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北京清康熙的潜龙邸-福佑寺

北京清康熙的潜龙邸-福佑寺

所谓“潜龙之邸”，又称“潜龙邸”，“潜邸”指非太子身份继位的皇帝登基之前的住所，不能再作为任何人的居所，而是改建为宗教寺庙或祭祀场所。

如果问起大清一朝在北京有几处潜龙邸？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雍和宫”（图01）。该佛寺原为“雍亲王府”（雍贝勒府），因王府主人康熙皇帝的四子爱新觉罗·胤禛继承了皇位，按祖训典籍规定：原“雍亲王府”就改成了后来的“雍和宫”。

  第二个就是北京市鲍家街醇亲王府，又称“南府”（图02）。清同治驾崩无嗣，慈禧挑选了咸丰帝的同室兄弟、慈禧妹夫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的儿子载湉继承皇位。原王府成“潜龙邸”不再住人，醇亲王搬入什刹海附近的新府，为区别同名的“醇王府”，因旧王府在南，称“南府”，新府在北，称“北府”。

 第三个“潜龙邸”，就是醇亲王北府（图03）。光绪驾崩后无后嗣，后选中继承“醇亲王”爵位、光绪弟弟载沣的儿子溥仪(1906年一1967年)为嗣皇帝，即末代皇帝宣统帝。由于北府是溥仪的出生地，又成为“潜龙邸”，依制仍须迁出。但是，新的王府还未建成，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溥仪宣告逊位，载沣也从此告别了政坛。按照民国政府的《清室优待条例》，王府成为使用者的私人财产，产权由载沣享有，溥仪也仍然住在宫中。北府虽成“潜龙邸”，但原府主并未搬出改作“寺祠”。

  第四个知道的人不多，它却是大清京城最早的“潜龙邸”，那就是康熙皇帝的“福佑寺”。

福佑寺位于紫禁城筒子河西段的西岸，北长街路东、靠近北口。（图04）。那里的前身是明朝“秉笔直房”的所在地。（图05）

  

 由于福佑寺的历史比较神秘，加之从未对外开放，整日关闭的大门（图06），尽管勾起人们的好奇，却鲜为人知。网络上可以搜索到一些有关“福佑寺”的介绍，因个人理解的不同，对这座寺庙的介绍大同小异，具体细节上或模糊不清，或自相矛盾，本文试图从收集到的有限资料，“福佑寺”建立之前的历史沿革，新建初期建筑格局和作用作一些探索。

  本文论证依据史料，历史地图，以及不同时期的老照片。并对“传说”进行甄别，尽可能接近福佑寺早期的设置。

由于福佑寺长期为不对外开放单位，长期以来经历僧俗交替管理的阶段，尤其民国后内部结构和陈设因使用单位的需要都可能发生很大变化。本文中的一些推断只是设定在某个时期，并根据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作出的，可能与今天现场所见不符。期待有说服力的历史资料对本文观点提出修正。

一、福佑寺的历史。

据清《钦定日下旧闻考》（下称“日下”）载（图07）：福佑寺雍正元年建。一些网传资料将福佑寺的初建时间提前到“清顺治中期”或“顺治初年”。

 史料“日下”说得很清楚“福佑寺建于雍正元年”，说明是雍正皇帝建的“福佑寺”，从雍正元年开始，有了“福佑寺”的寺名。在“日下”记录中无“雍正年间将福佑寺改雨神庙”之说。无论从雍正帝建福佑寺为“恭敬父皇”的初衷，还是乾隆帝对祖皇康熙佛地的敬畏，都不可能将福佑寺改作它用。

“日下”也未提及福佑寺前身。

 二、建造福佑寺的目的

现存的牌坊院内有东、西两座彩绘木质牌楼，中枋额题为雍正御笔：东牌楼“佛光普照”（东），“圣德永垂”（西）；西牌楼“泽流九有”（西），“慈育群生”（东）。（图08）从雍正题词的内容看,似乎和佛教有关，其实多词含有双层含义，即赞美佛，也表示对父皇的“敬仰”。由于大清的皇帝从皇太极开始就被认作“文殊菩萨”转世的转轮王，所以从彩木牌楼枋题的内容不能完全从佛寺角度考虑，还要考虑到康熙皇帝的转轮王身份。

  

  

  

 在福佑寺内有两块匾，也是雍正帝亲笔“慧灯朗照”，“慈容俨在”（这两块匾的位置将在后面推想）同样具有“一语双关”的含义。

特别在正殿“恭奉圣祖仁皇帝大成功德佛牌”(“日下”文)。我认为这里的“佛牌”是指寝堂上的“牌位”。

这段叙述显得“不严谨”。

大清皇室为纪念先帝，在紫禁城的东边“太庙”和景山北麓的寿皇殿里供奉祖宗牌位（图09），上面写有皇帝的庙号和谥号，并加写“皇帝神位”，因大清的皇帝被认作“文殊菩萨”转世的“转轮王”（图10. 供奉在布达拉宫殊胜三界殿供奉 清康熙“康熙皇帝长生牌”和乾隆的“乾隆佛装像”），是佛在人世间的“代表”，所以称作“佛牌”，即“XX佛的牌位”，也能理解。这里的“佛牌”与现今流行的“泰国佛牌”完全是两码事。

  

 如果是康熙皇帝的“皇帝神位”，应该写全康熙的谥号，即：圣祖 合天 弘运 文武 睿哲 恭俭 宽裕 孝敬 诚信 功德 大成 仁皇帝（我特地空格断句）。字数不能少，词序不能乱，这是儿孙对祖宗敬畏的起码忌讳。这里的“佛牌”不仅少字而且乱序，编撰“日下”的大臣何来此胆，应为一迷，凭人猜测。

如果是寺院官衙府邸在“万岁节”向皇帝祝寿，向供奉皇帝牌位行大礼，牌位上书写有固定的格式，基本是“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图11）

 而福佑寺供奉的是“佛牌”，不同于太庙或寿皇殿供奉的皇帝牌位（参看图09）， 可能是一种简化，突出功能的牌位，如早些年回到国内的那块只题写满文“高宗纯皇帝”的“太庙乾隆鎏金牌位”，严谨的鉴定者对“传说”持谨慎态度，标注为“清 铜鎏金九龙浮雕乾隆牌位”（图12），对“牌位”的来源于“太庙”并不认可。从其外部造型看更像是供龛檐枋的“龛名牌”，这种供龛在“太庙”或景山北麓的“寿皇殿”，以及清东陵乾隆裕陵隆恩殿的“寝宫”内都可能出现。

  不管这块“佛牌”是否符合大清仪轨，起码它代表了福佑寺是爱新觉罗皇族祭奠“圣祖仁皇帝”（康熙皇帝）的“高级专祠”之一。

为什么雍正皇帝登基伊始就建“福佑寺”？

答案就在雍和宫雍和门两侧八角碑亭内《御制雍和宫碑文》中（图13-1）。碑文除了介绍了将昔日王府改成寺院的原因，还写道：曩我皇考孝敬昭事我皇祖，凡临御燕处之适且久者，多尊为佛地。曰福佑寺，则冲龄育德之所也；曰恩佑寺，则鼎成陟方之次也。大意是：父皇雍正帝非常孝敬皇祖康熙帝，对于康熙帝生活居住“适且久”的地方，尊为“佛地”如：福佑寺（图13-2）是康熙帝儿时学习的地方；恩佑寺是康熙外巡驾崩的行宫（图13-3）。

  

  

 网上广传福佑寺为“康熙避痘之所”。其信息的来源并无直接史料，而是推定。

据《清实录》记载，康熙皇帝老年时曾对臣属说：“钦惟世祖章皇帝，因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从这段文字可以得知顺治也惧怕痘疹，学作其父皇太极，将皇子送入“避痘所”。康熙一出生就被“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的“避痘所”，未能在父母膝下“得一日承欢”。康熙儿时的“避痘所”在“紫禁城外”，对于这处“避痘所”，雍正是知道，那里即是“避痘”，也是“育德”，是康熙儿时生活学习多年的地方，才会被雍正定为“佛地”。

康熙即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顺治十一年（1654年）出生。顺治十八年，即康熙元年（1661年）登基，掐头去尾算，康熙登基时的实足年龄也就“六岁多”，因此康熙在“避痘所”生活也就六年多些，玄烨出生后避痘的几年中， 他的几位弟妹出生后不久相继去世（估计也是“痘痧”所致），说明“天花”在当时非常凶险。因避讳，得过天花的玄烨只能留在原“避痘所”内，接受“育德”教育。毕竟是调养恢复中小孩。

雍正帝把父皇儿时生活的地方认作“佛地”，已经包含了“潜龙邸”的含义。乾隆在五十年（1785年）亲临大修后的福佑寺赋诗一首，其中“皇祖於似邸第傳，因之皇考奉金仙。宏資福佑千百禩，久建時經六十年……”。从诗文可知福佑寺为“皇祖邸”，福佑“千百禩”（禩这里作“年”讲）。从兴建起到是年已经“六十年”。由此可知乾隆并没有改变福佑寺的作用和功能，因此整个寺庙的建筑结构不会有大的改变。

嘉庆皇帝二十三年（1818 年）重修福佑寺后，亲自到寺院拈香并作诗 “圣祖龙兴地，万年极乐乡”。诗赞还是紧扣“潜龙邸”的主题。

由此可以推定在乾隆和嘉庆期间，福佑寺并未被改作“雨神庙”，也没有改变福佑寺作为“潜龙邸”敬供的性质。

雍正元年雍正皇帝为表现对父皇康熙的恭敬，不仅表现在把“康熙避痘所”作为“潜龙邸”建成福佑寺，而且还表现在更多方面。比如：敬建恩佑寺。

恩佑寺位于清初北京西郊的畅春园内。原为清溪书屋，康熙皇帝常宴寝于此，后驾崩于此。雍正即位后，“为圣祖仁皇帝荐福，建恩佑寺于畅春园东垣。”

雍正皇帝继位后为表示对父皇康熙帝的“恭敬”，将紫禁城内专为皇帝建造的“乾清宫”改作“恭奉佛地”，自己却偏居西宫的“养心殿”。同时在景山北麓改用明朝“寿皇殿”为“康熙帝的梓宫”，梓宫移出后，专挂“康熙的御容”，成了雍正纪念父皇的祭奠场所。

如此恭敬父皇的雍正帝，也不可能把“潜龙邸”建成“福佑寺”后另辟它用。

三、 福佑寺的建筑形式和规格

在中国传统祭奠文化中，这种在某亡人生活的地方建纪念祠堂称之为“专祠”。福佑寺就是雍正皇帝为其父皇康熙帝的“潜龙邸”兴建的专祠，供皇族世代供奉。

专祠的规模随时代，地域，亡人的社会地位和民间影响力，以及建祠时的财力，会有大小繁简之分。

专祠的建筑规格以“福佑寺”的现有的狭窄空间推演如下：

牌楼院：或牌楼，或牌坊与大门（山门）形成的空间。

二门院：或设钟鼓楼称“钟鼓楼院”。二门又称“仪门”（无“钟鼓楼”时，又会称“仪门院”），功能如四合院的“垂花门”，是门后“主殿院”的“前引”，也就是主殿（堂）院的门。这座门或门殿，在佛寺道观中称“天王殿”或“护法殿”，因主次等级的区别，在主殿院中轴线上的建筑中，规格必须低于后面的主殿。如果主殿有前后两座分称“前殿”和“后殿”。此门殿是不会被称作“前殿”。比如福佑寺的天王殿从屋顶铺施的“皇琉璃瓦绿剪边”，就低于其后“全黄琉璃”的“前殿”和“后殿”。

主殿院：一般用规格相同的围墙把这个区域圈起来，形成庙祠的主要区域。仅以纪念专祠的主殿院为例：中轴线上的建筑依次为仪门，享堂，寝堂，后罩。

享堂是举行祭奠仪式的正式场所，可称“前殿”，那里可以烧香磕头，念颂祭文，香会祭奠。有的地方有唱大戏祭奠的习俗，会在享堂前设戏台，戏台正对享堂；有的地方将“仪门”的背面建成“戏台”，人从戏台下方中间门洞穿过，进到享堂前。

寝堂往往原是亡人生前生活的主屋，尽可能保持亡人生前的陈设，是摆放亡者生前用品或成果以及生活场景的地方，给悼念者有一种睹物思人的效果，进到寝堂需要保持安静以示对亡人的尊敬。寝堂可称“后殿”，也是主殿。

“后罩”在专祠中常作为“内院”即：被祭人的内人生活的区域。后罩常建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封闭小院，供看守“寝殿”的女仆生活用房。

专祠的结构和功能不同于一般寺庙，有的和“道观”相似。在主殿院，如中间无隔断分院，中轴上的建筑以最后一栋山墙带耳房或接隔墙的殿堂为最重要的“主殿”，此时的主殿又称“后殿”，前面如有一座“四边不靠”的建筑称为“前殿”，如有两座，称“前殿”（比如“享堂”前的戏台）和“中殿”。这样详解便于我们对史料记载的理解。

再看“日下”记载的两块匾：“慧灯朗照”和 “慈容俨在”“慈容俨在”挂在“正殿”的檐额。“正殿恭奉圣祖仁皇帝大成功德佛牌，东案陈设御制文集，西设宝座。”（“日下”文） 从中我们可以想象：寝殿内中间恭奉“佛牌”（估计放在中间的“宝座”上。），东间有一座案桌，代表“育德”的学习地方，桌上放是“文集”，应该是“康熙语录”，即乾隆亲自编撰的《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 西设“宝座”，估计是“空座”留给前来拜谒的儿孙，重温祖训，自律传承时所用。 这里的“正殿”，就是我上面“专祠”中提到的“主殿”。“主殿”包括“前殿”和“后殿”，“日下”文中只提“正殿”，由于紧接着提到了“前殿”，那么“正殿”就是“后殿”，即“寝殿”。“慧灯朗照”挂在“前殿”的檐额，符合“佛殿”的性质，殿内供奉佛祖，佛变身，菩萨，以及转轮王的变身原主，佛系传承，佛灯永照，慧源郎朗，威威普照。

即便乾隆时期对福佑寺作过两次修复，都没有留下题词，如额匾，楹联之类，说明寺内布局和陈设并无大的变化，依旧保持着“专祠”中“主殿院”的布局：“享堂”和“寝堂”。

现有网传资料说：“慧灯朗照”挂在天王殿，“慈容俨在”挂在大雄宝殿。我不否认这两块匾现在可能就是挂在那里的。但是我怀疑那里可能不是它们各自原本悬挂的地方。1911年之后在辛亥革命“驱除鞑虏”的思想支配下，很难容忍纪念大清皇帝的祠堂存在下来，何况，北洋政府期间，福佑寺曾作为接待进步学生来京的“接待单位”，民国八年（1919 年）12 月 18 日，毛泽东率湖南代表团来北平，争取全国特别是北京社会各界对湖南人民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支持，曾在此暂住。长达三个月。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寝宫”难以存在下来，内部陈设搬走，一些牌匾拆除，殿堂改作它用，一些东西损毁丢失，一些东西可能被集中堆放到一起。 后来条件允许时，也很难恢复原样，甚至可能出现未加考证随意挂放的现象。

四、“康熙避痘所”在福佑寺内的具体位置

说到“避痘所”自然要谈到“天花”。

天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严重传染病。天花在中国称"痘疮"、"痘疹"，死亡率极高，尤其对儿童的生命危害更大。

大清一朝也不例外。特别是大清前身“后金”逐步向中原南下的过程中，痘疹成为威胁皇族贵胄及其亲属子孙的第一杀手，大量的孩子尚未成年因痘疹夭折，令人“闻痘变色”。

在当时的环境下，面对这种无法治愈的传染病，一般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是“避痘”。这里的“避痘”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将健康者或患病者送入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日常生活与外隔绝。另一种是健康者逃离“痘疹流行区”，在“安全地区”躲避一段时间，再回去。

第二是“祈求痘神”：请“痘哥哥”“花姐姐”，祭拜“痘神娘娘”，或地方认定的一位“有名有姓的痘神”，或附会在另一位“神仙”身上，作为“祛痘除瘟的神”。（图14）

  第三是“种人痘”：用其它天花患者的结痂，研碎加入适当水，经过一番“仪式”，吹入接种者的鼻腔内。这种“种痘”的效果并不理想，多有“接种出痘”的实例。这种“种痘”仪式繁琐，费用昂贵，非一般百姓问津，多在皇亲国戚家庭采用。

不过，康熙帝在与洋教士西学的过程中学到了一些西医原理，对“种人痘”进行了改进，使“痘种鼻血”，大大提高了防御痘疹的能力。在康熙的35为儿子中，活过16岁以上的达20位，成人比例远远大于父辈，也许与此改进有关。

当时一般百姓认为：种痘不一定不出痘，出痘不一定不再出痘，出痘不死是传痘瘟。由于对痘疹的误解，在治疗和预防方面造成一些误区。

“避痘所”是一种通俗说法，内含比较复杂。

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所谓的“避痘所”就是等待死亡，听天由命的地方。这些“避痘所”有官办，有地方乡绅所办，多远离村镇，大清早期规定“四十里”，后缩短到“二十里”。患者家庭有条件的,或许有人前去照应， 多数人只能靠施舍接济有口稀粥度日已是不错的待遇。多数人在避痘所难脱病死的命运。

根据后金蒙古人当地的习俗：凡患痘疮, 无论父母兄弟妻子, 俱一切避匿不见, 调护则付之汉人。如无汉人, 则以食物付之他所, 令患痘者自取之也。《清史稿》记载: "初入关, 畏痘, 有染辄死。京师民有痘者, 令移居出城, 杜传染"。

有史载，天聪六年二月，皇太极依次“至诸子避痘所”。看望儿子。可见当时痘疹曾在盛京（奉天）流行，皇帝必须专为皇子们设立避痘所。当然顺治幼时可能也有此经历。

清初，在人口户籍管理方面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身份管理办法，居民分为“熟身”与“生身”。“熟身”是指出过天花或经历过天花的人；“生身”就是没有出过天花或被怀疑有可能携带病源的人。清政府规定：一旦发生疫情预报，“生身”皆不准留在城中。顺治皇帝，由于畏惧天花传染， 对本该出面接待的“贵宾”，只要是“生身”，不再接见。据统计，因为惧怕天花传染，顺治皇帝从亲政第八个年头起，连续六年没有接见前来朝见的蒙古王公。顺治皇帝对天花的畏惧，超过其父皇太极。《世祖实录》记载：除了宫中避痘，在天花盛行时，“上避痘南苑”。更为严重的是，为了避痘，顺治皇帝甚至会停朝不理朝政；或以“出宫行猎”，“深山问佛”作托词。因此民间盛传顺治“因情厌朝”的个中缘由可能于此。

顺治恐惧“天花”，因自己是“生身”，即使对于自己亲身的儿女，因他们是易感染人群，被隔离在宫外自然在情理之中。

顺治生于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1638年）戌时于盛京，为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的第九子，母为孝庄文皇后。在位18年（1643年—1661年）。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1661年2月5日）子时崩于紫禁城内的养心殿。时值24岁。

顺治皇帝一生共生十四个儿女，除去只活了89天的大儿子外，其它的孩子都是在1653-1660年的七年间出世，顺治驾崩时（1661年）其中八位已经夭折，其余六位在康熙十年时又夭折两位，至于死于何因，无史料记载。但我估计可能是“天花”。恐惧天花的顺治会效仿他父亲皇太极将他的儿女早早“避痘”，使皇子们“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这些为皇子们专用的“避痘所”不会离皇宫太远，设在紫禁城外“筒子河”两侧完全可能，只是缺少史料佐证。

福佑寺是个例外。

福佑寺是康熙帝的“冲龄育德之所”，即“康熙避痘所”，那么“康熙避痘所”在福佑寺内的什么位置呢？

既然史料记载康熙避痘处在福寿寺内，最好的办法是寻找雍正元年之前的北京地图探寻位置。

有一张《清康熙八年皇城官衙图》（图15）可以为寻找“福佑寺”的前身提供方便，该图并非采用现代测绘学严格按照经纬线和比例尺绘制，所以建筑大小，间距的宽窄缺乏准确，这给判断带来一定的难度。

  我选择最早的、按现代测量技术绘制的、并标有“福佑寺”位置的地图为标准， 将紫禁城城墙外护城河-筒子河的外沿北段，即西华门到西北角的长度分成十等份，然后将《乾隆京城全图》（1750年）（后称《乾隆图》）和《康熙八年 皇城宫殿衙署图》（1669年）（后称《康熙图》）相应的位置也分成十等份，根据“福佑寺”在每张图中应该占有的区域，寻找现存福佑寺的各建筑在“康熙图”中的位置、并通过各地图长宽比的误差，准确长宽比，调整各建筑在“十等份”中的布局距离，以及相邻建筑的各自毗邻方位、角度和距离，在《康熙图》中找到福佑寺范围内原各建筑，以及北长街路西建筑的位置关系， 同时参考两张绘制图表现建筑的不同视角。（图16）

  

 在《康熙图》中去掉注有“内刑部”建筑的“内、外院”（康熙避痘时期“内刑部”已经存在，位置是否在此无考。作为官衙无特殊情况一般不会随便搬迁。）；排除《乾隆图》中福佑寺北边“喇嘛房”的建筑（乾隆帝是不会把父皇供奉的“潜龙邸”改作“喇嘛房”）。

“康熙避痘处”就在这段狭窄的空间内。（图17 中红框内）

  下面细看《康熙图》。

图中路东和筒子河之间有两个各自独立的“单进四合院”，两院之间有一个夹道，夹道东是筒子河边，不通行（不排除夹道东口在筒子河岸设有码头的可能），夹道西为临街大门。夹道北墙中央设门进入北院。北院是“独立的四合院”，院中央有一座四边不靠的“独房”，设东、西配房。夹道的南边也是一处“单进四合院”，南院门临街，院内主屋朝西，带南、北配房，这个布局让我自然想到“神佑避痘”的“痘神庙”。

这种“宅院布局”在传统宅邸寺衙建筑中极为罕见，这让我自然想到“避痘所”-“北宅南庙”：主仆有序，神佑相随，分格隔离，生活方便。比如：在皇子避痘期间，皇宫派人探寻或赏赐可走“痘神庙”门，把东西放在“痘神”案桌前，经过“痘神”“熏香烟允”，侍者将物品从庙北墙“便门”穿“夹道”，进入“避痘所院”。（图18 ）

 联想到“玄烨”儿时的具体情况，孝庄皇太后，每天派探视者代为祈福，询问“身体”，问寒问暖，赏赐物品。为避免接触或封闭隔离需要，探视者不便走夹道门，需要有一座临街大门。将所需物品送入“痘神庙”求得护佑后，从庙北墙处的“便门”送进“北院”（参看图18图中在“灰墙”上加添的“随墙门”）穿过夹道从北院大门进入北院。比如，孝庄皇太后的侍女“苏麻喇姑”，被康熙视作启蒙老师，在康熙避痘育德期间，更是经常前来侍奉，来往于孝庄皇太后和皇子之间。 能有这样一处既有各自封闭又能通行的前、后院，既有庙又有宅的建筑完全符合“康熙避痘所”的设置。

那么带有南北院的“康熙避痘所”在“乾隆图”的“福佑寺平面图”的什么位置？

北院主堂是福佑寺的“后殿”，即“寝殿”，北围墙是“后罩殿”。夹道和南院北配房是“前殿”。夹道南墙就是今天福佑寺前殿“山墙山花”的位置，正对北长街路西的“万寿兴隆寺”的山门。（图19）

 这个布局的改变很有意思。

兴隆寺原是明朝“兵仗局”内的一处佛堂，据传“康熙皇帝的生母孝惠章皇后佟佳氏就出生于此”，并以此作为“康熙多次修复兴隆寺”的依据。“多次修复”是事实，“康熙生母出生地”不可信：康熙生母佟佳氏出生于崇德八年即 1640年，其父佟图赖，辽东抚顺人，正蓝旗汉军。李自成打进北京为1644年。仅从时间和籍贯无法证明佟佳氏的出生与北长街上的兴隆寺有关。康熙二十年（1681年）及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两次重修兴隆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整修“为纪念生母”，保留兴隆寺的原朝南的老山门，特在朝东临街处新辟大门，康熙皇帝为新山门亲题匾额“万寿兴隆寺”。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临街山门（图20.寺名匾。落款时间：康熙辛巳年菊月榖旦，即1701年阴历九月。康熙三十九年“为纪念生母”整修福佑寺的缘由可以成立，或许在“康熙避痘期间”，生母在“兴隆寺”日夜祈祷，虔诚祝福，使得康熙逃过一劫，因此而谢母大恩。

  新辟的“万寿兴隆寺”山门的位置原是胡同口，正对“康熙避痘所”的夹道门（参看图18）。这处胡同口的关闭，庙门的开启，夹道门的取消，都符合“建筑风水”避让原则。

“康熙图”中“避痘所”南边是“内刑部”。（参看图17、图18）

内刑部是一套“两进院”的院子，分外院和内院。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将原“尚方院”改作“内刑部”。康熙十六年（1677年）“内刑部”改为“慎刑司”。“康熙图”中内刑部，在“痘神庙”南边；在“乾隆图”中改成为“慎刑司”，已搬到福佑寺西边北长街的北口路西（图21）。或许是雍正元年建福佑寺要扩大建筑规模，因位置空间有限，只能沿着筒子河向南、向北延伸。

  在扩建过程中，一般习惯在遵守规制的前提下尽可能“废物利用”，特别是利用原有的墙基，用废渣土，碎砖瓦，作“高基明台”的“填芯”。

如果仔细看“康熙图”，就很容易发现：“内刑部”的外院（南院）改成了“牌楼院”，增建了正对山门的“照壁”，“东、西牌楼”，外院的主堂改成“山门”，内院主堂改作“仪门”，即主殿院的门，也就是后来的“天王殿”。“仪门院”内增建了“钟楼”（西）和“鼓楼”（东）。钟楼内仍保存着“雍正年制”的青铜大钟。福佑寺钟楼不同于一般的寺院，它的位置在“中轴”的西边，我们在马路边看到的那座“两层歇山方楼”（图22）就是钟楼。

 天王殿后面原是“痘神庙”，空间面积很有限，于是将原“夹道”融入主院内，建成“享堂”大殿，由于“享堂”两边山墙无围墙隔断，所以在“主殿院”内，享殿只能称作“前殿”，在“专祠”概念中，该殿只能算作“次一等”的殿，主殿在“后殿”。后殿恰好在“避痘所”独立小院内中心小屋的位置。这个小屋是“康熙生活用过的旧居”，是“潜龙邸”内真正的“原件”，后改做“后殿”即福佑寺的“寝殿”， 也是主殿院的“主殿”。

在后殿的后面是一个有四周廊房环绕的小院，小院正房是“三开间罩房”，这处“罩房院”在“专祠”建筑中位于“寝殿”的后面作“内院”或“内宫”供奉“夫人”之用。

这样一来“康熙图”中的“康熙避痘所”，就成了纪念潜龙邸的专祠-福佑寺（图23）

  现今所见福佑寺：“大雄宝殿”（前殿）和东、西配房的建筑规格要高于后殿及配殿（图24-1），给人的感觉“主殿”是“大雄宝殿”，次殿是后殿。而且从歇山顶垂脊上的瑞兽数量看：寝殿是五只，享殿是七只，（图24-2）在大雄宝殿的歇山顶正脊中央还设置了莲花座多彩琉璃五轮塔（图24-3）。我估计这个改变出自乾隆五十年（1785年）那次的大修。

  

  

  福佑寺自雍正元年（1723年）兴建福佑寺，直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才进行小修，换旗杆，补大柱额枋。这一点也从侧面说明福佑寺初建时的质量很好：五十八年后才做“小修”。

乾隆五十年（1785年），对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殿，后殿以及东西配圈房、僧房进行全面的翻修。这次翻修离上一次小修只有四年，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又要修，原因在于要“翻修”，重新调整“主次关系”等级，对整个寺庙建筑设置全面配套。这次全面修整旨在强调“转轮王”佛性传承的重要性：转轮王敬服佛祖。乾隆在五十八年时，任命青海塔尔寺寺主、四世阿嘉活佛为驻京“扎萨可达喇嘛”，驻锡福佑寺。从此福佑寺成为阿嘉呼图克图在京的驻锡地。为大活佛提供一处“佛堂”，祈祷大清朝廷福寿绵延。将佛堂（大雄宝殿）建得富丽堂皇更显得皇帝对佛的敬畏。（图25。均为1900年-1901年庚子事件后的航拍图）

  

  

  1911年辛亥革命后，福佑寺部分房间作为进京活动爱国学生的住宿地。民国十四年(1925年)，藏传佛教格鲁派九世班禅却吉尼玛大师(pan-chen-blo-bzang-chos-kyi-nyi-ma 1883 年- 1937年)到达北京，住在福佑寺。民国十六年(1927 年），九世班禅大师在福佑寺设立“班禅驻北平办事处”（图26），寺内喇嘛全部拨入雍和宫，由政府照旧拨给口粮”。1954 年福佑寺成为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的驻京办事处，大雄宝殿成为班禅大师举行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

  

  

  1984 年，在福佑寺建立中国民族博物馆，收藏文物、文献、影视等与民族文化相关资料。（图27）

从福佑寺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到福佑寺从“专祠”到“佛寺”的转变。如果福佑寺作为佛寺，主殿自然是“大雄宝殿”，它的规格必然高于“转轮王殿”。如果“专祠”的功能减弱，寝殿的规格自然低于“前殿”。“日下”的记载还是专祠性质的福佑寺，对其中的描述还是按祠堂的规制理解为好。由于福佑寺性质一直都有一些微小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原建筑布局位置改变可能不大，但对于具体的主殿和配殿内的陈设和实物可能变化极大，甚至一些外来的收藏文物也可能混入其中。现存在福佑寺内物品是否是“原物”都需要专家有据的甄别。有人把福佑寺主殿的建筑枋梁间的“金龙和玺彩画”作为“潜龙邸”的证据，还缺乏说服力，因为在紫禁城外四周的其它“敕建”寺观中也用此图案。

今天的大雄宝殿里有什么？由于未查到权威单位的介绍，只能汇聚借用“网传资料”（图28）：大殿内有十八罗汉，三世佛，XX 三圣，供奉文殊的“龛亭”，文案，宝座……

  

由于无实地照片，无法对这些“佛像”进行认别。

如果仅从“专祠”的“享殿”角度去设想，就福佑寺特殊的历史和功能考虑。享殿内供奉的佛像一定要和藏传佛教的佛系以及与大清皇帝转轮王承运关系有关。同时要考虑到这座面阔“五间”21.90米，进深13.8米的面积，以及活动空间，室内的塑像体积不会太大，数量不会太多。

享殿(大雄宝殿)内可能供奉“华严三圣”，即华藏世界中的三位圣者：毗卢遮那佛、普贤菩萨、文殊菩萨。毗卢遮那佛，密宗称之为大日如来，是“密宗法系中最高身位如来”

文殊菩萨为左护法，右护法为普贤菩萨。而大清皇帝“转轮王”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也会供奉娑婆三圣中的地藏王菩萨和观世音菩萨。体现汉地佛教的“四大菩萨”。在藏传佛教中观音的化身是护法之首“玛哈嘎啦”。这也兼顾藏汉佛教佛系关系。

因此，供奉摆放在不同位置的“文殊”就有不同的“含义”：菩萨和化身，“转轮王”，或大清皇帝的牌位，或画像。殿中两侧设“十八罗汉”或“二十诸天”是不可缺少的。至于“文案”和“宝座”可能来自“后殿”。

据说有“一座供奉文殊菩萨的亭子”，估计亭子并非想象的体积，可能是放在供案上的一个“龛亭”，尺寸不会太大，象征文殊化作“转轮王”，以显示“慧灯朗照”。

网上还传的一些说法主要来自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寺乃纯帝封宝亲王时所分之府,未居,后改为寺。又谓俗所谓福佑祀雨神,非是,雨庙在西苑时应宫。”

“纯帝封宝亲王时所分之府”：“纯帝”为乾隆的谥号。“宝亲王”指雍正皇帝于十一年（1733年），封其儿子弘历为和硕宝亲王。而此时距建于雍正元年的“佛地”福佑寺已有了十一年。雍正帝早已确立弘历为太子，福佑寺的那点空间不可能设定为“王府”。为什么有封“宝亲王府”之说？有一种可能：康熙驾崩时，弘历大约十一岁，雍正帝有可能让儿子替父亲在“潜龙邸”为康熙服丧。国丧期间弘历可能在那里住过。

“后改为寺”，联想后面的文字，以为“雍正改成府， 弘历未住，而改为寺”。很显然作者的叙述与“日下”不符。如果把这句话理解为“原福佑寺由专祠变成佛寺”，倒也能解释得通。该文也否认福佑寺为雨神庙。

有关福佑寺建筑形制的资料，凡是收集到的已注写在图29的平面图上，仅供参考。

  

期待福佑寺能像黄寺一样早日敞开大门对外开放。（图30）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