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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写于1944—1945年，二十六七岁的胡绳，恰风华正茂，指点中国二千余年封建史，大有“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豪情。 胡绳抛弃了传统的历史记述方式，先用短短几页，给中国封建时代画了个速写，接着，拎出了皇帝、官僚、军人、农民、边患、民族、变法等几个重要的关节，进行了精准的解剖。年轻的胡绳，称得上1940年代史学界的胡一刀，招数精奇，时有振聋发聩的洞见。 ——对于皇帝的角色，胡绳充满蔑视。在分析皇权世袭的历史时，作者写道：“假如说皇帝和一般 人不同，那么我们倒不妨说，这不同之处正在于皇帝中的大半是在精神上不健全，在智力上很低能的人。”这话并非激奋之语，看高阳写明朝的皇帝就知道， 大半是精神有毛病的，权臣和宦官能不上位吗？至于皇权更迭过程中，父子相杀、手足相残的乱象，从司马迁开始就表达了不理解，到了二千年后的胡绳，那就更是痛下针砭了。对于满嘴仁义道德的封建统治者，胡绳一针见血地指出：“假如要讲伦理道德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皇族正是伦理道德堕落到极点的模范。”对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盛世”，作者也尖锐地指出：“其实就全部专制时代的历史来看，却是充满着杌陧不安的现象，变动纷乱的危机的。” ——对于二千年来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胡绳充满同情。作为农业国家，三农问题可是贯穿几千年的老问题。年轻的胡绳写道：“要懂得中国，必须懂得中国的农村；要懂得中国的历史，必须懂得中国农村的历史。”《谁是土地的主人》一节中，在分析了土地所有权的历史沿革后，作者指出：“两千年来的农民都过着被奴役的生活，整个专制帝国是由他们的血汗直接供养的，但他们从来不是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的真正的主人。”千灾百难下生活的农民，作为被奴役和伤害的对象，却时时撼动了大地，创造了奇迹。“每一个专制王朝都是寄生在农民的身上的，可是也几乎每一个专制王朝都是被农民的力量摧毁的。”而农民起义的最终失败，往往是在遇到城市时，起义军就玩儿不转了，作者点中了历史的关键所在。 ——中华民族史，是一个多民族争斗、融合的历史。对于二千年的封建历史，特别是少数民族统治的辽、金、元、清朝代，胡绳认为“大地上充满着种族的统治压迫的血腥气”。此书写于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岛国倭人的殖民大梦，将被中国人民用艰苦的斗争彻底击碎 。但异族的疯狂入侵，让当时的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民族争斗也进行了沉痛的回忆。如吕思勉的《中国通史》，也将这些朝代称为“异族的蹂躏”。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回望中国历史的眼光，也会产生新的变化。以当前的主流观点看，中国民族史固然有民族之间的血腥争斗，但大趋势则是民族的融合和发展，而后者在时间长河的淘漉下，越发显出对于民族发展的重要性。对于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的悲剧，作者认为：“原来在封建专制政权越是趋于灭亡的时候，越是不容许在他自己内部产生特出的英雄，形成一个特出的力量，必须把它拉来同归于尽。”这也是拨云见日、干脆利落的诛心之论。 ——关于变法与革新。在回顾历史上重大的变法事件后，作者指出：封建统治者没有救自己的能力，一些看似美好的改良作法，也处于利益集团和平民百姓两头不待见的尴尬境地，在“守旧不变”顽固思想的重压下，一个个朝代，只能“在不变中令人坐候末日”。只有辛亥革命发生后，封建专制才走到了尽头，二千年，一个漫长的时代，一个漫长的告别，该走的终归走掉了。作者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在书的结尾发出痛快淋漓的呐喊：“人民的力量要使历史的车头更加紧速率地轰轰隆隆地前进。让应该死的和自找死路的赶快死去，让新的生命更无阻碍地成长起来。”这是青年胡绳的呐喊，也是那一代良心知识分子的呐喊。 放到今天，《二千年间》对历史的看法大可分析辨别，但作者秉笔直书，直抒胸臆，那股强烈的青春朝气和锐气，值得一赞！这本书，称得上是有关中国历史的《少年中国说》。 胡绳本不姓胡，就像鲁迅本不姓鲁。但名字只是个标志，既然以胡绳名于世，刀笔又如此锋利，那还是叫他“胡一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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