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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有言：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换作白话，意思是：以清静无为的正道治国，以出奇制胜的方法用兵，以无所事事的智慧来打理天下。我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根据如下：天下忌讳越多，人民就越贫穷；人们利器越多，国家就越昏乱；人们技巧越多，奇物就多出现；法令繁多显明，盗贼就多增加。所以圣人说：“我无所作为而人民自行教化，我爱好清静而人民自己端正，我无所事事而人民自然富足，我没有贪欲而人民自我淳朴。” 治国要正，用兵要奇。《道德经》第39章中说“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这里的“一”就是清静无为之“道”，“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也就是“以正治国”的意思。正和邪是一对矛盾。自古无邪不显正，正邪不两立，但邪不压正，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为什么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因为《春秋》充满了正的能量，洋溢着正的气息。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先进的思想文化教育，是经济繁荣健康、政治清明通达和军队正义的前提。有什么样的文化与思想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和军事。 中国人最讲究一个“正”字，文天祥的《正气歌》流芳千古，身正不怕影子斜，做人要堂堂正正等。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还是一个“正”字。用兵与治国有所不同，“兵者，诡道也。”用兵之道在于变化莫测、神出鬼没、出其不意。如《长征组歌》里所唱的“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兵不厌诈，用兵是一种诡秘、奇诈的行为，要想奇法、设奇计、出奇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出奇制胜。我们反对战争，但不等于可以避免战争。战争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  “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胜为上，兵胜为下。”“以奇用兵”，不是为腐败的执政者出谋划策，而是为人民利益代言、为正义之师设身处地着想。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就是“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我国取消农业税，实施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是“以无事取天下。” 《道德经》第48章曰过：“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这3句话，得益于正反两方面的资料，一是历史流传下来的历朝历代治国失误的教训，二是圣人的教诲和以身作则的范例。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治国理政即是“以正治国”，执政者先求自正，正己而后正人正家正国，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儒家以诚意正心作为领导人的必然修养，内圣外王、修齐治平都是这个意思。忌讳多了，人们缩手缩脚，聪明才智被压抑和闭锁，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发挥，不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最终老百姓就越贫穷，生活就越困难。故俗话说的“天无忌，地无忌，样样无忌百无忌，老子农夫动土大吉利”亦不失为破旧立新之举。 奇物如兰花、普洱茶、黄龙玉、乌木、古玩字画等；奇事如过去裹小脚成三寸金莲，现代富人圈流行的所谓“人体盛宴”等，这些怪名堂越多，人们越是乐此不疲。由此导致的后果自然不言而喻。 因此，圣人说：我好静无为、无事无欲，所以民心自觉顺化，民风端正，自然淳朴，自产自富奔小康。主张清静无为，并非空穴来风，亦非闭门造车，而是针对世态进行冷静观察思考后提出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无事即是好事。历史上，那些多事之人、多事之君、多事之臣，足以坏事败家、亡国亡命。例如秦始皇，那么大的能耐，那么有作为，统一了六国，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行同伦。”却只传到秦二世胡亥，秦朝总共才维持了15年便“寿终正寝”。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烦恼是想出来的，健康是走出来的，病是吃出来的。”圣人无为、好静、无事、无欲，皆来自悟道行道。从道的角度来看，一切有为、好动、有事、有欲，最后都会归于虚无。既然如此，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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