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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春晓”杯    作者简介：滕福生，男，1951年出生，1970年插队，1975年进入铁路徐州北站。2001年进入徐州铁路分局宣传部，当过电视台记者，干过报纸编辑、新闻中心主任。2014年后，曾任人民日报市场报·中国黄淮网副总编兼任新闻信息部主编、中国国风网责任编辑。多有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时代潮》、《中华儿女》、《工人日报》、《华人时刊》等报刊杂志。喜欢回忆挺有趣。  十四号作品 参加过许多婚丧嫁娶的大小宴席，从简单的几个菜到几十个菜，从农家的大锅菜到高档酒店的山珍海味，但是，记忆中的那种温馨却永远无法从心头抹去。婚宴的热闹自不必说，单是那丧宴（有的地方又叫“喝丧汤”）的变化，就足以印证了改革开放以来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不断进步的步伐。以下三个不同时期的“丧宴”，或许能从“喝丧汤”的演变激起人们对往事的回忆…… 贫穷的70年代：乡下的丧宴能吃上“一块面”的麦面馒头已经不错了 1970年下放到丰县某公社不久，生产队里的几十张脸还未混熟，就赶上村里的一位老人去世。村人有事，何况我们几个恰好住在离人家不远处，往后低头不见抬头见，咱不能装聋作哑听而不闻吧，总得小小的哀悼一下。 众所周知，当时知青每月只有8块钱的生活费，平时连一盒超过一毛钱的香烟都舍不得买，实在是穷酸的紧。可是，少了又拿不出手，于是就每人非常汗颜地烧了5角钱的纸。谁知定账时，却让村里人瞠目结舌。管事的（乡下叫“大老知”）立即把我们视若上宾，递烟（8分钱一盒的“经济烟”）、敬茶（用茶叶末不知泡了多少遍，干脆就是白开水）。我们直发懵，问队长这咋办？队长说，恁咋定恁重的“礼”，他们的亲戚才烧2角钱，队委会一般的是1角钱，社员有的只拿5分钱。我们说，2毛钱还能拿出手？队长不吭声了。说，恁城里人真讲究。在咱这，拿5分钱的也不吃亏，不信恁等着瞧，吃饭的时候，家家户户找不着一个人，小孩比大人还多。
出殡之后喝丧汤。我们也被事主推推搡搡地坐了上座。那时确实穷，我们生产队的整劳力，每日6个工分。队长说，年成好的时候，6分撑死才换算成3毛多钱。好在都穷，吃得好孬，谁也不笑话谁。 那时的所谓“大席”，其实就是乱七八糟的“大锅菜”，根本不讲究什么章法，有啥熬啥。主人家要花费的，就是得在集市上买鱼、供销社买烟酒。猪肉是自家还未等到出栏的半大黑毛猪，尽管事主疼的割心，可也没办法。青菜基本上不花钱，都在自家菜园里、地头边摘的南瓜、南瓜花、嫩豆角、茄子等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外加生产队分的红芋粉条、邻庄买的烧锅豆腐等辅助材料制作，熬上一大锅，抓把盐一撒，齐活。上菜的时候，也不问什么凉菜热菜，荤菜素菜，呼呼啦啦，黑碗白碗的也有十来个，好歹摆了一桌子。糟糕的是，还未等宣布开吃，孩子们嘴里早就塞的满满的了。 乡下没有正式的厨师。顶多是个经常做饭、而且能熬几样大锅菜的农民。乡亲们都称叫他们“厨子”，当然，他们也喜欢人们这么喊。因为这些半路出家的所谓“厨子”心里明白：打死他们也不够“厨师”的“料”。只有城里拜过老师、从摘菜开始、一直到能独立掌勺，拿出几道“硬菜”的人，出师后才配此殊荣。而农村的“厨子”呢？一没有厨师毕业证书，二没经过专业培训，却都自称是什么祖传下来的几样烹饪秘方（他们都这样说，不知真假），加之在农闲时经常帮村人办个三桌五桌的“红白喜事”，好歹积攥点烧菜的所谓“经验”，糊糊弄弄哄饱人的肚子拉倒。不管怎么说吧，能听乡邻们尊一声某某“厨子”，他们已经是心中美滋滋的不知姓啥了。
插队时肚里无油，反正吃啥都香。时不早晚地混一顿荤菜，也算过上“共产主义”了。再说还有那七毛多钱一斤的地瓜酒往大碗里一倒，按顺时针轮流大口喝着，那个美！再加上主食都是“一破成”（未去麸皮的面粉）小麦面蒸的“一块面”（即不掺任何杂粮）发面馒头。嚼起来特像前苏联的黑列巴（面包），粗啦啦、甜丝丝的。 这顿饭大家都吃的很香、很饱，很是心满意足。回到草屋里睡觉的时候，哥几个还在称赞那虽然发面不是很起，有点夹生且硬，但吃起来那么香甜的馒头好吃。小刘连做梦都还在叫：我操，这熊馒头蒸的，简直太对口味了。 幸福的90年代：乡下人腰里有点钱了，丧宴也办的很是像模像样了 1991年，同事在安徽萧县农村的85岁老父亲仙逝，我们车间几个干部每人烧了50块钱的纸钱。因为是“喜丧”，同事邀了好几遍，恳请我们去喝丧汤，壮壮人场，撑撑脸面。 萧县曾是徐州的辖县，因此和徐州办丧事的规矩差不多。还未进村，老远就看到一群披麻戴孝，穿白袍子的孝子贤孙们站在那里抽烟嬉闹。看有外地牌号的汽车都围了过来，一瞅是老仙翁在徐州工作的儿子，顿时喊姥爷的、喊大爷喊叔喊侄子喊外甥喊大哥大兄弟的乱成一片。几个白袍子围着汽车与同事青疙瘩红疙瘩地闲扯了起来。下了车，同事忙着去定账，管事的赶紧过来给我们上烟。灵棚里吊唁完老爷子，管事的叫我们先坐在树凉影下喝茶等候坐席。
搭在一旁的大棚里，乒乒乓乓地切着、剁着，炉火冒出多高。帮忙的端、刷、洗、涮，一刻不闲像个陀螺。第一拨吃完的忙着打包，还没等事主过来表示感谢，他们已经提着大大小小打包的塑料袋，一路离啦着汤汤水水而去。 第二拨刚刚坐下，后边又有人围了上来。我们感到奇怪，心想，人家还木开席，咋都站在后边干啥？这时，只见一群一群小孩来回跑着，手里拿着白面（即城里人常说的“八五粉”）馒头，边吃边喊：“嗷！吃大席喽！”我问同事，办了多少桌？同事说：“大概七八十桌吧？乡下就这样，因为家族大，家鞑子多，不抢着坐，恐怕就得饿到下午好几点了，所以，谁都想早吃完早了心思。” 第二拨吃到差不多时，又是前一番景象，大家忙着打包，而等的人早已经蠢蠢欲动。前边的人刚抬腚，所有的桌子边边已经坐满了饥肠辘辘的吃众，撒目半天，竟没有我们的席位。管事的早已接到先安排徐州客人的“密令”，赶紧装作怒发冲冠的样子，大呼小叫地将尚未坐稳的村民轰走。随后，不等帮忙的人过来，他亲自收拾干净桌椅，而后非常客气地请我们几个入席。 也是大锅菜。但是无论是规格、内容和质量，都要比20年前插队时的“丧汤”提高了许多。 安徽农村的 “大席”与徐州差不多。也按规矩来，什么“大三滴”、“小三滴”“四盘四”什么的。一桌子菜样还真不少，也实惠，都是用大盘子和大黑碗盛着。八个凉菜，五荤三素，四炒四热，四个大件…… 什么绿豆芽，松花蛋、豆腐皮、莲藕，猪耳朵、自家煮的牛肉、剥了皮白嫩嫩的花生等等。而热菜呢？荤菜为主，什么酱肘子、红烧肉、红烧大鲤鱼、比鸡蛋还大的肉丸子…… 最后上来一个大碗，里边是用银耳、枸杞、山楂等食材烧的所谓醒酒的羹汤。这些菜，虽不雕花弄影的，但也较为可口。 同事说，这是请的周边最好的大厨师主厨，打下手的也都是考上资格证书、在县城酒楼里干活的年轻厨子。 我们喝的酒，是当时安徽小有名气的“口子窖”，估计是同事专门安排的。我特意往别的桌瞅了一眼：发现除了我们的酒特殊之外，其他桌都是什么“濉溪大曲”“宋河大曲”等乱七八糟的牌子。我们抽的是同事自带来的“红杉树”。而其他桌都是统一的当地叫不上名字的杂牌香烟。 奢侈的00年后，自家办的丧宴比城里的大酒店实惠多啦 2011年，我的插队好友、那个二级警督老孙因突发脑溢血去世。火化、下葬，哥几个自然是全程跟踪。他的儿子小孙最看不起老父亲生前的抠门，扬言：即便丧宴在自家办，也绝不能比在大酒店办的差。 以往农村办大席，无非就是在自家的院里院外刨几个坑，埋几根弯的狗腿似的木棍，再租几块帆布（现在多用彩条布），然后在当中用长木棍给顶上，四个角拉上粗麻绳，结结实实地捆在大树上或屋檐上，就是一个简易的餐厅了。 大棚花里胡哨，餐桌也不统一，有方桌，也有圆桌，歪扭七八一字儿排开，凳子更不统一。有长凳、有椅子、有方凳、甚至还有两个小板凳一摞，齐活。 然后大厨搁空地上指挥着支几个砖坯炉子，旁边摆上菜案子，再租来成套的灶具、餐具；所有在炉台上掌勺的、摘菜的、洗菜的、配菜的、切菜的、拼盘的、烧火的、运柴火的、端长盘的、拿烟递酒的、提着暖壶端茶送水的、招呼安排客人的，几乎全是请家鞑子或亲邻承担。虽然各司其责，看似一切做得井井有条，其实真到了关键时刻，也难免掉链子。好在这些人不要任何劳务费，只管顿酒喝亦心满意足，即使干错事挨几句熊也是脸皮一码啦，完事。 城里自办大席跟农村有着天壤之别。首先的讲究排场，找一块宽敞的空地，棚要搭的像模像样，桌子也是能坐十人的大圆桌。离远看，板正的。厨子要请远近知名的，不说什么特级厨师吧，最不济也得是取得一定级别的。
大席的规格当然跟城里大酒店的不分伯仲。按照规定的菜谱毫不含糊。荤、素、炒、烧，几冷几热几大几小都得跟着潮流。席面一定要比城里大酒店的实惠。“吃不了兜着走”，人人走时不空手，事主脸上才有光。 先上八个凉盘儿，荤素兼有，绝不掺假。然后是徐州的传统名菜全家福（烧杂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事主开始谢菜。之后，端菜的就要跑断腿了。炒、烧、蒸、烹、咸、甜、酸、辣，一盘接着一盘，只管往桌子上摆，令人目不暇接。前一道菜还未品完滋味，后面的整鸡整鱼、王八三鲜、海参蹄筋、螃蟹对虾、冰糖肘子、甜饭拔丝、红烧牛肉、煎炸羊排，走马灯般摆满桌面。 山珍海味上齐之后，端菜的又一溜小跑将甜汤、咸汤，外加一个水果拼盘送到，偌大的圆桌上，盘摞盘、碗摞碗，好多菜甚至没有动筷。现在的席面上，抽的是大贡或者更高档的香烟，喝的至少是五粮系列的优质白酒。 因为丧汤不是喜宴，大都是流水席，人们无心恋战。除非是知近的亲朋、帮忙的兄弟，烟雾缭绕中，个个舌头不当家地围在酒桌前跟事主“掏心窝子”，至于何时散场，反正大事已经办完，也就是“瞎子放驴—随它去了”。（滕福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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