侄毕连杀了陈少卿的妻侄而被迫“奔走云光都十里柳树村”（《谱书》语）。天顺末年即公元1449年，距今550年。现存村中最小的辈份为20世，最大的辈份为14世。假定毕雄迁入柳树村时20岁，现存村中的20世是5岁，最大的辈份14世是70岁，这样，“传宗接代”的时间最短为30年，最长为38.5年，平均是34.3年。成山石氏的始祖石岩，安徽凤阳人，明朝洪武年间“以军功授昭勇将军、指挥使，封成山卫，子孙得世封爵”。《成山石氏谱书》前十世生卒年月未载，以其籍贯、以军功授昭封成等情况分析，石岩应该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人（朱元璋是凤阳人）。因此，洪武元年（1368年），石岩应该至少是20岁，也就是说，石岩应该生于1348年以前。成山石氏族系有确切生卒时间记载是十一世石景璞，生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传至二十世的石建文（当时是荣成县大石家泊村辈份最大，且年龄最小的人）生于1946年。由此分析，成山石氏前十一世传宗接代是32年一轮，十一至二十世为29.5年一轮，平均为31.5年一轮。荣成市滕家镇沟曲家村的《曹氏谱书》，则是后人根据现存一脉相传的“神主碑”编写的：其祥44岁生时中，时中36岁生永田，永田37岁生长法（长法为1927年生，以下后代略）。再与没有传下来的旁系比较一下，沟曲家的曹氏“传宗接代”可谓近四十年一轮。有人要说，上述材料纯属《谱书》的个例，不足以证明古代人30-40年传一代。下面，笔者就全国世系最全、最有权威性的曲阜孔府世家加以剖析和说明。《孔子世家谱》载：曲阜孔府世家，嫡系长支相传，至解放前，共传77代。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77代孙孔德成生于1920年，计2470年，平均32.1年传一代。政治、生活上极优的孔府世家（自西汉孔子九世开始，至清末，皆由皇帝册封，民国年间，孔府的土地达百余万亩）传宗接代还需32.1年一轮，政治、生活等条件极差的平民百姓，又能高出几何？当然，历史上也有过“五世同堂”的现象。查看现存的《谱书》，这种现象只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出现过，若将其家族放在“十代以上”进行考证，也基本属于“近30年或以上传一代”。否则，道光版《荣成县志》怎么仅罗列了两三个例子进行表彰？ 为什么古人传宗接代的周期如此之长？究其因，不外乎下列五点：第一，早婚早育成风，实则欲速不达。从年龄的表面上看，早结婚确实应该早得子，但古人忽视了人的身心情况。十四五岁的人，根本谈不上性成熟。即使是“早得子”，也只能造成严重的先天不足。生得太多，无法养活，又造成后天的不良，所以古时人类的存活率极低。2002年冬，笔者在俚岛镇王家山村采集历史资料时，发现了一本相传为明末清初流传下来专治男女科疾病的医书。该书《序》中说：人世间婚配较早，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也是男、女“性”疾病多发的根本原因。书中认为：男女结婚的年龄，女应在廿五六岁以上，男应该是廿七八岁以上；最佳年龄是“女四七，男四八”（即女28岁，男32岁）。现代医书说：人体在25岁以后停止生长，说明这本古医书所列结婚年龄有较高的科学性。试想，人在14~18岁这一高速生长期中需要大量营养，而婚配及繁衍后代又需要大量的精力和物力，势必使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怎能不促成“早亡”？第二，农田产量低下，衣食状况拮据。我们所处的这块土地虽然肥沃，怎奈历史上由于科技不发达，解放前最好泊地的亩产量仅有200多斤，山耩薄地的亩产量则不足百斤。道光《荣成县志》说“乾隆庚午迄今（1750-1840年），历九十年而户口有减无增”，原因是“地瘠民贫，百倍勤苦，所获不及，下农拙于营生”。“地瘠民贫”又“拙于营生（做买卖）”，经济匮乏，必然使人类的出生率（特别是生存率）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三，医疗条件太差，生存环境恶化。《荣成市志》989页载：仅“1910年，霍乱病在荣成大流行，成山卫镇黄埠山前村全村300多人，患病170多人，死亡百余人；龙须岛镇20个村20天死亡550人，落凤岗、卧龙两村各死亡70多人，最多一家死6人”。在死亡的人群中，比例最大的是抵抗力最弱的儿童。第四，重男轻女影响，传宗接代推迟。人类的男女大致各占一半，初生儿的性别也各占一半，古人规定“传宗接代”的唯一条件是男性。由此，“传宗接代”的时间又被相对延长。第五，灾害战乱频仍，存世人数锐减。光绪《文登县志》载：明正德四年（1509）旱灾，大饥，人相食；嘉靖七年（1528）饥荒严重，死者载道；万历二十二年（1594）冬大饥，人相食；万历四十三年（1594）、四十四年（1595）的大旱和蝗灾，“斗米千金，饿殍载道，村舍为墟，人口减半”；崇祯十二至十四年（1639-1641）连续三年的蝗灾、旱灾，斗粟二千，民死大半，人相食。地方志中记述因自然灾害而“民死大半”或“人相食”的现象大约20-30年一次，也就必然使人“传宗接代”的时间再推迟若干年。至于战乱涂炭生灵，史书中例不胜举。仍以光绪《文登县志》为例：金贞佑二年（1214年），蒙古军下山东“杀戮殆尽”，人口大幅度下降，“境内土著旧户，十不存一。”正德七年（1512年），刘六等起义军攻占文登城后，明廷又派重兵“围剿”，文登县的户口“减七为三”。 综上所述，人类早结婚，并非就能够早得子，即使“早得子”，也常因先天不足而“夭折”，从而导“得子”推迟。再加上医疗措施落后、经济匮乏、自然灾害、战争和性别歧视等诸多因素，人类“传宗接代”的时间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后拖延。由此不难推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古人大约平均30年传一代。注：本文发表于《威海记忆》2011年第三期，插图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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