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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态是指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群中的宏观社会心理状态，它包括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它与社会中的个体心态具有同质性，却不等同于个体心态的简单相加（杨宜音，200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心态的研究既不是个体水平上的心理机制研究，也不是对纯粹宏观社会事实的探讨，而是探讨个体心理与社会之间相互建构的过程。以往的主流社会心理学研究将社会心理学理解成为“行为科学”，倾向于个体行为如何受环境影响，较少考虑环境与个体共变的可能性，忽略社会心理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属性（莫斯科维奇，2011），这种侧重于个体水平的研究视角并不适合社会心态的研究。事实上，这种个体化的社会心理研究取向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被社会心理学家质疑并在各自领域进行着不断的修正。

本文将回顾社会心理学中三个有关“社会共识”的理论——共享现实理论、主体间共识理论以及社会表征理论，并尝试围绕社会事实与个人心理的相互建构性来讨论三个理论对社会心态研究的启发，探讨社会心理学科在社会心态研究中的特殊意义。

共享现实（shared reality）这一概念首次被心理学家希金斯（Higgins，1992）提出，用来讨论在模糊情境中人们形成认知或观念的过程。对于共享观念的定义，Echterhoff和Higgins及其同事（Echterhoff，Higgins & Levine，2009）曾做过详细的解释，他们认为，共享现实性是指人们出于与他人体验关于世界的内在状态（inner state）的共同性（commonality）的动机而形成的。具体而言存在四种可能的分享状态：第一，沟通双方共同意识到将要传递信息这件事。第二，信息是由沟通双方共同建构、共同分享的，具有合作性。第三，人们具有一致的观点，共享相同的观念。第四，沟通双方知觉到彼此内在的状态是一致的。

所谓“现实”，Echterhoff、Higgins和Levine （2009）的解释为：是人们对于现实和真实的主观感知，而不用通过借助外显的（科学的）方式来证明这种现实和真实。因而，共享现实就是人们期望去寻求一种与他人所共有的内在状态的产物，这种内在状态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涉及四个方面，这也是共享现实存在的四个前提。首先，内在状态（inner state）：人们要共享的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其次，这种共享现实是有目标参照物（target referent）的，例如他人的感受、信仰等。再次，不能脱离共享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建立共同的内在状态的动机，这里包括认知动机或关联动机，认知的动机来自可靠和有效地理解现实世界的需要，关联的动机则主要是人们感受到与他人的联系的需要。最后，曾有过与他人共享的经历。

对以上理论进行比较后发现，三种理论在问题提出、研究方法和理论关注上各有差别和侧重：共享现实理论的“言即信”研究源自对模糊情境个体认知的探讨，使用的研究方法是经典心理学的实验法，在理论关注上更侧重于对个体认知过程的关注，在其应用研究中开始引入现实社会问题（如信任问题、宗教信仰、经济及文化因素等）作为其中变量。主体间共识理论的问题意识源自对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重新检验，使用的方法也是典型的实验法，其理论关注侧重于对特定社群或社会中文化过程的关注；社会表征理论的最初研究来自不同群体如何接受和表征科学化的思想或理论，并形成常识性知识，其研究方法种类多样，包括访谈、问卷调查、民族志等质性研究方法，也包括典型的心理学实验法。然而，除了各自间的差异性，三种理论在理论建构中也具有共同的关注——对社会环境与个体心理过程的相互建构性的强调。

共享现实理论认为，个体在模糊环境下将会产生两种认知动机，即寻求准确信息的动机，以及谋求与他人认知一致性的动机。在这里，与他人共享的认知一致性构成了个体认为的“现实”环境，从而满足另一个寻求准确性的认知动机。共享现实理论对人们这一认知过程的揭示，实际上是讨论了社会环境与个体心理相互建构的过程，在共享现实“言即信”的研究中，听众的态度最初作为社会环境存在，个体的态度和偏好会根据听众态度的改变而发生改变，甚至个体根据所理解的听众态度而产生的判断会被保存下来，在之后的反应中被作为对客观环境的真实态度。在这里想象的或所理解的听众就是个人对社会环境建构的结果。

主体间共识理论是从共享现实理论中延伸出来的理论，主体间共识理论受共享现实理论核心思想的影响，即在互动中，他人观念会被个体建构为态度判断和行为反应的“现实”。主体间共识理论认为“我眼中他人的看法”（态度或价值观）对个人态度形成及行为反应具有预测效应。这种“我眼中他人的看法”是个人对客观社会环境（包括内群体文化、价值观或其他内群体成员的态度等）的理解和加工。

社会表征理论对社会环境与个人互构性有更加充分的阐释，社会表征过程可以分解为两个水平：首先在个体水平上，个体通过锚定和具体化的机制，将社会事实或不熟悉的理论变成个人熟悉的私人性的知识；其次，在人际或群体水平上，不同个体通过符号化的表达将各自熟悉的知识在个体间或社群内分享与传播。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表征对社会心态研究更具有借鉴意义。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也分为两个过程，社会心态由个体自下而上通过社会卷入和社会关联形成社会价值观和情绪基调，从而汇聚成作为共享现实的社会心态；当社会心态形成后又会从上至下通过社会影响、情绪感染等机制作用于个体，使个体通过自我调整和归因预期的机制，影响个人价值观（如图1）。

图1 社会心态的上下层互动模式

总之，不管是在社会心态的形成过程中，还是在社会心态形成后，都存在着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然而如何在研究方法上讨论其中的个体与环境互构性，以上三种社会心理学的“共识”理论为我们在操作化上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上的参照。

为了证明共享现实理论的观点，Higgins及其同事发展了“言即信”（saying-is-believing）实验范式。在最初的范式中，研究者邀请被试（大部分都是大学生）来参与实验，在这个实验中，被试首先阅读一份描述一名大学生的材料，被描述的大学生被称为目标人物。阅读之后，被试需要向另一位大学生描述这份材料中描述的对象，被试被告知目标人物是听众熟知的人。研究者在创造两种条件：被试得知听众讨厌目标人物，或者被试得知听众喜欢目标人物，然后让被试向听众描述目标人物的性格特征。

研究结果发现：如果被试得知目标人物被听众所讨厌时，他们倾向于使用一些消极词和贬义词对目标人物的性格特征进行描述；如果被试得知目标人物是听众喜欢的对象，被试倾向于使用积极词和褒义词进行描述。更有趣的是：在任务完成一段时间后，当请被试回忆他们对阅读材料中目标人物的描述时，他们需要尽可能准确地回忆并写下最初自己的描述。结果发现，此时，相对于真正的原描述而言，被试对于目标人物的回忆与他们对听众进行的描述更加接近，根据听众偏好倾向于赞扬或贬低，这一现象被称为听众一致记忆偏差。

根据这一实验，Higgins提出交流不是单一的、以传递者为主导的行为；相反，人们会根据听众对目标的态度和认知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和信息内容。沟通的过程实际上是信息传递者和听众一起对信息加工的过程，根据信息内容建立共同的意义，即建构共享的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无论信息传递者之前对信息如何解读，沟通之后传递者都会以沟通时的解读作为他所认同的解读，并坚持认为这就是最初的解读，即交流中形成的、与听众共享的现实被固定下来作为传递者的记忆和理解，即“言即信”的现象。一旦形成了某种共享现实，就不会受到再次沟通过程的影响，即如果在与前面的人交流之后对意义没有疑问，达成了共享的现实之后，当再与后面的听众沟通时，人们仍会采用之前使用过的交流方式，而不再受后面的听众态度的影响。

Higgins还指出：“共享现实”的沟通目的，源于人们对意义的寻求。在“言即信”的研究中还发现，人们在面对新的认知物或处于不明确的认知情境时，他们的认知动机遵循两大原则：认知性和关联性。在模糊认知中，人们迫切需要对认知物进行判断，而不管这一判断是否符合客观事实；另外，在模糊的认知中，保持与他人一致的认知结果也会帮助人们找到安全感。

Echterhoff、Higgins和Groll（2005）等人将信任、内外群体及信息是否被确认等因素引入“言即信”的研究模式，发现当评价信息得到听众的确认，且听众的身份为内群体成员时，听众评价对人们记忆结果的改变更加显著。另外，当人们对听众的判断更加信任时，他们的记忆结果也会被明显改变，这时表现出共享现实通过信任的中介作用改变人们的观念及判断。这一研究进一步阐释了共享现实产生的条件，即可信性（对内群体成员身份的信任）和有效性（对特定认知判断的共享和确认）的满足。

Higgins、Echterhoff和Crespillo（2007）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将听众由单个个体变成三人组成的听众群，结果发现人们对模糊信息的回忆受听众群的影响显著高于受单个听众的影响，并且信任在这里仍然具有中介作用，即人们对听众群的信任高于对单个听众的信任。由此可见，共享现实需要满足可信性和有效性两个前提条件，即建立在分享和沟通基础上的对其他社群成员判断的信任和对他人判断的确认。

继Higgins提出共享现实的概念后，研究者们在不同研究课题中证实了共享现实这一凝聚社会、群体和文化的心理机制存在于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共享现实将影响人们对事情的判断和态度，Pinel、Long和Crimin（2010）的研究发现，在采纳或认可他人意见的情境下，将导致个人在随后的行为中产生更多的从众行为；Huntsinger和Sinclair（2010）发现，个人想要加入特定群体的目标及积极的情绪状态将促使个体产生与此群体成员相同的态度，增加对污名群体的消极评价。沟通是建构共享现实的重要方式，人们之间的沟通会强化已有的具有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社会类别的区隔（Kashima et al.，2010）。Kopietz、Hellmann、Higgins和Echterhoff（2010）指出，认知性需求（epistemic needs）是形成共享现实的关键因素。共享现实这一概念对于宗教、文化、经济、群体认同、群际关系中发生的心理现象也有很强的解释力。Magee和Hardins（2010）的研究指出，与亲密家庭成员是否存在认知的共享现实以及依恋类型将影响人们对于宗教的态度以及相关的态度，例如反无神论的偏见（anti-antheist prejudice）。Legerwood和Liviatan（2010）将共享现实的影响作用从家庭亲密关系中扩展到公共生活中，他们的研究发现，当群体成员更关注群体认同及当得知群体的象征符号被更多内群成员共享时，他们会认为群体象征符号更有价值。Wan、Torreli、Chiu（2010）的研究发现，当个人发表过贬斥自己文化的演说后，对自己文化的积极评价反而升高，在这里当文化作为个人依赖的共享现实受到威胁时，个人会产生补偿式的反应。

实际上，特定社群或文化中的共识并非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社群成员的相互作用或社群成员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建构而被不断生产出来（吴莹，2011）。而共享现实的“言即信”研究范式为“共识”的建构性研究视角提供了一个实验化和操作化的例证，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心理学科所追求的、关注社会问题的“社会性”视角与验证假设的“科学性”研究方法的完美结合。社会心态是通过“共享现实”来建构的，反映了社会与个人相互作用的机制，对社会心态的研究不仅要关注产生社会心态问题的社会环境，还需要在研究手段上实现社会与个人互动机制的假设、检验和求证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共享现实的研究范式值得社会心态研究借鉴。

传统社会心理学认为规范影响人们的行为，在特定社会环境的社会规范将导致特定的行为反应，然而传统社会心理学很少讨论社群规范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其中的中间机制如何运作，温静和赵志裕等人提出的主体间共识（intersubjective consensus）理论弥补了这一空白。在这里，主体间共识是指个人对社群中其他人观念的认知，可以形象地表述为“我眼中他人对我或某事物的看法”或“我认为他人对我/某事物持有的观点”。这种知觉到的群体规范，也即主体间共享的规范或价值观（intersubjective values）对人们行为的预测作用大于传统研究中统计意义上的价值观（statistical values）（Wan，Chiu，Tam，Lee，& Lau，2007；Wan，Tam，& Chiu，2010）。例如一项关于普林斯顿大学学生酒精消费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学生担心庆祝活动中的过量饮酒可能导致死亡和对身体的伤害，但他们又因为害怕受到群体拒绝而去参加各种庆祝活动（Wan & Chiu，2009）。多数学生内化的个人观念（过量饮酒是危险的）并不能预测个人行为，而对群体或他人观念的认知（认为过量饮酒并非危险行为）却是预测他们行为的主要因素。这种对社群中他人价值观的认知即主体间共识，主体间共识可以作为中介变量影响个体对社群文化的认同，从而影响个体行为（Wan，Tam，& Chiu，2010）。

Wan和Chiu曾详尽阐述主体间共识这一心理机制在个人水平、人际水平、文化认同、多元文化经验及文化间水平上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与预测。例如在个体水平上：经典的文化归因偏好研究中，Morris和彭凯平曾指出对模糊事件的归因，美国人倾向于个体特质归因，而中国人倾向于情境性的归因，然而最近的研究却发现，经典的文化归因偏好实际源于主体间规范（intersubjective norms）的中介作用，也即美国人认为，大部分美国人倾向于做特质归因才导致自己随后对事件做特质归因，中国被试认为大部分中国人倾向于情境归因才导致自己随后对事件做情境归因。

同样，Wan、Chiu、Tam、Lee和Lau（2007）用四个实验证明了主体间共识对文化认同的预测作用。实验一用来验证假设，即主体间价值观不同于统计性价值观，两者之间没有完全的重叠。具体操作是以美国白人和中国香港人作为被试，让他们分别在9个个体主义价值观和9个集体主义价值观中选择10个他们认同的价值观，然后再让美国被试和中国香港被试分别评价普通美国人和普通香港人最可能认同的10个价值观。结果证明了研究假设，主体间价值观与统计性价值观是不同的，并且美国被试倾向于认为美国人更赞同个体主义价值观，中国香港人认为香港被试更赞同集体主义价值取向。有意思的是，在个人选择上，美国被试并不比中国香港被试更偏好个体主义价值观，中国香港被试也没有显著的集体主义价值倾向。

实验二用Schwartz56个价值观作为研究材料，让被试选出10个对自己重要的价值观和10个对学校一般学生重要的价值观，结果发现两者有5个重叠，并且在对56个价值观的评价中，个人赞同的价值观与知觉到的同龄群价值观相关系数为0.68。另外本研究还发现，自我价值观与主体间价值观之间相关越高，对文化认同的预测力越强，而自我价值观与统计意义的价值观相关并不能预测个人的文化认同。

实验三用发展的视角探讨主体间价值观与文化认同的关系。以大一学生作为被试，在第一学期初和第一学期末分别测量他们的主体间价值观和统计价值观及其文化认同。用分层回归对结果进行分析发现，学期初的主体间价值观能够预测被试的文化认同，统计价值观与学期初认同都没有预测效果。

实验四探讨在内群体主体间共识被威胁的情境下，人们对内群体的文化认同和偏好是否会提升。在预实验中发现对美国人来说“享受生活”和“真正友谊”是美国人主体间共识中重要的两个价值观，而“谦虚”“依附”是美国人主体间共识最不重要的价值观。接着操纵实验情境，让被试做反对“享受生活”和“真正友谊”价值的演讲，分别测量演讲前和演讲后的文化认同，以及在研究后测量文化偏好。结果发现，在做反对主体间共识的演讲后，即主体间价值规范被威胁的情况会启动被试的补偿机制，使内群体文化认同和内群体文化偏好增强。

总之，这一研究验证了在对文化认同的预测上，主体间价值观不同于统计性价值观，更具有预测功能。与统计性价值观相比，主体间价值观是预测人们态度和行为反应的重要指标。

Wan、Tam 和Chiu（2010）又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主体间共识理论在政治领域的应用，这一研究讨论了主体间共识机制对选举行为的预测。这一研究包括两个实验，分别以中国香港选举与美国选举为例，探讨个人政治价值选择、个人与政党候选人主体间价值观的相关程度，以及文化认同这三个变量对个人选举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个人价值观选择与个人对政党候选人价值观是否一致决定了个人的选举行为，而个人对某一政党的认同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主体间共识为探讨社会环境与个人相互作用的中间机制提供了一个可操作化的研究路径，在这里社群中主体间共识被操作化为“我眼中他人的看法”，保证了主体间共识的可测量性。另外主体间共识与个人价值取向的相关程度还能够预测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例如上述研究中提到的内群体的认同和选举行为、结果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体间共识理论对社会心态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社会心态同样是群体成员观念分享和情绪相互感染的结果，这种“我眼中他人的看法”的主体间共识更能决定社会或社群成员的态度偏好和行为判断，因而在实际的研究中主体间共识可以作为测量社会心态的一个操作化指标。

社会表征理论（social representation theory）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塞尔日·莫斯科维奇在反思美国主流个体主义心理学基础上提出的。该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后影响和带动众多社会心理学研究者使用社会表征理论范式进行各个领域的研究。社会表征理论影响范围广泛，与社会认同理论一起成为复兴欧洲社会心理学的重要理论。

20世纪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家拉康的观点在大众中盛行一时，并被普通人津津乐道。这一现象启发莫斯科维奇开始关注权威性知识或精英理论被大众接收的过程，也即权威性的知识如何渗入生活，并变成人们经验体系的一部分，以及某个社区中为所有成员所共享的共识是如何被表征的？这种社会共识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定位（situating）、人际交流与互动，以及行为表达提供一种参照框架，在这种社会互动中人对共识的建构被称为社会表征。

“社会表征”概念的最初提出要追溯到20世纪初心理学家冯特的研究，冯特从语言、巫术、神话、宗教等方面考察了它们与人们思维结构的关联，并提出个人心智与集体心智两个对立的概念。个人心智的研究取向将个体视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而团体被视为数个个体的集合。冯特的观点对其后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 Durkheim）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管健、乐国安，2007）。

社会表征体系的形成和变迁是社会表征理论讨论的主要内容。社会表征的核心是对陌生知识的熟悉化（familiarization of unfamiliar knowledge），这种转变过程不是人们主动掌控的，而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并且可分成两种过程：固化（anchoring，又译锚定）和客体化（objectification）。固化是指利用已有的知识吸收和同化不熟悉的知识，通常有两种方式：命名（naming）和分类（classification），也就是说用类别化和命名的方式使不熟悉的知识与已有的知识建立联系，从而更好地理解和吸收知识；客体化是指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也就是说对某种抽象知识的感受可以用产生类似感受的具体化知识或概念类比出来，比如“上帝是严父”的类比（Moscovici & Vignaux，2000）。

Moscovici（1988）认为，社会表征有三种形态：支配性（hegemonic）表征，社会主流的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会对普通人形成示范性的、具有霸权或支配性的社会表征；解构性（emancipated）表征，在被社会主流的思想或意识形态主宰的社会表征中，会出现亚群体对主宰性共识体系的解构；激化性（polemic）表征，在社会变迁中对立的群体各自构造的表征体系会产生冲突。概而言之，社会表征理论为探讨社会或群体共识的形成提供了一种社会心理取向的解释。在莫斯科维奇1961年提出社会表征理论以后，越来越多的社会心理学家开始对社会表征理论产生兴趣，并开始研究人们对一些主题的表征，包括健康、疾病、城市、儿童、性别的不平等、阶级和智力等。

社会表征理论因其对“社会性”的强调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被广泛应用于不同领域，例如，法国共产主义者、天主教徒和自由主义者关于精神分析的社会表征研究；法国社会对健康与疾病的表征研究；旅英中国人关于健康与疾病的社会表征研究；白人与黑人对艾滋病的社会表征比较；人权的社会表征研究；欧洲一体化的社会表征研究；中国文化背景下生活质量的社会表征研究等（管健，2009）。

社会表征研究范式在几个方面上可以用于社会心态的研究中。

（1）更倾向于在社会文化历史的背景中寻找人们心理机制产生的基础。社会表征理论借鉴科学史学“基耦”的概念来讨论人们的社会表征中深层的核心机制。这一核心机制是指人们对现实问题的社会思维与社会行为根植于文化中，讨论的是社会表征显性内容与深层结构、社会形态和社会共识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管健，2009）。例如，不同社会（美国白人、美国黑人、非洲黑人、中国人）中人们对现代艾滋病的社会表征形成于不同社会的历史文化。挖掘人们心理机制的社会背景是社会表征理论的重要特点，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表征理论值得用于社会心态研究中。

（2）强调沟通及社会与个人的互构性。社会表征理论强调沟通和符号互动系统建构出的共同框架对态度改变和行为干预的影响作用。社会表征的形成可以分为6个过程：遭遇不熟悉事件；对不熟悉事件进行应对；以锚定和具体化方式形成表征；对新事物产生社会表征后以符号方式通过大众媒介和人际沟通形成；通过不断的沟通使用新概念，将陌生的现象转化为共同知识；共同知识表征带来的群体社会认同（管健，2009）。在这里，社会表征理论更强调个体与社会的互动，社会表征的过程即个体获得内化知识的过程，也是个体与他人沟通的过程，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也是社会事实被不断建构的过程。这种动态的社会与个人互相建构的机制同社会心态的社会与个体双向建构的特性具有一致性，因而其问题意识、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都可以用于社会心态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