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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冠礼衰落问题,文章运用历史文献研究法对魏晋南北朝冠礼式微原因及衰落过程进行有益探讨,望能明晰士冠礼衰落的本质,充分揭示其丰富的蕴意并总结历史经验,为探寻朝代变迁时期的礼仪转型提供理论基础与参考。首先,造成魏晋南北朝时期行冠礼的年龄提前,映射了皇权的危机和时局的动荡,它体现了时代的特征;其次,儒学式微导致士冠礼缺乏创新发展的土壤,玄学、佛教兴盛引致避世思想的流行,从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士冠礼的发展;最后,导致魏晋南北朝士冠礼式微的原因有三,一为主流思想的变更是其根本原因,二为社会的分裂动荡是其客观原因,三为服饰交融变化是其直接原因。 作者: 陶 辉1a,2, 戴紫薇1a, 吴倩倩1a, 李 斌1a,b 作者简介: 陶辉(1969—),女,教授,主要从事服装设计与文化方面的研究。 ( 1.武汉纺织大学 a.服装学院; b.纺织文化研究中心,武汉 ; 2.武汉纺织服装数字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 )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变迁;皇权;冠礼式微;儒家思想;礼仪文化 魏晋南北朝(公元220—420年)是中国社会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期,政权更替频繁,同时也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交融频繁的时期。由于政治混乱导致社会动荡,但在思想上却呈现百家争鸣的现象。士人追求洒脱,对礼学的重视程度不断下降,冠礼也随之被漠视,甚至一度废而不行,标志着冠礼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衰落。事实上,南北朝时期,唯有南朝宫廷皇家举行冠礼,而中原地区则处于“五胡乱华”动荡局面,未见冠礼的记载。目前关于魏晋南北朝冠礼文化研究的成果并不多,大多数学者是在较大的历史视域下研究魏晋时期的礼制风俗,其中梁满仓先生的学术著作《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1]整体上对魏晋南北朝礼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又如孙立群[2]、潘骏[3]、胡祥琴[4]等大多从礼制与社会文化的渊源关系角度展开研究。不难发现,针对魏晋南北朝冠礼文化的变迁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系统探讨魏晋南北朝冠礼变迁现象及其原因,有利于把握魏晋南北朝时期冠礼发展的实质。笔者认为,从魏晋南北朝冠礼行礼年龄变化的重要特征出发,深入地探究其衰落的实质及其原因,将会得到一些创新意义的结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行冠礼年龄分析  冠礼属于中国传统“五礼”中的嘉礼,是一个即将成年男子的加冕礼,属于汉族传统的成年仪式。它曾在历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有着明确礼仪规定和复杂流程[5]。魏晋以后,冠礼逐渐简化,并逐步走向衰落。关于行冠礼的年龄,据《礼记·曲礼》记载“二十曰弱,冠”,古代男子二十岁即可加冠,寓意成年。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行冠礼的年龄却出现行礼年龄提前的现象,具体映射了当时的皇权危机与时代特征。 1.1 冠礼行礼年龄的提前映射了皇权的危机 魏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皇权与外戚对立的局势,尤其是当幼主继位而无实权时,更需要通过冠礼的举行昭示王权的归属。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帝王行士冠礼时间普遍在15岁,纵观魏晋整体局势,皇帝冠礼年龄的提前显然与外戚权利的斗争息息相关。魏晋南北朝士族要么是不闻政事,要么便是帮助篡位,均以自己门第利益为转移[6]。特别是东晋时期(公元317—420年)属于典型的门阀政治,门阀政治的实质是皇权与士族的结合,二者相互需要,外戚身份的士族都需要皇权的青睐而发展自己[1]312-313。他们心系的并非国家利益,而是他们自己家世门第的利益,对他们而言只要不影响家世利益,撼动政治局势摧毁君王也无可厚非。因此,“废长立幼”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皇帝行冠礼年龄提前也就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形式。 据《晋书·孔愉传》附孔坦本传:“成帝即加元服,犹委政王导……依古礼,天子既冠,则当亲政,不当委政大臣。”由此可知,孔坦(公元285—335年)认为成帝加冠之后,继续让王导执政,国事就可忧了。又如《晋书·后妃传》康献褚皇后本传:穆帝幼冲,未亲国政,太后临朝称制。穆帝既冠,太后诏书:帝加元服,礼成德备,当阳亲览,临御万国。”再如《晋书.简文三子传》会稽文孝王司马道子本传:恭帝既冠“道子稽首归政”。因此,上自皇太后,下到诸侯王、在朝大臣,都有同样的观念:天子既冠,即已成人,“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原来的执政代理人自当还政于帝了。皇帝进行冠礼的寓意在于储君成人的亲政之礼,年幼的君主继位之初外戚或大臣掌权,这是王权的旁落,成人后应将管理大权归还给君王,归政时间即是皇帝举行冠礼之日。由此可知,冠礼年龄提前是为了避免外戚夺权,从而稳固政治的方式。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王室成员同室操戈已是司空见惯,反映出门阀士族在当时的强大影响力,这种现象随着隋唐时期(公元581—907年)科举制度的实行,才真正退出历史的舞台。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行冠礼年龄提前是对其政治权利的维护。笔者认为,当时皇帝可以亲自掌握国家的大权,冠礼在这当中的政治意义不言而喻。显然,皇帝的冠礼在维持皇权与世家大族之间的平衡发挥着重要作用。 1.2 冠礼行礼年龄的提前体现了时代的特征 人口要素是社会生活的首要条件,是生产力发展必不可少的主要力量。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强大人口的要素不可或缺,而魏晋南北朝则是中国极为少见的人口毁灭性时期[7]。东晋孝武帝太元五年(公元380年)五月大疫,“多绝户者”。战乱及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魏晋时期的人口骤减。《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有民户一千三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即西汉户数最多的时期,但经过社会动荡与战乱,至公元263年后,魏、蜀两国加上吴亡时的户口数总和,全国共有户一百四十六万六千四百二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8]。“天下户口减耗,(国家领民)十裁一在”,正是当时户口锐减的真实写照。 魏晋南北朝时期造成人口短缺的三个主要原因为:首先,持续不断的战争和王朝变更,如“八王之乱”使黄河流域沦为战场;与此同时,北方和西北的少数民族源源不断地内迁,已经进入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也继续向中原推进[9]。其次,世家贵族的强大政治影响力,他们通过掌控政治和经济特权藏匿了许多人口。如魏晋时期的佃客、部曲与世族地主具有人身依附关系,没有独立的户籍要附注于主人户下且无人身自由[10]。最后,佛教和道教在此期间的繁荣使之占据了大量依附人口,因此减少了国家控制的劳动力数量[11]。显而易见,魏晋战乱人口锐减,人民百姓的温饱问题都不足以解决,更谈不上礼仪的实施。当皇帝施行冠礼仪式来约束婚礼冠礼规范行为时,侧面激发了人民的成年人意识,提醒他们对国家的义务和责任,强调血缘亲疏、宗族观念等道德[12]。由此可见,礼的规范和教化互为表里的现象,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均可看出其对治国立身的重要性。国家政权稳定是稳固民心、促进人口增长的安定剂,而皇帝举行冠礼年龄的提前正是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它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儒学的式微影响冠礼在民间的发展 儒家礼仪贯穿整个中华民族的历程中,但其冠礼在魏晋时期的民间发展却缺乏创新活力、失去土壤,致使其在此时期处于低谷。《礼记》中“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宦学事师,非礼不亲……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这表明了礼仪的目标与儒家的价值观达到了多方面协同,显然礼是外化的儒家价值观,是用实际行为表达的伦理,所以魏晋时期儒学的式微与冠礼的衰落有着必然的联系,玄学佛教的蔓延也使冠礼失去了活力。 2.1 儒学式微导致士冠礼缺乏创新动力 士冠礼的传承与发展需要随着时代的变迁进行修订,纵观中国史,汉、唐、宋、明建立的王朝均对士冠礼进行过重新修订,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冠礼却出现历史缺席的现象。冠礼虽然始于原始社会的后半期,封建制度的建立使其跟随儒家发展而儒化,显示出浓厚的儒学氛围。在汉代礼仪文化被纳入儒家文化范畴,并被整合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制度。儒家对礼节的经典解释已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严格详尽地解释了中国的礼仪体系[13]。由此可见,儒学作为礼仪的思想内核,也是冠礼发展的必要条件与精神依托,冠礼作为儒家思想的外在形式,是儒学传承的显性表现,两者辅车相依。冠礼是儒家礼仪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礼之始也”,为政权稳固和儒家思想的崛起起到了积极作用。汉人掌握政权时冠礼总能得到推崇,反之,在儒学及汉族衰落情况下,经常受到冷遇[14]。魏晋时期有违背儒学倡导的征象出现,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存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其间不可称数。”由此可以看出,东晋与南朝之间士庶兼存在分居的习俗,这种父子兄弟异居的行为被认为是蔑视礼法备受争议。在魏晋时期穿衣或不拘礼节,“服妖”便是其中典型,在传统儒家礼仪中只穿单衣单衫不合礼法,但魏晋时却不乏出现,如《晋书·五行志》中言:“孝怀帝永嘉中,士大夫竞服生笺单衣。”此外,竹林七贤中阮籍(公元210—263年)母亲去世,其“居丧无礼”“以重哀饮酒食肉”的行为是对儒家“孝道”的诋毁;惠帝末年,西晋官员、名士王澄,解衣爬树,裸身抓雀的行为视作通达、高雅的情趣,也与传统儒家礼仪背道而驰。综上所述,不论宗教礼法、言行举止,还是穿衣着装均透露出士人对儒学的轻视,也侧面反映出儒学遭到冷遇,且冠礼从属于儒学礼仪的一部分,自然也失去了创新活力。 2.2 玄学佛教的兴盛使士冠礼失去民间土壤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涌现在士人阶层的思潮,此时期玄学与儒家相对立提倡思辨精神与解脱。佛教和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蓬勃发展,最初是统治者为了稳定政权而传播给人们的精神麻醉,但群众常突破佛道的界限利用其组织起义,抵制统治者的压迫[15]。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代替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世人追寻放浪形骸之外的洒脱情怀,人们以内在思想和精神状态来体现自我。此间遍布佛教寺庙,僧侣人数激增,北魏时期尤其繁荣。太武帝拓跋焘曾一度灭法,但是在文成帝拓跋濬继位后佛教又快速复兴。“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躯),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后来,“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可见当时佛教的影响力与规模非同一般,故杜牧(公元803—852年)在《春日绝句》中所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绝非夸张之词。西晋时期出现了统治阶层信奉佛教的现象,有些还是虔诚的居士。南朝士大夫与僧人交游密切,因在玄理上认同,亦为玄理上之结合[16]。由此可知,在政权更替的特殊时期,不同阶层人士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玄学与佛教的思想渐入人心、给民众带来慰藉,为其后来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使其信众力量不断壮大。笔者认为,冠礼作为儒学外在礼仪的表现形式,与佛教的传播过程发生了碰撞与冲突。玄学与佛教倡导的避世、不染红尘等观念显然与儒学冠礼赋予人成家立业的含义相违背,因此无需冠礼的举行来印证士人的成人意识。这一时期士人思想向少私寡欲、清净无为方向并拢,这也显示了此时期冠礼发展遭遇瓶颈的必然性。 魏晋南北朝冠礼式微的原因分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冠礼式微,究其原因与当时外化条件密切相关。首先,经历封建经济结构重大变革,政权频繁交替、思想意识、文化形态发生变化;其次,朝代更迭、五胡乱华等变革使得社会动荡,缺乏安定条件;最后,人口迁移、胡汉交融,产生了生活习惯与服饰的变化,以上均与冠礼式微不无关系。 3.1 主流思想更替是其变革先声 玄学与儒学的对立,使得儒学失去了根基,扭转了前朝儒学之正统地位。《后汉书·儒林传序》提及:汉明帝尝在明堂而朝群后,“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可以看出,儒学在汉代被视为正统思想和永恒的真理。正如董仲舒言:“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又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但在汉末儒学思想出现危机,仁人志士都对其产生了愤懑与悲观的情怀。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被奉为官学。儒家思想占有一定的地位公共意识形态,这使其与官职密切联系。不能切实履行儒学教化的人仅为达到为官的需要,产生心口不一的状况,使得儒学完全成为做官的门径,向着工具化、虚伪化发展。然而在东汉后期,豪强地主恶性发展,宦官与外戚交替专权,士人与宦官之间斗争激烈,依附于各个集团的文人在斗争中不断沉浮,朝不保夕,内心深处于一种悲愤苦闷的状态之中。鲁迅先生在《北新半月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道:“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为远离政治斗争的是非之地,寻求精神上的安慰与解脱,因此饮酒服药,放浪形骸,成为这一时期中下士人的生活状态。 由此可知,儒学的发展在汉末失去了征服人心的力量。由于社会长期处于不稳定的动荡之中,人民生活信仰变成求保障图安宁,魏晋时期战乱民族阶级矛盾给人生带来的痛苦,使得世人的思想重心已非显示政治,而是个人的生死与解脱。玄学直面这一问题,它更加适应当时思辨求理的人文思想环境,因而迅速壮大,成为魏晋南北朝的主流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足鼎立,儒家学说明显滞后于佛道两教,这一时期佛教的般若学本身有着极高的理论水平与玄学理论融为一体。道教吸纳了玄、道、气等多个哲学范畴,虽与哲学不能完全媲美,但亦有很高的抽象思维水平。道教与佛教都对儒学采取了调和的态度,反而儒学对佛、道二家缺乏宽容精神。笔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式微,佛教输入,玄学兴起,使得士人思想空前活跃,思维角度由共性向个性转变,审美对象由外在纷繁转向内在的本体,因此这一时期儒学的衰微,导致冠礼受众局限也是必然。 3.2 社会分裂动荡是其客观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迁移到中原,汉族南迁。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纷战割据也长达270年之久。在此时期的三百年间,战争与社会动荡几乎填补了所有的时间,包括汉朝的灭亡、汉朝的战争、三国纷争、八王之乱、西晋瓦解等,这些战争造成了文化上的缺陷,中原地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抨击。而五胡十六国与南北朝之间的社会发展趋势从少数民族与汉人之间的族裔争斗转变为民族融合,从汉族文化的思想文化排斥到汉族文化的学习和模仿,并最终与南方政权争夺华夏正统地位[17]。这场持续不断的战争打破了少数民族的原始分布方式,并不断使他们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然而大规模的迁移,也将引起社会环境与中原汉族冠礼文化的冲突。首先没有良好的外在和平环境与条件,冠礼举行便失去了安定场所;其次战乱的环境使得物质条件匮乏、人民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更何况精神层面的礼仪教化的实现,人们也自然对儒家礼仪的约束有了逾越;再者,儒学冠礼的发展在战乱中给予不了人们精神的支撑,对于疾苦中的百姓而言,只是空谈而已,这就一定程度上影响儒家冠礼的更新发展。总之,社会分裂动荡对礼仪的发展和巩固是非常不利的。 3.3 服饰交融变化是其直接原因 由于长期战争和政权更迭,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向南迁移,这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成千上万的北方少数民族开始与汉族生活在一起。因此,在生活习俗、生产技术和服装方面也逐渐融合。先进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吸引周边游牧民族改变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着装形制,融合到华夏民族,最终逐步形成人口数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汉族[18]。魏晋南北朝时期,服装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为承袭秦汉之制,另一为少数民族服饰得到了空前的大融合。如裤褶、祢裆、半臂等皆为民族交融的产物,这些服装以方便劳作的特性受到汉族劳动人民的欢迎,一直沿用到唐宋以后,仍然十分流行。 就此而言,若无民族间的相互学习、融合,亦无祖国的统一发展。作为中国历史上融合程度最广的一个朝代,魏晋时期也为隋唐盛世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笔者认为,魏晋时期服装不拘一格,显然与当时复杂交融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而此时服饰制度也由一元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因穿着习惯的改变,儒家服饰被胡服所取代,冠礼作为儒家服饰礼仪的一部分,由于缺少载体也变得不复流行。 结 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冠礼的衰落背后隐藏着深刻历史原因:社会大环境的动荡使其失去物质基础;佛教玄学盛行使其背后支撑的儒家礼仪文化遭到冷遇;民族服饰交融使礼仪服饰习惯有所改变。此时期形成交错但有序的矛盾场景,究其冠礼变迁隐藏着丰富的政治内涵,而儒学是巩固政权的思想支撑与冠礼的兴衰密切相关。冠礼作为儒家文化的载体,自始至终折射出儒学伦理与宗族情节,胡汉交融使得服饰注入新鲜血液,世人的审美与思想在碰撞融合中也变得丰富多彩。该时期冠礼的式微并未一直处于沦落的阶段,反之为其复兴积累了更丰富多元的文化条件。冠礼的衰落在当今传统服饰礼仪文化重现建构的背景下,值得审视。其作为独一无二的中国传统成人礼,后期经过漫长历史进程的渗透影响,构成了中华民族礼仪文化的独特篇章。 （参考文献略） PDF下载 来 源 | 《丝绸》2021年 第58卷 12期 发 布 | 浙江理工大学杂志社新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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