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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5年--1978年在延安下乡插队两年半，和中国最底层的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工作以后，我主动的利用我的工作之便，为农民，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做些好事。 1988年起，我和加拿大大使基金会联系，为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的少数民族群众做了大量的生产，生存，和培训方面的项目，其中受益最多的还是妇女。据不完全统计，该基金会，每年向这四个省区无偿援助200万元人民币，约16个项目；到现在为止，约援助了3000多万元人民币，共300多个项目。当然这些项目主要是地方政府具体实施的。但受益的是老百姓，他们甚至说当年有个白求恩来中国支持我们的抗日战争，现在，又有大使基金来帮助我们脱贫，真是一种国际主义精神。 1990年起，我和新西兰驻华使馆又联系了新西兰的大使基金，我自己亲自联系操办了若干个项目，使少数民族群众受益。例如，海拉尔市计生委的接生员培训班，我协调新西兰使馆给该培训班无偿援助1万新元，当时约合人民币4万多元。他们把各个旗，甚至苏木（村）的接生员集中起来开展优生培训工作。除了专家讲课外，还去医院实习，毕业时每人发一个接生包，接生包是牛皮做的非常结实。这样广大牧民遇到妇女生产问题就不用千里迢迢地往城里跑，在本地就可以安全接生了。此外，这些接生员，回去后还把自己学的接生知识和技能传给其他的人，这样就产生了增值效益。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亲自参与了8个项目，直接为少数民族群众服务。 前边我提到我曾在延安下过乡，3年前我为我们村争取到了10万元的少数民族发展基金，用这笔钱，村里搞了引水工程，把自然流淌的泉水，提升到高处的水库里，然后铺设水管，使泉水流到了各家各户，彻底结束了世世代代挑水吃的历史。这是我对培育过我的农村和农民的最好的回报。 我觉得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是只要能为老百姓做点事，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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