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书收录文章24篇，通过文献稽考和田野调查，记述了约30位天津藏书家事迹，并对现存21处藏书楼进行了科学的考察认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近代藏书史研究的空白。此外，书中所记藏书楼有13处位于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这对于整体提升五大道的文化品位也具有重要意义。  序言：辟径启新 雅俗同赏 李国庆 吴重憙与石莲庵 潘氏父子与华鉴阁 李善人家族与藏经阁 徐世昌与书髓楼 卢靖与知止楼 李盛铎与木犀轩 翁氏家族藏书在天津 严修与蟫香馆 渠氏家族藏书在天津 胡宗楙与梦选楼 陈一甫与居敬轩 陶湘与涉园 蔡成勋与希郑轩 傅增湘与天津双鉴楼 梁启超与饮冰室 卢弼与慎园 任凤苞与天春园 金梁和瓜圃 袁克文与百宋书藏 周叔弢与自庄严堪 金钺与屏庐 周明泰与几礼居 张重威与默园 刘少山藏海源阁珍籍 后记：不圆满的答卷 辟径启新 雅俗同赏 ——王振良著《沽上琅嬛：天津藏书楼和藏书家》序言 李国庆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经过各方不懈努力，全国范围内的新冠疫情基本得到控制。12月上旬，气温开始下降。于是，我和老伴商定加入东北和北京一些老人的队伍，当一次候鸟飞到海南度假。 到达海南后，每天看海听涛，气温有如春秋般的温暖，惬意舒服，心情慢慢地静了下来。每天除了到海边溜达，剩余时间就在室内看书稿，写文章。这些文案事均与天津藏书家有关。 先是校对书稿。接到黄山书社寄来的《弢翁藏书年谱》（增订本）校样，需要核红校字。这部年谱，是将天津藏书家周叔弢先生藏书事迹材料，以系年体例进行组织而编写成的。这是继2000年黄山书社出版《弢翁藏书年谱》之后的再版书，拟于2021年出版。 次即撰写文章。海南有位藏书家朋友，家藏一部完整的清代广东佛山邓姓印工锡活字印本“三通”。这个印本，目前所知传世只有两部，另外一部是天津藏书家严修先生的旧藏，后捐给天津图书馆。我在海南应中国印刷博物馆之约，还为《印刷文化》创刊号撰写了一篇题为《第一部锡活字印本〈文献通考〉再议》的文章。 巧得很，刚刚看完书稿，写毕文章，就接到王振良先生的电话，说他刚刚完成《沽上琅嬛：天津藏书楼和藏书家》书稿撰写任务，想请我为书写序。 得知这个消息，我很高兴，答应尽快完成。我早就知道振良对天津藏书楼和藏书家素有研究，这部书稿内容即关于天津藏书楼和藏书家问题，而我对这些藏书楼和藏书家亦略知一二——或知其楼，或知其人，或知其所藏之书。这部书稿是振良研究成果之集大成者。为书写序，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先睹为快。 在约定的时间内，振良很快把书稿电子版发给我。迫不及待，我从头至尾疾阅一过，所收天津藏书楼和藏书家，总计涉及24家（家族），具体包括：吴重憙与石莲庵、潘氏父子与华鉴阁、李善人家族与藏经阁、徐世昌与书髓楼、卢靖与知止楼、李盛铎与木犀轩、翁氏家族藏书在天津、严修与蟫香馆、渠氏家族藏书在天津、胡宗楙与梦选楼、陈一甫与居敬轩、陶湘与涉园、蔡成勋与希郑轩、傅增湘与天津双鉴楼、梁启超与饮冰室、卢弼与慎园、任凤苞与天春园、金梁和瓜圃、袁克文与百宋书藏、周叔弢与自庄严堪、金钺与屏庐、周明泰与几礼居、张重威与默园、刘少山藏海源阁珍籍。 书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看罢，掩卷沉思，自言自语“这是一部好书”。具体而言，其好有五： 书稿所收的天津藏书家，几乎都是“国字头”的重量级藏书家。其藏书事迹，多见于《藏书纪事诗》《续补藏书纪事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广东藏书纪事诗》等专著中。此其一。 书稿所收天津藏书家的藏书楼，都写明了藏书楼的准确地址，更有进一步者，有些还要介绍藏书楼的设计者是哪位设计师，以及这栋藏书楼的特色。此其二。 每篇独立成文，字数都在4500字上下。这是标准的文章字数。因经年办报和编书的历练，振良具有超强驾驭资料和文字的能力。这也是从读者角度考虑的，不需花费太多时间就能读完一篇。此其三。 每篇行文，严格遵循“知人论世”原则。先述祖辈父辈简历，旁征博引，考证翔实。让人知晓，其祖辈父辈为官为学为藏之情况。次讲藏书家个人的行实，以及藏书、刻书、捐书及著述等。再议其藏书之授受源流，包括藏书之来源、书目之著录、藏书之价值等。此其四。 视角独特，选题新颖，有所发现，富有创意，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容的专著。是书以其所收录藏书家的重要性以及洗练流畅的文笔，跻身同类专著之列而无愧色。此其五。 我观振良这部书稿，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资料新。本书是第一部主要讲述天津租界区内藏书楼和藏书家的研究专著。 作为本书的著者，振良是第一位大量实地探访天津藏书楼和藏书家的学者。振良以天津租界区内的藏书家为研究对象，实地走访了天津九国租界区域，对藏书家的旧居进行实地调查，对藏书家的后人进行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资料。而且具体指出每位藏书家的藏书楼地址和门牌，可做天津藏书文化旅游之指南。 此处仅举一例。在《吴重憙与石莲庵》篇中，描述石莲庵藏书楼的文字堪称妙笔：“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天津，以九国租界和近代建筑闻名中外。在现存数以千计的小洋楼中，烟台道56—58号似乎早已被人们遗忘。无论是绿树婆娑的夏日，还是真容显露的寒冬，匆匆的路人很少愿意多看它一眼。然而，打开《中国文物地图集·天津分册》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年前，这里就已被文物部门认定为'吴重憙旧宅’。原来它的昔日主人并非寻常之辈——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清末曾任河南巡抚的吴重憙，一直寓居在这里，藏书、校书、刻书直至终老，这所旧宅也由此有了一个更具文化意义的身份——吴重憙的藏书楼石莲庵（闇）。” 本书新资料的获得，为研究天津租界区内的藏书楼和藏书家提供可靠依据。行文过程中，除了旁征博引相关藏书家资料，新材料的发现和利用则极大地提升了书稿质量。振良的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所言所论，能发人所未发，时有独到见解。 此书与收录我国历代著名藏书家的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不同，与收录断代著名藏书家的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不同，与收录一个地区藏书家的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亦不同。此书转录天津一地租界区域内藏书家与藏书楼，取材独特，实乃创体，别开生面，为藏书家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填补了藏书家研究领域中的空白。 第二，分量重。本书收录的天津藏书楼和藏书家均是重量级的，非重量级者，或因其传记文献资料不备，一般未予收录。 例如，此前出版的同类撰述中，雷梦辰《近代天津私人藏书述略》收录天津藏书家52位，其中与振良此书相同者仅有卢靖（包括其弟卢弼）、任凤苞、李盛铎、严修、吴重憙（包括其父吴式芬）、张重威、陈一甫、金钺、周叔弢、胡宗楙、袁克文、徐世昌、梁启超、陶湘、傅增湘等15位，其余37位藏书家，不在振良此书的收录范围内。 第三，雅俗共赏。振良书稿中，各个篇目的撰写，按照事先设计的程式行文，举凡藏书家传略、藏书梗概、刻书、捐书及撰述等，除了博涉群集，采纳四部文献，还力求采用新挖掘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资料，极大地提升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振良书稿中披露的某些藏书佳话，则为本书增添了可读性成分。 例如，《潘氏父子与华鉴阁》篇云：“宋刻《资治通鉴》的入藏，更是堪称书林佳话。据雷梦水《书林琐记》载，此《资治通鉴》本是天禄琳琅所藏，被逊帝溥仪赐给某王爷，王爷遂托琉璃厂文德堂主人韩氏装为'金镶玉’。结果韩将影印百衲本《资治通鉴》染黄，充作真本送归，原本之目录30卷售给傅增湘，正文294卷卖出后下落不明。曾任两广总督的旗人萨尔图·英翰的儿子，少时与潘复一起念过书，后来家道中落，到北京投奔潘复，潘复遂给他在财政部谋了份差事。此人为报答潘复，把其父收藏的几箱古书、字画都送给了潘复。潘复整理时发现，其中竟有一套宋版《资治通鉴》，简直是喜出望外。1923年，潘复又以宋本《白孔六帖》自傅增湘处易得目录，从此宋本《资治通鉴》成为全璧。” 本书的价值与功用，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揭示近代天津文化底蕴。近代百年看天津，仅从近代天津藏书事迹即可窥视一二。近代以来，天津五方杂处，下野政客、满汉官吏、富商大贾、文化巨擘，各路高人云集沽上。而传世的藏书，亦随商业市场流到津门。这里的藏书家，几乎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雄厚财力、过人眼力和市场活力。 在振良的书中，披露了大量善本古籍流入津门的实例，如山东聊城海源阁所藏数十种宋椠元版流到天津后，旋即被津门藏家瓜分。天津藏书家所藏善本古籍数量之富，质量之高，雄踞北方，堪为重镇。举凡宋元珍椠、明清佳刻、稿抄校本、内府刻本、历代活字印本，还有明代宫廷写本《永乐大典》、敦煌遗书等，琳琅满目，美不胜举。这些典籍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揭示近代天津文化底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是表彰藏书家对天津文化建设做出的杰出贡献。 周叔弢是一位爱国藏书家，1942年即立下遗书，待天下太平时，举献全部藏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叔弢兑现自己的诺言，将自庄严堪所藏宋元版书、明清善本及活字本数万册悉数捐献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 教育家严修非以藏书名世，但他却是不折不扣的藏书家。严修生前身后，尽瘁于图书馆事业，散尽其十万卷藏籍，堪为捐书泽世之楷模。 任凤苞天春园藏志2500余种2万余册，1952年11月全部无偿捐给国家，绝大部分归入天津市人民图书馆（今天津图书馆），另有少量赠予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藏书家陈一甫的夫人李霭如遵丈夫遗言，将藏书捐赠给北京图书馆。陈一甫另有少部分藏书，捐赠给天津人民图书馆。珍贵的唐人写本《转轮圣王经卷》，后来也由陈一甫三子陈达有、徐国端夫妇捐献给国家。 藏书家金钺以洋行的经营利润和银行的股份收入，支撑起其藏书、刻书的巨大投入。刊刻图书尤其是对天津乡邦文献的整理，可以说是金钺一生心血和贡献之所在。 延古堂李氏捐给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的书籍和碑帖，总计4828种。 陶湘1922年至1934年寓居天津，从事藏书、校书、刻书活动，在天津文化史上写下精彩的篇章。 振良这部书稿，披露的天津藏书家信息十分丰富，为深入研究天津藏书事业和文化建设，提供了路径和线索。书稿限于篇幅，有些材料明显略带而过，没有展开叙述，有些资料没有囊括进来，这就为日后留下了增补和再版的空间。在这里，试举几条： 第一，关于严修先生的藏书和编制《严修手稿》事。 据我所知，在严修先生捐给天津图书馆的藏书中，尚有一部重量级的大书，这就是清代广东佛山邓姓印工利用自己发明创造的金属锡活字印制的《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三通”。这部大书，海内仅存两套。因是书分量重，价值高，2020年天津图书馆成功申报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遂成为国家级珍贵古籍，亦是天津图书馆镇馆之宝。 在严修先生后人捐献的藏书中，严修先生的手稿几乎都在其内，我曾有幸典守斯稿，为了便于学者研究，我们编印了《严修手稿》，设计了两个版式，分别交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和南开大学出版社先后影印出版。 第二，振良书稿中言及崇化学会的藏书和捐献天津图书馆的金钺刻古书雕版之事。 据我所知，这批雕版早年被中国书店借走刷印，从馆里拉走时的情景，我看了一个满眼。只是当时不知道为何拉走、拉走后想干什么。不久，中国书店将新印古籍样本回赠天津图书馆，而雕版没有返还。 嗣后，中国书店征集到著名学者周绍良先生所藏两千多件近代以来出土的唐代墓志拓片，这些拓片由国家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联手购藏，我作为天津图书馆代表参与斯事交易。而因斯事之关系，我与中国书店负责人混得很熟，试着提出索要天津图书馆雕版事。 经过几次交流，出乎意料，中国书店竟然答应雕版可以返还天津图书馆。拉回的这批书版，经我们仔细清点检查，基本没有丢失，可谓完璧归赵。 第三，关于袁克文夫人刘梅珍影抄宋版书事。 据我所知，天津图书馆藏袁克文两部书，一是《寒云诗集》稿本，是袁克文自定稿本，有整理出版价值；二是《李丞相诗集》，是刘梅珍依据家藏宋版书用墨笔影抄的。这位才女影抄宋版书的水平极高，与宋刊原本比对，影抄本几乎达到了乱真程度。 这部影宋抄本《李丞相诗集》，2020年由天津图书馆成功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本与振良书稿中言及的《于湖居士文集》，都是刘梅珍影宋抄本的传世珍品，文物和艺术价值极高，若能合二者而影印出版，堪称双绝，亦将成为一段书林佳话。 我与振良交往多年，也是因书而结交的同好朋友。我俩共事也多与书有关：一起执编过四期由齐鲁书社出版的《藏书家》，一起主编过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天津文献集成》，现在则一起参编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古籍保护研究》。每次合作，振良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平都令我惊讶和钦佩。 振良文化素养极高，为人谦和，知识渊博，年富力强，能够胜任常人无法想象的超负荷研究工作。其研究领域涉及新闻传播学、编辑学、文学、史学、古籍版本目录学、地方文献学及社会人类学等。 在这些领域，振良的实践和研究都做出了成绩，可谓硕果累累。振良多年研讨学问，至今其策划主编并出版的近代以来天津地方文人撰写的文史类著作，数量当以百种计。其个人编撰的专业学术著述，也已有十多种。编著等身，不为虚言。振良为学术界提供了一宗量大质精的文化产品，其影响是全国性的，这点得到了业界前辈和同道中人的首肯。 振良历十数年之功，走访天津租界旧宅，造访原主人后代，获得了第一手藏书文献资料，进而撰成斯稿。此书即将付诸剞劂，为学界为社会提供高质量文化大餐。作为同好朋友，吾乐观其成，爰将振良撰写书稿之缘由，略书数语，弁之卷端，是为序。 辛丑年二月十七日于子牙河南岸之听蛙鸣室  这本《沽上琅嬛：天津藏书楼和藏书家》，对我来说是一份不圆满的答卷。 2004年，我开始关注天津的历史建筑，尤其是为数甚夥的私家住宅。我全力进行田野调查，采访居民，寻找后人，深入现场，通过自创的所谓“三重证据法”，给数百处建筑找到“主人”，譬如张爱玲，譬如袁克文，譬如卢鹤绂，譬如胡宗楙，譬如马占山，譬如张人骏，譬如李准…… 如今这些名人旧居，已有上百处获得了更为正式的身份——文物保护单位或历史风貌建筑。而这些历史建筑曾经的主人，有一个被忽略的重要文化群体，这就是藏书家。 关于中国近代藏书楼和藏书家的研究，21世纪以来成果极丰，仅从地域角度切入的专书，就出版有二十余部。但天津的诸多藏书家，除了周叔弢、李盛铎、任凤苞、陶湘、严修、卢靖、卢弼等十数人，尚能引起研究者注意，整体上迄未受到足够重视。 平心而论，在中国近代藏书史上，天津私家藏书当有一席之地，而且是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不仅体现在周、李、任、陶、严、卢等藏书大家和名家的藏书质量上与藏书数量上，仅以藏书家的数量而言，近代天津也不应该被忽视。 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藏书楼》，重点介绍了中国近代藏书家六十余人，其中藏书处曾设于天津者竟超过三分之一；如果加上在天津有重要藏书活动者，则几近总量的半数。仅凭这一点，对天津近代藏书家就有深入探讨并重新认识的必要。 天津近代藏书家之所以被学界忽略，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缺乏系统挖掘整理。余以嗜好藏书之故，对天津藏书家的资料颇为留意，累积所得已有三百余人。 在考察天津历史建筑的过程中，我又发现藏书家住宅数量可观，而且这些住宅绝大多数实际也是藏书楼。本书就是以这些建筑为依托，梳理了24个天津近代藏书家（家族）故实，希望凭借这一方窗口，深化学界对天津藏书文化乃至天津城市文化的认知。 这本小书之所以能够问世，有个长达14年的渐进过程。而这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有着文献学家李国庆先生的身影。没有李先生作为“背后推手”，本书即使能够面世也将会是另一番面貌。唯其如此，李先生也就成了本书序言的不二作者。 2007年4月，焦作范凤书先生来津寻访藏书楼，时任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的李国庆先生，知道我熟悉天津历史建筑，就倩我陪同范先生做“一日游”。 除却范先生先期拍摄的梁启超饮冰室和周叔弢自庄严堪，我又整理出一份14人的寻访清单：袁克文、陈一甫、陶湘、任凤苞、渠本翘、翁之憙、蔡成勋、金梁、周明泰、渠晋鹤、卢弼、林修竹、朱启钤、周学熙。 重新审视之下，这个名单让我颇为震撼——天津本土和寄寓天津的藏书家，足以构成天津城市文化的特色风景。 2008年1月，经由李国庆先生推荐，我与齐鲁书社《藏书家》责任编辑周晶先生取得联系。在周先生的督促之下，我以《天津的藏书楼》为题，当年1月和9月完成两组文稿，分别刊于《藏书家》第14辑（2008年6月）和第16辑（2009年6月），介绍了陈一甫的居敬轩、李善人的延古堂、翁之憙的知止斋、陶湘的涉园、周明泰的几礼居、梁启超的饮冰室、任凤苞的天春园、吴重憙石莲闇、潘守廉和潘复的华鉴阁、金梁的瓜圃等十座藏书楼。 这两组文稿综计万字有几，虽然每位藏书家和藏书楼的绍述仅有一千多字，却成为这本《沽上琅嬛》最初的基础。 2015年7月，李国庆先生又把我推荐到天津图书馆共享工程办公室，使我有机会参加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地方资源项目建设。 2017年至2019年，我以“天津藏书楼”为主题申报纪录片拍摄项目，连续三年得到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的支持。本书收录的24篇文稿，有23篇就是为完成“天津藏书楼”纪录片撰写的文本。 另有《金梁与瓜圃》一篇，最初刊载于报章，其后收入拙著《荏苒芳华：洋楼背后的故事》，题目为“金息侯客寓津门”，因其事涉藏籍故此移入本书，但并非简单地更易标题，内容也新起炉灶泰半重写。至于各篇文稿的顺序，则依藏书家生年先后排列（父子相承者以父辈为准）。 关于本书之写作，还有几个问题需略做说明： 一是全书所述24个藏书家（家族），有很多属于机缘凑泊，不是笔者的主动选择，也不是说他们最为重要。我本来汲汲于历史建筑，所以最初是要有旧居才会去写，而居处无存的几位——傅增湘、卢靖、严修、金钺，是考虑到影响或特色后来补入的。 二是写作中多遇文献抵牾之处，但为适应纪录片通俗传播的需要，大都无法做具体考证辨析，故仅能直接叙述研判的结果——无法核实真相的内容多予舍弃，极少数不能回避者则取逻辑合理的说法。 三是藏书楼和书斋名号，寄寓着藏书家的旨趣，但它也仅仅是符号，与实体虽有所对应，但因空间和时间转换复杂，想要全部厘清几无可能。 譬如学界熟知双鉴楼在北京石老娘胡同，实际上傅增湘居津时即有双鉴楼之设。又如徐世昌除专门藏书楼，所居退耕堂每层另有书斋，本人题署落款时亦颇随意。 再如胡宗楙，所居整体号为颐园，藏书楼为琅嬛胜处，书斋则为梦选楼，虽然搞清几者之间关系，利于解决原始文献的“矛盾”，但对多数藏书家来说这些仍是糊涂账。 人的一辈子，会有许多事想做，也有许多事要做。想做的事一定有兴趣，要做的事却不尽然，可即使没兴趣也得去做，因为它可能关系饭碗。 我应该属于幸运者，工作了二十多年，无论在媒体还是在高校，时间上都相对自由，多数时间可凭兴趣做事，但后果就是兴趣点被分散，这儿写一点，那儿写一点，弄出诸多半拉子工程。《沽上琅嬛》即这些半拉子工程中的一项，今次勉力成书，也算去了我的一桩心事。 本书作为纪录片文本，考虑的主要是通俗性，同时兼顾些学术性。因此行文力求简洁之外，也穿插有不少引文。最初设想是结集之时，补上引文出处就行了。而当我试图做这件事时，发觉已经绝无可能——写作时的资料来源复杂，除了自藏的图书、报刊和复印件，也包括知网论文、读秀文献、原始档案、古籍序跋，还有后人提供的各种文献照片。 当初每篇文稿完成之后，这些资料并没能及时归类保存，现若重新归集有若天方夜谭。好在绝大部分引文，均随文交代有粗略的出处，不至于被读者目为无据可查。 本书资料搜集和文字撰写过程中，除了梁启超、蔡成勋、傅增湘、李盛铎、吴重憙，我与其他19个藏书家（家族）的后人，都有过直接或间接交流，故酌情吸纳了部分口述资料——虽未必完全准确，却能够适当填补历史的罅隙。 感谢李国庆先生拨冗作序，感谢魏暑临先生挥翰题签，感谢张欢老师精心编校，也感谢为我和张欢老师搭桥的赵祥斌先生——我们至今仅有一杯茶的交情，而且是我喝赵先生的。更要感谢山东画报出版社，接受我这样一部既不学术也不通俗的书稿。 本书写作自2017年3月开始，前后跨越五个年头，其间我的工作几经折腾，这从文章落款变化就看得出来：四平轩和恐高轩是我在今晚报社的办公室，半湖斋是我在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办公室，饱蠹斋乃是我居家的书房（因新冠疫情被迫回归），负晴轩则是我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帮忙时的落脚处。种种的因缘迁变，耗去了太多的精力，让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来细致打磨文字——交出这样的不圆满答卷，深感愧对读者诸君！ 2021年4月20日于沽上北洋园负晴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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